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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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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很清楚这种危险，所以他按兵不动。
按理说，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很乐于对蒋介石所采取的任何初步行动表示欢迎的，尽管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号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阵线。
在中国，共产党人受命寻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对于经过长征而被严重削弱的中国红军来说，新的决议制定的下列方针是很不现实的：“在为解放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中，苏维埃必须成为领导核心。”
这些说教自然不受毛泽东的欢迎，他对共产国际决议所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在党的宣传中不再把蒋介石说成是反动派，而统一口径把他称作“民族败类”。
毛泽东认为，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在1936年春，共产党秘密和张接触。他们受到张学良的欢迎，张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里来。
蒋介石对少帅和共产党人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完全不满。他认为，在他重新开始“剿共”行动的时候，他将有机会同时消灭共产党和张学良的部队。
这样，就可以除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的少帅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关于1936年间毛泽东的军队迅速恢复并壮大的报告。10月，两支国民党部队投向新根据地的共产党。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只有二万人马，现在他已经指挥大约八万人了。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
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经计划好的第六次“剿共”战役。
蒋介石头一次看到张学良不愿意服从命令。张学良解释说，他知道共产党现正在准备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实行一项抗日的全国政策方面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他主张和苏联结盟，并建立抗日联合阵线。蒋介石“非常痛心”。作为他的一个部下，而且一贯忠于他的张学良怎么能建议他和共产党联合呢？他大发雷霆，大骂张学良，并宣布张学良已经失去他的信任，接着就返回他在洛阳的司令部。
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正加紧对日本的秘密备战，但他并没有改变其既定的战略次序。实际上，离开西安后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逮捕上海救亡运动的七位著名的领导人，关闭十四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罪名是宣传抗日。
此后他开始做他私人生活中比较公开的事——按中国的算法，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应该算作四十九岁生日）。祝寿之日为1936年10月31日，他本人在古都洛阳有意简单地庆祝了这个日子。两块很大的生日蛋糕被拿上来，在蒋介石吹灭蜡烛之后，蒋夫人把切成一块块的蛋糕分给当地显贵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个场合，蒋介石在一篇给国人的祝词里颂扬了他的母亲。
在其他地方，庆祝活动就不是那么鸦雀无声了。一年前公开征集的祝寿资金已经收集到很多，足够用来支付购买100架美式飞机的费用，在南京，200000人聚集在明宫飞机场观看飞行表演，他们在一幅巨大的画像面前点火致敬，按中国的礼节三鞠躬。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
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西安事变。
11月底，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出其最精锐的部队。著名的第一军，在胡宗南的率领下，搜寻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共产党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军已受到包围。红军发起进攻，消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几千挺步枪和机枪，作为额外的代价，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军。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后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战争还会遥远吗？
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走上民族联合的道路，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
就好象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通过他的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第六次“剿共”
计划。
首先，他派出大约1500名蓝衣社“特务”团成员，由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这支部队组织良好，从秘密指挥部出发投入行动，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蒋介石抛开所有其他目标，召集全体将领，在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最后落实第六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宣布，如果张学良拒绝执行命令，不参加“剿共”战役，他将被解除职务；他的部队也要被解除武装。
但是，一场奇怪的、经过预谋的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蓝衣社分子在睡梦中被逮捕，被解除武装并关押起来。大部分参谋人员也被监禁，警卫人员投降，五十架飞机和它们的驾驶员也被扣押了。
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是一出急转直下的戏（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指出的那样）。委员长当时正住在距西安十里的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疗养胜地临潼。早晨5点钟，少帅的警卫队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旅馆，当他们受到哨兵的阻挠时就开火了。委员长的警卫大吃一惊，但还是抵抗了很长时间，使蒋本人得以逃走。
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锻炼之后正在穿衣服。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不体面的详情）。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上，在那他遇到了几名卫士，在山顶上，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几名警卫被打死。
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一次——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在明亮的日光下，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那时他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雪一直在下，他浑身发抖，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时都划破了。
这时，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愤怒，他全身颤抖，大声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孙鸣九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
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实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一名侍从才带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到了平地，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进西安城。
在城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张学良走进来，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他毕恭毕敬地称蒋为“委员长”。
对此，蒋介石给以回击：“既然你叫我委员长，你就是我的部下。如果你还把我当作你的上司，就马上把我护送到洛阳去，否则你就是个叛徒。如果我是在一个叛徒手里，你就马上杀我好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说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一声不吭。
不久，就有消息说杨将军的部队打死或打伤四十多个委员长的警卫，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十七名高级官员和将领被关押起来。
少帅交给蒋介石八点要求，但蒋拒绝答应。于是张学良等人把这八点要求电告南京，上面还附带有许多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官和官员个人签名。
他们提出的要求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共同承担抗日救国的责任。
2、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
3、释放上海的爱国运动领袖。
4、赦免所有政治犯。
5、保证人民集会的自由。
6、保护人民建立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7、实现孙中山博士的遗愿。
8、立即召开全国救亡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件第二点中重点标出的部分在国民党的文本中找不到，或者确切他说只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有这段话（第409页）。很清楚，就连斯诺也用了斜体字，他只是要明确地强调它的重要性。
在主张“武装抗日”这个问题上，任何潜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归根到底，这就是逮捕蒋介石的首要目的。正如斯诺确切指出的那样，八点要求中有七点恰好和“全国救亡”的主张相关，而这个主张是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提出来的。想必少帅在西安事变期间和共产党进行了商议。不出所料，后来苏联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军马上声明他们支持八点主张。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大大震动了中国，中国人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这一点甚至一些反对派的见证人也承认，而且得到许多中间人士的进一步肯定。埃里克·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稍晚的时候，蒋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北平，震动了整个校园。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教授和学生们都突然关心起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了。北平决不是一个拥蒋的城市，但是在以后的几天里，到处都在为蒋的安全担忧。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左翼团体在西安事变期间不同寻常地保持沉默。
这种普遍的忧虑与后来发生的奇怪的神经战有密切的关系。这次扣蒋事件的制造者张、杨二人，曾经坚信那些因蒋介石一统天下的野心而受害的军阀们会联合起来做他们的后盾，指责蒋介石。
但事情恰恰相反，冯玉祥、胡汉民（他刚刚去世）的追随者，甚至包括桂系军阀，全都声明支持并忠于蒋介石，并要求释放他。这使两位将军明白了他们的困难处境。
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命孔祥熙为代理行政院长，任命冯玉祥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调动军队。而张学良则被免去所有职务，并要提交国家军事委员会予以处罚。12月12日，孔祥熙和宋美龄乘快车从上海抵达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表现得很愤怒。他建议对西安进行讨伐，用飞机轰炸来削弱对方的士气。
这时，蒋夫人指出，飞机轰炸分不清目标，蒋介石本人也可能被炸死，何将军勉强地收回他的建议。
共产党左右为难。
苏联人对这次扣押事件感到震惊，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12月14日，苏联报刊严厉指责扣押者，还异想天开地指责张学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在苏联人眼里（根据书面资料来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是唯一能够在中国实现抗日联合阵线的力量。
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很难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可能是把蒋介石带来进行审判，然后处决他。
但这时莫斯科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要为建立蒋介石领导下的民族联合政府而努力。这时，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小小的喜剧。
周恩来，这个在1927年蒋介石政变中从上海行刑队的枪口下逃脱的人，如今却被延安派到西安来救蒋介石的命。
12月中旬，周恩来到了西安，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这时仍很虚弱，背上的伤口还在疼痛，在心理上，他也为自己的痛苦遭遇感到苦恼。一看到周恩来，蒋介石脸色变得苍白——他一定记起了自己曾悬赏80，000元买这位客人的头。但周恩来很克制，表现得很友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少帅，两人都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经过一阵很冷淡的沉默，蒋介石听了周恩来对共产党观点的详细说明。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以后谈判日复一日进行，一直到12月25日。
无论是在他的日记里还是在他的著作《苏维埃在中国》中，蒋介石都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会面。
很多年以后，我从蒋的密友陈立夫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的背景。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曾派他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被捕后，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参加谈判的还有苏联代表鲍格莫罗夫。周恩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们抗日的话，我们将和你们合作。”
对此，陈立夫反驳道：“如果我们抗日的话，你们应该和我们合作。”接着他提出四点作为国共协议的基础。
1、中国共产党应该维护三民主义。
2、共产党应该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3、红军应该解散。
4、中国的苏维埃组织应该予以解散；但是，可以和延安签订一个特殊协议，根据协议，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
周恩来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按陈立夫的说法）。
陈立夫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答应可以不帮助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意去见少帅，告诉他和他的追随者不要再给他们自己找麻烦，因为无论如何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了。
陈立夫声称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蒋介石的，同时他还指示日本共产党采取一项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爱国”政策。
这些观点中的第二点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没有别的证据来证明第一点。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可以从扣押蒋介石中获得益处，因为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来加速实现他抗日的决定。
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澳大利亚人w·H·端纳出场了，他曾效力于张学良，现在则作为中间人为南京方面服务。他受到热烈欢迎，端纳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4日（在周恩来到达的后一天还是前一天尚不清楚）。15日回到洛阳之后，他打电话向南京作了汇报。当时南京方面正处于绝望和频频发来的各种关于委员长死讯的情报之中，而端纳能够进一步证明他还活着并且受到优待。
这个消息使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
这位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在12月22日蒋夫人到达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读《圣经》
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
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很多年。蒋介石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决他十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他被赦免，但不光是到国民党1949年失去中国政权为止，就是在国民党流亡台湾以后，张学良仍被软禁在屋子里（在1975年我写作本篇时，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动）。张学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不安，他（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曾以个人名义保证张到南京后不受惩罚。
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
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
他的终生好友张群被称为亲日派，并被免除了在外交部的职务；共产党受邀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定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准备工作在不断进行。
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共产党受益匪浅。他们不再受到骚扰，并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
第十五章 日本全面侵华
蒋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秘诀。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但蒋介石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其直接结果是让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为国共两党不再处于战争状态，都明确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西安事变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几乎可以肯定，西安事变加快了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步伐。只要蒋介石明显地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日本人就会继续平心静气地慢慢推行他们的高压和吞并政策。但西安事变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蒋介石的战略次序起了变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军方的小册子曾详细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过程，并预言政府军队不久将和红军联合起来。第二年初，日本人还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有大批的北京学生报名参加二十九军。看到这些情况，日本军方决定加快他们侵华战争的进程。
“我真的相信共产党已经悔悟了，”很多年以后蒋介石这样写道，“他们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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