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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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战斗的捷报也迅速地传遍了全国。不久，中央军委给１１５师发来了贺电。
　　梁山战斗的结果惊动了日本天皇。因为天皇的亲戚把小命丢在中国的山东，天皇追究侵华日军总部的责任，侵华日军总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向下查问，到了尾高龟藏这一级，就只有背黑锅的份儿了。为此，尾高龟藏气急败坏，迅速纠集了５０００余人，调动了１００余辆汽车、４０多辆装甲车，开进梁山地区，轮番进行“扫荡”，寻找机会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为了避开日军的锋芒，１１５师化整为零，利用青纱帐与日军周旋。缴获的两门野炮被拆开埋了起来（可惜，后来这两门被１１５师当作宝贝的野炮，还是被日军掳走了）。陈光和罗荣桓经常带少数人员白天进高粱地，晚上就找个村子过夜。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罗荣桓正在宿营的村子，罗荣桓带领随行人员，安然从村东头脱险。
　　后来，为了应付日军的“扫荡”，罗荣桓和陈光等住进东平湖里的一个小岛。这里相对平静一点，但作为领导要时刻掌握敌人的动向，因此，他们就通过各种途径密切注视着日军的行动。师部把保卫部的侦察员撒到泰安、滋阳、济宁和肥城一带，直接监视日军。鲁西的情报站不断送情报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常常向八路军报告日军的情况，虽然两位师领导不出小岛，但对岛外的情况摸得很透。有一天，侦察员刘先其回来报告说，日军到了某一个村，罗荣桓马上说：“你讲的可能不对，快回去重新侦察。”刘又回去侦察，果然那个村没有日军。侦察员们都很惊奇，罗政委是怎么知道的呢？罗荣桓解释说：“敌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有来龙去脉的。一股敌人有好几百，他一出来就要拉夫，找向导，骚扰百姓，这样就暴露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刘先其说的那个村，远离敌人的行动路线，不会有敌人。但是，也可能有例外，所以需要再次去侦察。”
　　在梁山战斗中，八路军曾俘虏了２４名日伪军，其中有６名日军士兵也随１１５师下了湖，由保卫部看管。一天早晨，这６名日本兵乘看管人员不注意而逃跑，被捉回来３人，淹死１人，失踪２人。失踪者一旦跑进日军的据点，日军必将下湖进行“扫荡”，于是，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决定，马上撤离东平湖。
　　最后，尾高龟藏的这次报复性“扫荡”，没有任何战果。９月１７日，罗荣桓在致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鲁西从２月到现在，敌每天以汽车、坦克、步骑兵共约２０００余人，轮流向我进击。梁山水泊及郓（城）、巨野、菏泽、鄄城地区始终为（八路军）控制。”１１５师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为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八章　祸起萧墙
　　第八章　祸起萧墙
　　１９３８年秋，１１５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北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无穴来风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１９３７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５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５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７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４支队（由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４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９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４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５１军、第５７军约２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５月１５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２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１１５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１１５师师部及６８６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７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１１５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８月１日，第１纵队又致电１１５师，要求将６８６团调往鲁南，于是６８６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９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８月上旬，１１５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９月１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９月４日，八路军集总致电１１５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６８６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１１５师的３４４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ＡＢ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３０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１０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３００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４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由１１５师第６８５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４０００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１、２、３、４大队和游击７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８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９年５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２、３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１大队和第７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４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３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第６８６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１９３９年８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
　　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４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梁兴初差点被枪毙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２５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提高行军速度。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ＡＢ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为了路上的安全，应付意外事件，罗荣桓带了一部分部队同行。他们首先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了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４大队的第２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他们见面后，罗荣桓就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问。
　　罗荣桓接着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４大队驻地附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