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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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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对拉贝来说用处不大，因为西门子公司还没有给他一个长期职位。）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译注）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译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译注）。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任何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点不同，像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等，我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噢，但愿想家的愿望就能治愈我的创伤！
6月3日，英国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区（柏林的一个区——译注）非纳粹委员会终于给我免除了纳粹的罪名。判决为：“尽管你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区的代理领导人，回到德国后也没有退出这一组织（厄休拉·莱哈特指出，拉贝如果这么做会被杀害），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接受你的请求”，等等。
这样，精神的折磨终于有了尽头。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负责人们都业祝贺我，公司还让我休假，以恢复我的疲劳。
今天，多拉带着我们的一个中国木像去看常常给我们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欢这个木像。孔（拉贝的一个中国朋友——译注）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地毯，我们送给了托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给我们300多个土豆。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这些包裹仿佛从天而降。1948年6月，从拉贝的几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贝是多么需要他们的帮助，这些信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的档案馆里。国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拉贝一家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当拉贝给南京写信时，柏林的市场上连面包都没有了，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宝贵。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贝也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这些材料包括：拉贝及其他外国人的目击报告、报刊文章、广播消息、电报及屠杀的照片。无疑，拉贝已认识到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或许，他已预见到这些材料会在未来出版。拉贝去世10年后，厄休拉·莱因哈特的母亲从拉贝的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并把这些材料交给莱因哈特。可惜不是时候：当时的莱因哈特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莱因哈特委婉地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则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知道，甚至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几个原因。据莱因哈特说，拉贝曾告诉奥托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谨慎很可能与他曾受过盖世太保的折磨有关系。但拉贝家人不愿公开这些材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拉贝的一些家人曾为拉贝的纳粹身份担心气另外，即使这些材料很有价值，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版一名纳粹的材料或是宣扬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纳粹对自己的记录也保持着沉默。在发现拉贝的材料后不久，我得知另外一个纳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日记，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在90岁时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在他的书桌里发现这本日记。彼得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收到我的信时刚刚发现那本日记。这真是幸运，如果我的信早到一个月，彼得只能告诉我他父亲只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几篇报刊文章。时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从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记。我想这与拉贝将南京暴行的报告呈给希特勒后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关。在日记的最后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无疑是克勒格尔的字迹：“这一切与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须对此十分谨慎。”是厄休拉。莱因哈特最终将拉贝的英雄事迹公诸于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时，她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她从叔叔（奥托·拉贝——译注）那里借来材料，决定亲自读一读。然而，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体强奸妇女和中国受难者被活活烧死的描写使她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她还是摆脱不了恐惧的心情，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一个显然要引起争议的观点：日本人在南京对受难者的摧残甚至超过了纳粹的残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还要坏得多。
莱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开这些日记的影响。她认为这些日记会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炸弹，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为联合国工作的曾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莱因哈特决定将日记公开。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莱因哈特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莱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飞机送到纽约。在纽约，日记的副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捐给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该日记首先在《纽约时报》披露。之后，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宁斯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组织做了报道。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日记价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具结论性的证据，同时，这是一份从纳粹分子的角度写出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拉贝的记述增加了美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的真实性，不仅是因为一位纳粹缺乏编造南京暴行的动机，更是因为在拉贝记录中，将美国人日记从英文译出的内容与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国，学者们在《人民日报》上声明，拉贝的日记印证了中国很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压抑的纪实资料，细致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冲突。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们将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通过它，人们能够了解每一天的事情，为早已广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个故事。”
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声明了拉贝日记的重要性。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闻》上声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出自一个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在于拉贝曾将这份报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了解南京发生的暴行。拉贝曾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干叶大学的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一个自己的祖国同日本是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件，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当时，德国正对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举棋不定。但是，里宾特洛甫（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注）就任外交部长促进了德国与日本结盟。在这样紧要时刻，拉贝还试图让希特勒了解南京的暴行，拉贝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个题目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很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这种无知甚至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之中。一位妇女曾问我：“南京？是什么，是一个朝代？”从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怜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60年前曾是美国报纸头版消息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这场屠杀的主流影片——即使这一事件包含着与《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戏剧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准备写这件事。
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感到一阵恐惧：30万中国人被杀害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消失一样；有一天，世界会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话，南京的暴行是一个骗局，是捏造出来的——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为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同时也研究历史的编写——去检验历史的力量，检验历史的制作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在历史之中，而让其他的归于乌有呢？具体地说，像南京的暴行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以至世界）集体的记忆中消失的？
很明显，南京的暴行没有被广泛地传播的原因之一，在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待其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或许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认，不仅是纳粹分子，德国战时政府也应对战争罪行负责。而反观日本政府，它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一样做。于是，虽然有些人为使日本社会正视残酷的事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但很多日本人继续把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所为，有的甚至认为一切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在日本，关于二战期间发生事件的各种竞相矛盾的故事还在不断出现。根据日本时下流行的篡改历史分子的观点，这个国家对战争期间任何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不负任何责任。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抑制中拯救亚洲。的确，作为对其崇高努力的回报，日本自己在广岛和长崎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这种涂抹历史的东西还写进了日本的历史课本，这些课本不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还加进了明摆着是编造的军事行动的内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里，为了对付那些认为这种课本没有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用起诉、死亡，甚至谋杀使反对者沉默。
在日本，试图改写历史的不仅仅是狂热的无知组织。1990年，日本一个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同时也是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自然，这番话激怒了全世界的学者和记者。有人公开声明：“日本对南京暴行的否认在政治上就等于德国人对否认大屠杀。但是一切谴责都没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击。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石原仍然反驳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他还说，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就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当然，在90年代约翰·马吉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儿子戴维·马吉却努力驳斥了石原的说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采访，并出席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他父亲的文章，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仍健在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则采取直接行动。为驳斥石原的说法，已经退休住在圣迭戈的德丁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德丁对记者解释说，他在1937年确实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从上海到南京一带农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写在日本人向南京进发的两个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说法也很容易驳斥。当年，几十种西方报纸都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同期报道，甚至日本报纸也登载了关于大屠杀的详细报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时写的，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约翰·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写，比如“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和“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但是，石原并没有住嘴，他还说，中国声称的南京大屠杀影响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心。由于人们对石原以前说法的驳斥，使得石原不可能继续重复所说过的话，石原稍稍转变了一下立场，但他还是顽固坚持一点：即使德国人为杀害犹太人道歉，但不意味着日本人也要这么做，在任何情形下，日本人都不应承认对任何错误负责。
尽管如此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石原的职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卷入这场争论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是永野茂门将军。1994年春，在任职内阁法务相期间，他接受了《每日新闻》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他还告诉记者：“（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长野重人还把韩国慰安妇称作“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还辩解说，当时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挤垮的危险”。亚洲各国对长野重人的如此说法产生了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由此，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他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声称死难人数是被夸大的。他还说，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而朝鲜心甘情原成为殖民地。藤尾还认为，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尽管藤尾此说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建日本精神”，他还是丢了饭碗。就在当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战争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长官，战后发迹，成了日本法务相，甚至还当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为日本国士厅首脑及内阁第三号人物。当年春，他朝拜了东京靖国神社（日本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此），并表达了他对二战的看法，他的毁灭也从此开始了。奥野告诉记者：“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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