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2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一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德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贝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二十五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七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他说：“很自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封电报。
　　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将以代理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福兰克林·F·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未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作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万5千兵力、20万7千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确定在11月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僵持仍在继续。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中苏定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正式通报了雅尔塔会议的协定。
　　美国决定牺牲中国、支持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消息，显然震动了蒋介石。但他保持了平静，他建议，中苏签定任何协议都应有美国和英国参加，大连港的海军基地应由四国联合处置，而且英美应该参加中苏移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讨论。
　　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复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塔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