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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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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使用乙炔吹管、枪弹和手榴弹炸开银行的保管库，包括德国官员和居民的个人保险存储箱。士兵得到允许可以邮寄他们的部分战利品回日本，但是大部分物品被没收和集中供官员使用。仓库里迅速堆满了珍稀的玉器和瓷器、地毯和绘画及金银珍宝。有一间仓库就堆放了200多架钢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掠夺来的物品——珠宝、艺术品、家具、金属制品、古玩——堆放在码头准备运回日本。
日本强盗通常搜寻值钱的东西。他们垂诞外国人的汽车，这使委员会的成员相信，城里的汽车如果没有外国人坐在里面都会被军队弄走。（连用来运尸体的卡车也被偷。）不过，日本人也侵入金陵大学医院去抢一些小物品——护士的钢笔、手电筒和手表，还多次闯入安全区，从无家可归的人那里抢被褥、炊具和食物。一份德国人的报告记录，12月15日，日本人曾强迫5，000难民排成队以便他们抢劫，日本人从那些难民身上总共抢了180美元。乔治·菲奇写道：“甚至一把肮脏的米也被日本兵抢走”。“如有任何抱怨，必死无疑”。
1938年1月，除了军方的一家商店和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外，南京没有一家商店正式营业。港口几乎没有船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断电、停水、电话不通，因为日本人捕杀了当地电力厂约50名雇员。（没有自来水，洗澡困难，而大多数妇女宁愿不洗澡，希望她们没有清洗的身体，能够驱除日本人强奸她们的念头。）
城市慢慢地恢复生机。在南京城到处可见人们在房屋中仔细搜寻一一拆下地板和木窗框当劈柴，运走金属和砖块去修复他们自己的家或在街上向其他人出售。安全区内的上海路上密集的人群拥在数百个小摊贩前面，那些小贩在出售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包括门窗。这一活动推动了当地的经济，路边赃物商人的旁边又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成立了新的市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或城里一些西方人所称呼的“自治政府”。自治委员会配备的是中国的傀儡官员，他们控制市政管理、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到了春天，从表面上看南京又开始像正常城市般运作。自来水、电灯和每日邮政服务都恢复了。日本人的城市公共汽车开始运营，人力车出现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南京很快成为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日从南京运送诸如机车、马匹、枪炮、卡车和其他物资到邻近的浦口。
然而：野蛮侵占的迹象随处可见。中国商人忍受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以提供资金支付新当权者的薪水。日本军贺还开办了面向中国人的商店，这种商店榨尽这座城市中国人的黄金和钱财而代之以无价值的军用货币。即使物主仍在城里，中国傀儡政府还是没收城里尚存的值钱的东西和库存原料，更加重了人们的贫困。以致一些中国的下层官员自我嘲讽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批准的抢劫。”
远比人民受重税和没收财产盘剥更为触目惊心的是鸦片重新出现在南京城。在日本占领前，鸦片是地下麻醉剂，由贵族和商人在南京的秘密处所偷偷地吸，不会公开和厚颜无耻地在大街上出售，也不会明显地在年轻人面前展示。这座城市沧陷后，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鸦片馆，不受警察的阻拦。这些鸦片馆大胆地用汉字招牌做鸦片广告，招牌上写着“官土”——鸦片的专用名词。
为了鼓励吸食毒品从而进一步奴役人民，日本人在南京惯常用毒品支付劳力和娼妓的费用。海洛因香烟甚至提供给小至10岁的孩子。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迈纳·瑟尔·贝茨根据其研究下结论道：南京地区约5万人使用海洛因，占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
很多被蹂躏的南京居民成了麻醉的牺牲品，因为毒品是他们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那怕只是暂时地逃避他们生活中的苦难。有些人甚至试图利用鸦片自杀，把它当毒药大量吞服。其他一些人则为满足毒瘾而走向犯罪，以致掠盗之风席卷南京。日本人利用犯罪活动猖獗来证明其占领的正当性，鼓吹日本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
日本雇主对待很多当地中国劳工还不如奴隶，常因稍有冒犯就杀害他们。后来，幸存者断言日本人蓄意制造严酷的工作环境和实施变化无常的惩罚，是为了使中国雇员处于持久的恐怖状态中。一个在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中做工的中国人描述了几个月中在那里亲眼目睹的恐怖事件。日本监工冤枉一个雇员偷了他的毛线衫，结果把那个工人从脚至咽喉用绳索捆得几乎像个木乃伊，然后用一堆砖头砸死。砸到最后，那人的身体全变了形，肉和骨头缠绕在一起，作为食物扔给了狗。另一次，日本人发现工厂里的4个小垫肩不见了并发现它们用来作了厕纸，一个22岁的妇女承认那天用过厕所，便被拖到工厂后面砍了头。就在那天下午，这个日本刽子手又杀了一名他指控偷了一双拖鞋的十几岁的少年。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试验。1939年4月，他们在城里开设了一个机构，把人当作豚鼠来进行他们的研究，日本人把用作实验的人叫作“圆木”。——在离长江只有很短一段距离的中山东路，日本人把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成研究流行病的实验室，他们称之为“荣1644部队”。虽然这个实验室靠近一个军用机场、一个艺妓区、电影院和显眼的日本人中心，例如日本领事馆、军警处及侵华派遣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它仍然是严密警戒之下的机密。院子周围是高高的砖墙，上面有带剌的铁丝网，实验室有警卫巡逻，工作人员被命令绝不允许在写回日本的信中提到荣1644。里面的科学家给中国俘虏注射或喂食各种各样的毒药、细菌和致人死命的气体；这些物质包括丙酮、硝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氰化物和蛇毒，比如眼镜蛇、竹叶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学家以这种方式每周杀死10个或更多的中国人，并用荣1644的焚化炉处置他们的尸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荣1644的职员毁了他们的仪器和资料，炸了实验室，并在中国部队到达南京之前逃跑了。我们知道这个秘密实验室的情况仅仅因为那个部队的一些科学家在战后向美国审问者供认了他们的活动。
那些足够幸运逃脱了肉体折磨、日本人的医学试验和毒品诱惑的南京人，生活在军队恐吓的令人室息的环境中。日本当局设计了一种集体控制的方法，即用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把人们组织起来。命令每十户指定一个头目，命令每十个这样的头目指定另一个头目，以此类推。在这个系统下，要求每一个南京人都持有登记卡，那上面有其十人，百人、干人头目签字证明其对新政权的忠诚。还要求每个人报告来到其户里的任何生人或未登记的人，他向十户头目报告，后者再向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报告，如此逐级上报，直至消息到达市政府的区级官员。
这不是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传统的中国制度，叫作保甲制。无疑，日本人重新利用它来证明他们在南京的统治的合法性。
日本人经常检验这一保甲制度，有时释放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城，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藏身之地。如果这些人没有在两个小时内被抓到或被告发，他们藏身地区的小组头目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委员会成员艾伯特·斯图尔特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日本人维护人们对新政权的忠诚的方式。”
尽管经过战争、烈火和大屠杀，南京还是恢复了。令人恐惧的饥荒没有发生，不仅仅因为日本人最终允许食物运进城，也因为当地农民在日本部队离开南京去追剿内地的中国军队之后收获了冬小麦。在一年的时间里，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农业产量接近战前水平。这并不是说在日本占领时期南京没有食物匮乏之患。在城里，菜园和农田的收成都不好，因为日本人不仅抢走他们的蔬菜，还强迫农民开荒和把农产品运送给日本人享用。而且由于战争拖延，在南京的日本当局紧缩供应，严格控制必需品如煤和米的配给。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南京的饥荒和营养不良比中国其他地区严重。其他城市如国民政府的新首都重庆在战争期间食物缺乏比南京严重得多。
虽然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鸦片和海洛因的贩卖猖獗，但南京居民相对少病。占领之后城里的日本当局制定了严厉的政策，焚烧因病而亡者的尸体。他们还开始实行一项强制性的防疫计划，预防霍乱和伤寒，要求人们一年注射数次疫苗。中国卫生官员守候在街道和火车站给行人和进入这座城市的人注射疫苗。这在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很多人害怕那些针会使他们丧命。西方传教士的孩子们仍然记得在火车站进入南京的中国人被命令浸泡消毒水——很多人认为这个要求很污辱人。（进入这个城市的西方人经常被喷洒来苏水。）
几年之内南京便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38年春天，人们开始冒险回到这个城市。有些人回来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回来找工作，因为他们的钱已经花完，还有一些人看看情况是否足够安全，能把他们全家迂回。南京重建开始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很快地便把更多的人吸引回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参加到向南京迁移的人流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人口翻了一番，从1938年3月的25万一30万人增至1939年12月的57。6万人以上。虽然尚未达到这个城市在1936年的100万人口的水平。到了1942年人口达到了最高点约70万，并在战争持续期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生活远谈不上愉快。但很多人逐渐相信征服者将留下来，一种屈服的情绪在这座城市蔓延开来。偶尔有一些地下的反抗——间或有人跑进坐满日本军官的戏院，扔一颗炸弹。但一般来说，这类造反是零星的和罕有的，大多数反抗日本人的敌意的表示是非暴力的，例如反对日本人的招贴、传单和在墙上的涂画。
南京的苦难终于在1945年的夏天结束了。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第八大城市广岛投下一颗未经试验的铀弹，第一天杀死了这座城市24。5万人中的10万人。但日本人并没有投降，美国在8月9日向日本的城市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一颗钚弹。之后，不到一个星期，8月14日日本作出了投降的最后决定。
日本人在这个前中国都城一直逗留到日本投降那天才匆匆撤离。据目击者说，看到日本人喝得酩酊大醉或在街上哭泣。有人听到传闻说，当地居民强迫没有武装的日本人跪在路边并殴打他们。然而报复日本驻军的行为并不多见，因为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躲在家里，由于害怕万一日本战败的消息不是真的而不敢庆祝。撤离是迅速的，没有大规模的对日本士兵的迫害和关押。一个南京居民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她在家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而当她出来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走了。
第八章 审判日
在第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之前，同盟国就已组织了军事法庭要把日本战犯送交审判。由于充分预计到日本的战败，美国和中国国民政府为审判作初步的准备。1944年3月，联合国家建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在重庆——南京沧陷后，中国的战时都城，为调查远东和太平洋战争罪行附设了一个委员会。日本投降之后，法庭的计划开始认真地进行。在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国民政府密切合作，收集日军在华暴行的证据。由于在南京暴行期间犯下的罪行，日本的权威人物不仅在南京，而且在东京接受审判。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
南京的暴行是这座城市心灵上的一道深重痛苦的创伤，一道隐藏多年的受了压抑的恐惧和仇恨的创伤。自1946年8月开始，在这座城市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时，这道创伤破裂，进发出在战争时期聚集起来的全部毒物。
虽然只有少数几个日本战犯在南京审判，但给了当地中国百姓一个倾诉苦痛、宣泄仇恨的机会。审判持续到1947年2月，在审判期间，1，000多人证明了约460起谋杀、强奸、纵火、抢劫案件。中国政府在南京街头贴出布告，敦促目击者带着证据站出来作证；同时，12个区公所向全市收集人民的陈述。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法庭，聆听中国法官对他们的警告：如果作伪证要判5年监禁，然后发誓句句真言，在书面陈述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画押。证人不仅有幸存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安全区的领导人，如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
审判期间，痛苦地隐藏多年的证据展示出来。最著名的展品之一是一小本相册，有16张日本人自己拍摄的关于种种暴行的照片。大屠杀期间，这些底片由日本人送去冲印店，那儿的雇员偷偷多印了一套相片，放进相册，藏在浴室墙内，后来又秘密藏在一座佛像下面。这本相册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甚至在日本人发出威胁并搜查其拍成照片的罪证时，人们仍冒着生命的危险收藏它。为了这16张照片，有一名男子甚至逃出南京流亡。（这些照片从照相馆到战争罪行审判庭再到它们的最后栖身之地档案馆，其间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在中国激发了无数的文章以及一部大型纪录片）。
不过，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是经由如此轰动曲折的道路到达法庭的。有的是直接来自旧的剪报。本书第二章描述过两个日军中尉野田毅和向并敏明参与臭名昭著的杀人竞赛，《日本广知新闻》有关此事的一篇文章被引用在审判中。在审判过程中，当然，这两名日军军官都否认每人杀人超过150个。其中一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外国记者凭想象捏造的，另一人坚持说竞赛的事是他瞎编的，是为了回日本后比较容易娶到老凄。1947年12月18日，当判决在法庭上宣读时，中国听众高声欢呼，高兴地落下眼泪。两名中尉由行刑队处以死刑。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的焦点是谷寿夫。1937年，他在南京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这支部队在南京犯下了累累罪行，尤其在中华门一带。1946年谷寿夫被押回中国审判，一辆囚车把他运进南京的一座拘留营。为起诉他作准备，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法医专家挖开中华门附近5个葬地，挖出成千上万的骸骨和颅骨，许多是因枪伤而断裂，而且仍然染着黑色的血迹。
当面对整座城市集中爆发的愤怒时，谷寿夫一定感到胆战心惊。他穿着拆去星章和绶带的黄色军服，站在被告席上，80多名证人出庭详述无休无止的一系列恐怖行为。起诉书很长，列举了谷寿夫师团犯下的成百上千桩罪行：刺杀、烧杀、淹杀、勒杀、强奸、偷盗和破坏。罪证越来越多，件件令人发指，专家们在法庭的桌上展示成堆成堆的颅骨，加强了效果，中国公诉人甚至和专家站到一起。1947年2月6日，宣布对谷寿夫的判决时，法庭太小不足以容纳所有要出席的人，但法庭内还是挤满了2，000多名观众，同时用大喇叭向聚集在外面的好几万居民广播宣判的过程。
法庭裁决有罪，对此没有人感到意外。1947年3月10日，法庭作出结论：谷寿夫的部队违反了海牙会议“关于在陆地的战争及战时对待战俘的习惯法”并纵容了一场大屠杀，使南京据估计30万人丧生，之后，宣判谷寿夫死刑。4月26日，南京城里的大多数人走出家门，观看行刑，人们沿街或沿人行道而站，看卫兵把反绑双手的谷寿夫押往位于南京正南方的雨花台刑场。在那里，谷寿夫被枪毙，许多幸存者认为，与其多数受害者的遭遇相比，他的死已是太人道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亦称东京战争罪行审判，1946年5月3日在日本的首都开始。审讯的范围大得惊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吸引了20万观众和419名证人。审讯的文字记录多达49，000页，1，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作证书，以及4，336件物证。这次审判被称作“世纪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半——是纽伦堡审判所花时间的3倍。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成为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罪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起无数传媒和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尽管只有28名日本军事和政府官员被起诉。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1，000多人，包括法官、律师、外国记者：新闻摄影师、法律工作者、军事警察、速记员和翻译。记者席的左边，升高的台子上，坐着来自11个同盟国的法官，记者席的右边是被告，观众坐在楼厅上，律师、助手和职员站在下面。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因为诉讼程序以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进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有1，000个美莱（越南南方的一个村庄，1968年美军在那里杀害了100多平民。——译者）出现”，阿诺德·布雷克曼在他的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未曾讲过的故事》中写道。在审讯期间，日本人席卷亚洲所作所为的成千上万骇人听闻的细节，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和证人证词呈现出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仅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的永久性口述历史记录，而且证明了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全部暴行的一小部分。检察当局发现，其中有日本人在其俘虏身上做医学试验，使重病和饥饿的囚犯因精疲力竭倒地死去的行军（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修筑暹缅死亡铁路的残酷条件，把水或煤油灌进受害者的口鼻直到其肠子破裂的“水疗法”，悬吊俘虏的腕、臂或腿直至其关节完全脱臼，强迫受害人跪在利器上，令人痛苦之极的拔指甲，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身坐在炭炉上，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殴打鞭笞形式（宪兵好用的一种折磨方法是把俘虏捆在树上，围着他们，用一种委婉地称作“三重攻击”或“三方会合”的方法把他们踢死），甚至活体解剖和吃人肉。后来认定，日本人对待战俘之残暴甚至超过纳粹。纳粹囚禁的美国战俘25人中仅死一人，相比之下，日本人囚禁的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南京的暴行——也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事件——是作为整个战争时期日军行为的一个象征。合众社一名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年轻记者布莱克曼指出：“南京的暴行不是所有战争都普遍发生的一种独立的事件。它是蓄意的，是政策。东京对此是知道的。因此，它是全世界传媒的头版新闻。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部内容。”在审讯中出示的证据压倒了日方的辩护。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飞到东京，宣读他们的日记，展示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回答有关南京暴行的提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毫不含糊地痛斥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用一名观察者的话说，日本兵“就像一帮野蛮人被放了出来亵渎了这座城市”。法庭还作出结论，日本政府很清楚在南京的种种暴行。罪行毕竟是明明白白地在大使馆眼前发生的。国际委员会曾经每天都拜访日本驻外办事处和日本大使馆的代表报告当时的形势，在头6个星期甚至一天提两次抗议。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个人会见日本的高层官员，包括广田弘毅，通知他日军的暴行。此外，1937年和1938年驻华的日本无任所公使伊藤也向广田呈交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报告。
对南京暴行最强烈的谴责是针对松井石根的。作为当时日本华中远征军的指挥官，松井是最明显的目标：在侵占南京之前一个月，松井曾夸耀他的任务是“惩罚南京政府和无礼的中国人。”1937年12月17日，松井以极隆重的庆祝仪式进入该城，骑在红棕色的马上，接受士兵的欢呼。不过，历史学家曾提出，松井有可能做了南京暴行的替罪羊。松井患有肺结核，病体赢弱，在城陷之时他甚至不在南京。
由于这个问题缺少文献，松井对南京罪行的责任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争辩的课题。然而，证据表明，这个患结核病的将军对整个事件感到罪责难逃，无疑是因为在朝香宫指挥之后，他未能维持日军的纪律。为了弥补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松井在离东京约50公里的海滨胜地，他的家乡热海的一座小山上树立了一座表示痛悔的神龛。从长江岸边运去的几袋泥土和日本当地的泥土混和在一起，经过雕刻、烧焙、上釉，制成——佛教仁慈悲女神观音像。松井一家请来尼姑在佛像前念经，哀悼中国的战争亡灵。
然而，自我鞭挞的公开表演是一回事，愿意为枉死的人讨回公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直至今日，松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行为仍然令人费解。在证词陈述中，他没有揭示在南京所发生的全部真相，这陈述原本是会牵连到皇室的。相反地，他一派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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