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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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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的努力失败以后，德国军事教练团撤走了，也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自愿留了下来。
大批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大约有500人，其中有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声大震的将军：朱可夫和霍可夫。
那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正在全面展开。
12月底，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他当时的经验，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
他解释到：在苏联，任何嫌疑分子都会立即被逮捕，送到内务部。一旦进了内务部，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西伯利亚就是地狱。
尽管蒋介石偶而也表现得毫无怜悯心，但他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然而不久，他就对惩罚感兴趣了，他发现迅速处决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惩治办法。
山东军阀韩复榘由于不遵守委员长的命令，率领所部撤出山东，把山东让给了日本人。委员长下令逮捕他，送交法庭判决，并于1月24日将其处决。同月，还有另外九名军官被枪毙，三十名军官因有背叛嫌疑而被革职。
但是其他军阀却受到重用，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白崇禧还担任了总参谋长。特别是冯玉祥，他从韩复榘的死中捞到好处，把韩的侄女纳为妾——后来冯玉祥夫人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南京陷落以后，蒋介石放弃了他所有的行政职务，他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让孔祥熙继任。
从那时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曾决定集中精力进行一些军事战役。
其中一部分战役取得胜利。例如，在山东南边的八庄，日军在现代意义上的直接战争中受到第一次沉重打击，损失4。2万人。在郑州会战中，国民党用炸药炸开黄河大堤，致使河水泛滥，几干名日军被淹死，洪水还吞没了日军许多大炮和其他装备。
但很多无辜的百姓也在洪水中丧生——到底死了多少人已无从知道。蒋介石人为地制造的洪灾淹没11个城市和4，000个村庄，共计两千万农民被迫离开家园。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得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农民不断地远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热烈地欢迎中国共产党。
虽然蒋介石已经辞去了日常行政职务，但他希望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确认。1938年3月29日至4月2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时地授予他这种权力。他当选为党的领袖（总裁），对所有国民党的决定拥有最后裁决的权力。
他需要一位副总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的对手汪精卫，汪很有才能，也很不可靠，但是，让其担任公职，接受领导比让其逍遥自在和密谋策划更为安全。
汉口时期一直到1938年10月告一段落，身临其境的外国观察员报道了这个国民党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面对死亡的危胁和强敌入侵的压力，在混乱中达到了一致的和谐与统一，一些作家和记者以及有才能的专家来到这个临时作为首都的工业城市，为抗战尽他们的一份力。国共两党携手工作，在内政和军事计划上进行合作。
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
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他放弃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空袭时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个记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混乱。
在此之前，尽管经受了不断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了繁荣的纺织和消费品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但是几乎不存在什么重工业，战争爆发时，钢的总产量每年不超过10万吨。在战争开始之前，蒋介石召见他手下很著名、很有能力的经济事务部部长翁文（氵颖）博士，让他制定出一个把工厂和工业全面转移的计划。
翁文（氵颖）为人和蔼，工作卖力，而且非常廉洁，他在某个时候完成了这个计划，1937年7月，日本一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
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1939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达4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的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后，日本攻势暂停，他们希望蒋介石不久就能投降。
当他们发现蒋介石并无放弃抵抗的迹象时，就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当日本人深入中国内地时，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在他们到达之前拥挤在道路上，做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迁移。澳门和苏州在5月失守。6月，开封和安庆沦陷。
同时，在遥远的地方，日军决定试探性地进攻苏联远东军。1938年12月7日，日本驻苏大使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朝鲜及苏联和中国的接界地区，宣称这个地区应归属“满州国”。在随后的军事冲突中，日军先是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在8月11日被击退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从象征和心理意义上讲，最坏的新闻莫过于广州这个革命的城市不幸在10月21日失守。在城市陷落之前，敌人无休止的轰炸使3000人丧生。
四天以后。汉口这个临时首都陷落了。在10月25日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一篇讲话，他说：“尽管敌人暂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耗费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伤亡数万人。他们占领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座空城……从现在起，我们将全面开展抵抗运动。”
蒋介石曾想在岳阳建立临时指挥部，岳阳位于武昌和长沙之间，但是他发现这座城市大火冲天，用来制造焦土的火焰正在蔓延。他认为毁城为时过早，因此把两名高级军官送交法庭审判，予以枪决（原文如此——译者）。
依靠微弱的空军，中国人面对日军不断的空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1938年2月24日，中国空军在台湾的台北上空击落四架日机。5月20日，中国的大型单翼飞机向日本撒下很多传单，表明日本人没必要躲避中国人的空袭，中国人并不象日本人那样肆意屠杀和平居民。
这一年不仅对后退的中国人，而且对进攻的日本人来说也是艰苦的一年，霍乱和疾病使日本人损失惨重。
但是，在1938年底，日本就宣布他们占领了有1。7亿人口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日本还令人难以置信地宣布，作为死亡5万日军的代价，8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打死。此后，日本停止了大的攻势。第二年，日本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形势出现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安顿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和海上断绝了联系，除了苏联的援助物资取道陆路从中亚和缅甸公路运进之外，他们完全处于战略上的孤立状态。
对于蒋介石的“大撤退”，日本军事战略作家末至磨在他七十年代的著作《日本的血腥战争》中有这样的描写：
尽管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落后、缺少训练而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然拥有七百万一线作战力量，不断骚扰日军，使他们疲惫不堪。
实际上，使日军很头疼的是中国军队“以撤退代替进攻”的战略。虽然存在着区域性的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但是一般说来，中国军队是以撤退（而不是进攻）来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中国领土“广阔而纵深”，中国军队行动迅速。
疲乏的日军迫不上他们，特别是在供应线经常被切断之后。
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的主力一直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日军几乎是顺利地占领了城市、据点和铁路……但他们要照顾如此之大的地盘，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从中国军队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胜利；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不是一个失败。中国人使战争向内地发展，从而在那里展开决战。
日本军队的传统战略是突破敌人的前线，把敌人劈成两半，进行迂回包抄和各个击破。但是这种战略对中国军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日军突破之前，他们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从技术上讲，中国军人很有灵活性。
那时，有人建议日军应该缩小战区，主要驻守华北、南京和上海。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的人，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人。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
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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