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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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的群山挺拔宁静，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住所安置在雪窦寺。这是浙江一座山脊上的佛教寺院。随行人员住在溪口，这里是他的出生地，离蒋的住地约六英里，地势低3000多英尺。
　　蒋向追随而来的美国来宾声称，他打算在今后的五年里走访国外，学习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这话或许带有瞬间的诚意。
　　一个新闻记者写道：“他的引退是一个神话，”
　　蒋身披中国式的长袍，显出一种学者的风度和守旧的外观，这与军事政治家那种生气勃勃的形象颇为不符。大量的信件送到他的手里。
　　那时，他还未完全从国家事务中摆脱出来，但是不管怎样，他的压力减少了，而且他可以集中精力转向其个人生活方面。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个悲剧；尽管有了一个儿子蒋经国。
　　这暗示着他与其妻只具有一种最低限度的亲密关系。他几乎不了解他的妻子毛福梅。首先是他的军事训练，其次是革命，这些事情耗费了他的精力，也吸引了他的兴趣。
　　在他为数不多的探家期间，毛反复劝说他放弃戎马生涯，但这几乎等于让他放弃生活。这样的彼此缺乏理解或许就是他对毛粗暴的原因。她的兴趣所在是家务，政治让她感到迷惑并且她也不为之所动。
　　1921年，也许是因为蒋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他决定离婚。
　　霍灵顿·唐宣称这一安排是非常友好的，并且对她很慷慨。但这一评论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在蒋看来，此举意在摆脱其前妻。
　　当时，在给内弟的一封信中，蒋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简直难以忍受她的脚步声或她的身影，至今为止，家的概念已是名存实亡了。我与她离婚的主因是十年痛苦的结果。
　　这不是轻率的决定。你是一个有见识并且明智的人，我想你是能够为我的幸福着想的，使我从终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大约一年之后，在广州孙博士家里，蒋介石遇到了一位父亲富有并受过美国教育的年轻女子。
　　她对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她热爱她的国家，而且他可能认为她的志向正好与他一致。对于一名政治军事活动家来说，这是完美的结合。她就是宋美龄。
　　她的父亲宋查理自年轻时起一直是一名基督徒，并是一个无比热情的皈依宗教者。作为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他回到了中国，担任了牧师。
　　但是，他并未意识到他作为一名制造商大发横财和通过卖《圣经》而致富是与传播福音水火不相容的。他的妻子与他共同献身于基督教事业。她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并且个个都功成名就，这使他拥有一个平衡的家庭。
　　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第二任妻子并且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大女儿霭龄与银行家孔祥熙结婚，孔后来担任财政部长。儿子宋子文在武汉政府中任职，但后来却成为蒋的财政部长，另外两个儿子宋子良和宋子安在上海金融界和企业界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
　　宋氏三姐妹都非常漂亮、聪颖，而且意志坚强。蒋下定决心之后，就一如既往地迅速行动起来。
　　当他提出结婚的要求时，宋美龄只是温和地听着，但是，据蒋后来说，她“并不感兴趣”。实际上，当时她已和刘季文（后来的南京市市长）订了婚。但她同意可以与蒋通信。在以后动荡的五年中，他一直坚持写信，向她求婚。
　　1927年5月，上海政变后不久，蒋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家为此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宋霭龄赞成，而宋子文完全不同意。尽管宋氏姐妹独立性很强，而且追求解放，但宋美龄已明确向蒋说明，没有宋母的同意，她不会和他结婚，而宋母并不怎么重视这一婚事。
　　在这次家庭会议中大家还提出了很多问题。用中国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士兵，蒋是属于传统的低层次的人，此外，他结过婚———次，或许还有一次——除非他可证明他已离婚。随后，宋夫人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蒋生活中的其他女人的传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不是基督徒。
　　导致蒋介石如此坚定地求婚的原因究竟是爱情，还是政治野心呢？或许二者兼有。
　　胡霖（《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该报普遍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中国唯一独立的报纸）在一次谈话中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显然把自己视为一名英雄，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古都是英雄爱美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在蒋写给宋美龄的一封情书中，“爱情”却处处可见。该信于1927年10月19日发表在天津的一家天主教报纸上。
　　“我对政治活动再无任何兴趣了。如果我这一生中有什么敬佩的人的话，您，我的爱人，是唯一的一位，早在广州的时候，我便托人带信给你的哥哥姐姐（可能是宋子文和孙中山夫人）表达了我的愿望，但杳无回音。那时，这可能是因为政治关系。
　　现在，我已隐居在这个山地荒野之中。我感到自己已被整个世界所抛弃，充满了绝望。回想起在前线所经历的数百次战斗和我自己的那种英雄主义，我只感觉到那种所谓的功绩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你的天资、美丽和品德却使我永远难忘。唯一的问题是，我的爱人如何看待我这个已被世界抛弃的迟伍的士兵。“
　　就在1927年深夏蒋宣布“引退”的时候，宋美龄终于使蒋知道，她同意他做自己的丈夫，但这还要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她的母亲。
　　1927年9月23日，蒋带着一小队随从离开山里的寺院，到达了上海。人们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他重返公众生活？他回答说：
　　完全不是。他是来赢得和寻求他的新娘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上海举行婚礼并到国外旅游一年。
　　28日，蒋乘船抵达日本。东京新闻界忽视了他在辞职声明中所说的关于日本阻挠其进行北伐的一些话，为他做了许多溢美的宣传。听说他要来，宋夫人便躲到日本东部，以扩大彼此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镰仓，蒋还是找到了她，并且，迫于宋霭龄的压力，她终于同意见他一面。蒋带来了可证明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证件（第二件婚礼显然被视为无效），并且已经“平息了那些搬弄是非者所制造的其他谣传”。
　　但他是否准备做一名基督徒呢？蒋象往常一样微笑着说，他将尽最大努力并准备研究《圣经》。他不能事先做出许诺，但他的确表示要试一试。
　　宋夫人的反对崩溃了，不久，她便答应了这桩婚事。
　　1927年12月1日，两个仪式同时举行。第一个是宗教仪式，在新娘家中由戴维博士主持。第二个仪式在大华饭店举行，宾客如云。
　　当天，蒋和他的夫人起程度蜜月。他们先在杭州小住，然后到了浙江的莫干山。那里湖水涟漪，树木葱笼。，山水交相辉映。
　　在某种程度上，宋美龄对她的丈夫有一种软化的影响，他学会了用英语“达令”称呼她。但是他的口音太重，所以没有人能真正听懂他说什么。
　　据说，他的警卫员总是无意中听到“达令”这个词，以为这一定是上流社会称呼“太大”或“夫人”的时髦说法。
　　有一天，宋美龄让一名警卫给蒋捎带个口信，这个不幸的家伙双脚立正，尊敬他说：“先生，达令让我告诉您……”
　　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这名警卫并未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涵义。
　　他摆摆手，让这名警卫走开了。
　　1946年夏天，埃里克·周到桂林采访马歇尔使团。有几次，他站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旁，清楚地听到他们彼比称呼对方为“达令”。这大概是他唯一经常使用的英文单词。
　　在这里还可以引用后来的另一个评价；在1948年夏天与埃里克·周的一次私人谈话中，霍灵顿·唐这样评论道：
　　“夫人（指宋美龄）为总统做了许多好事。她使他对国际事务更加熟谐，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从他们结婚以后，他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现在，他对《圣经》的每一个章节已非常熟悉，以至于有资格做传教士了。”
　　在1927年蒋结婚的那天早晨，他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将毋庸置疑地取得更大的进展。因为从今以后，我可以安心地承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二人决定尽我们的全力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蒋到日本之后，两位广西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与何应钦一同打退了逼近南京的孙传芳的军队。基督将军冯玉祥此刻正激烈地与东北军阀张作霖作战。而另一个姓张的军阀也从山东省开始进攻河南省。冯想到了刚刚结拜的的兄弟蒋介石，他劝说山西军阀（“模范长官”阎锡山）和他一道拍电报，邀请蒋回来。但是，蒋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对此不加理会；正如蒋所料，自从他离开南京以后，形势每况愈下。29日，一个新政府——名义上是“联合”的——在南京成立。其内阁成员包括国民党右翼分子和解散了的武汉政府的行政人员：
　　11月，汪精卫伙同靠不住的胡汉民一道（毕竟胡曾是他以前的朋友与合作者）在广州另行设置了一个“国民政府”，宋子文也在其中。
　　在北京，张作霖于6月18日自封为中国海陆军大元帅，值其统治仍处于风雨飘摇中。中国似乎比以前更加难以统治了。
　　这时，共产党人正努力恢复他们的力量。8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后几天，共产国际派特使罗明纳兹来到中国，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
　　共产党听从了莫斯科的指挥，放弃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建立乡村苏维埃的计划。
　　实际上，毛泽东的时代还未真正来临。毛此时只是局限在湖南开展活动，而包括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内的新的革命武装正期望着新的革命进程。
　　9月9日，著名的秋收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一个战略目标便是长沙城。15日，毛意识到这次进攻注定要失败，便取消了这一计划。此时，他已被革除所有的党内职务，然而由于通讯条件极差，直到第二年春天，他才得知这一消息。
　　12月，共产党又勇敢地举行了一次起义。尽管毛已被撤职，但党又重新接受了他的主张，即迅速建立苏维埃。然而，这次他们却决定从城市着手，地点是传统的伟大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12月11日，经过精心训练的赤卫队攻占了警察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府——后被称为“广州公社”。12日，在海军炮轰的支持下，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军事反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屠杀（精确数字不得而知），其中有10名俄国人。14日，国民党关闭了所有的苏联领事馆和商务机构，中苏外交关系随之破裂。在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处于退却状态。
　　蒋介石又积极活动起来了。汪精卫在蒋举行婚礼时曾去上海，两个握手言和。
　　当蒋度蜜月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12月3日至10日在上海开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恢复了蒋总司令之职。
　　第十章　蒋“统一”中国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1928年，蒋介石重新开始北伐，占领了北京，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至少在报纸上，他使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除了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大军阀都投到他的旗帜下，而当蒋进入北部首府时，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也死了。
　　至于共产党，蒋在那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认为他们将再也不会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的确，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国民党军队显而易见地占了上风。
　　但是不久，局势便明朗了，1928年旋风般的胜利。只是一个虚幻的梦。蒋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队的力量和其他一点别的东西。他宣称要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这一理想却远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其他力量中，有蒋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
　　蒋始终想挫败他们，但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到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壮大。192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象一个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的力量减少到几百人。他们行军至横跨湘赣两省的井冈山地带的险恶山区。早在1927年11月，他们就到达了这一新的山区根据地。第二年2月，他们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这支联合起来的部队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数达到八千至一万人。
　　毫不夸张他说，在这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多不超过900平方英里的小地方，毛泽东为他未来征服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正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只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装，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政治训练。它还是一支平等军队，俸禄极低，但人人都有。从将军到士兵；每天同样都是五分钱。资金“只能通过剥夺土豪获得”（毛泽东写道）。
　　毛努力使农民和部队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创立阶段，他们鼓励农民参加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
　　由于这些贫农几个世纪来的确一直受到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参与这种行为时颇有一些积极性，而且，他们把部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和他们自身的延伸。此外，毛还为部队在分配到贫农家住宿时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当毛在那岩石指挥部里刚安定下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恢复他在国民党和国统区中的独裁地位。他的同僚们实际上已把他视为“永久的”统治者，虽然他们并无此意，使他们意识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资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关闭苏联办事处之后，蒋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为和新娘呆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迫使他的同僚们请他复出。
　　1928年1月2日，蒋收到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复他北伐军的领导职务。4日，在又收到几份电报之后，蒋才登上火车重返首府。途中，两起互不相关的使火车脱轨的企图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复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誓效忠，开始着手于北伐的完成。
　　现在，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同意蒋辞职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他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他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只是党的主席团中的一名普通成员。这次国民党的党内选举是2月份在南京举行的，到会者均同意不再开展军事上的强攻。
　　他的同僚们可能曾经希望限制他的权力。但蒋不可避免地支配着会议。
　　临近1月底时，他企图通过公布新的宣言来获得知识界舆论的支持，蒋说，中国应停止与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宣布它与这些国家的条约无效。对苏联的新政策应得到确定并进行认真的解释。
　　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确实发生变化之前，这项政策仍将有效。在这篇宣言中有一个奇怪的建议——就是中国应帮助殖民地和从属国“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自我解放。
　　在谈到蒋在国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需要介绍一些背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主主义，而它从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绝非是人民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鲍罗廷影响极大的国民党“一大”便提倡国民党一党专政。
　　孙博士自己解释到，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
　　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
　　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
　　确切他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取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
　　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到：“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呆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到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他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
　　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难。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