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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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和罗荣桓一行到大炉后，万春圃盛情款待。万夫人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席间，万春圃热情邀请陈光和罗荣桓住在他家里。
　　陈光和罗荣桓刚刚住进万春圃家，万家的人都小心翼翼，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生怕惊动了这些“大官”。罗荣桓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一起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成了一家人。
　　万春圃每天总要到罗荣桓的房间里来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他感到茅塞顿开，深受教益。
　　住的时间长了，万春圃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还听说，罗荣桓对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马病了，有时罗荣桓会亲自动手与马夫一起给马灌药。这些是特别平常的事情，但对万春圃来说，却是非常新鲜的。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陈光与战士们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补钉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和咸菜，官兵们同甘共苦，心里非常感动。
　　１１５师的“大官”们如此清苦，万春圃觉得过意不去，便吩咐夫人做一些好吃的给罗荣桓送去。万夫人知道罗政委爱吃辣椒，就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端过去。小王不敢，万夫人便说：“这是万三爷的一点心意，你尽管送去。罗政委说你，由我‘兜着’。”小王只好给罗荣桓送去。罗荣桓一开始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动了两筷子，便问小王：鸡是从哪里来的？小王说明了原委。罗荣桓立即让林月琴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并叮嘱小王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规矩，不要让他们产生什么误会。这件事使万春圃感慨万分，说：“俺活了５０多岁，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啊！有了八路军，国家就有了希望。”
　　万春圃在与罗荣桓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与共产党的感情更加亲近了。国民党顽固派曾扣押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作人质，要拉他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他却说：“我的儿子和闺女可以不要，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一再向罗荣桓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惨淡经营了多年的几百条枪全交给八路军指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２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和苍山游击大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孔昭同至死不悔
　　与万春圃部几乎同时加入八路军的，还有孔昭同率领的部队。
　　孔昭同是滕县人，是孔子的后裔，曾在北洋军中当过中将师长和福建泉（州）兴（化）永（定）镇守使。北伐战争后，他解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世育人。
　　１９３８年切，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占领泰安、兖州，滕县告急。滕县城中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亲日的维持会，他却说：“咱扛把子（指刀枪剑戟）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奸！”
　　当年１月底，孔昭同与曾经当过阎锡山军长的杨士元组织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
　　３月，日军进攻滕县，孔昭同的儿子孔宪尧和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而遇难。不久，抗日自卫军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而溃散。失败反而更加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重组军队，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滕县山区为组织武装而奔走呼号，队伍又稍稍恢复。１９３８年夏，国民党第１０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驻扎在山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的暂编第６师的番号，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和费县之间。
　　１９３８年底，石友三部调往河北。孔昭同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孔部在滕县龙岭山下同１００余日军遭遇。孔昭同当时已年近花甲，但老而益坚，脱掉皮袍，光着膀子，面对日军，奋臂高呼：“尧纲两儿，魂若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随即带领部下冲向敌人，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孔昭同部中最早与１１５师建立联系的是第２旅。这个旅原是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一部分，旅长董尧卿是共产党员。１９３８年８月作战失利，与党失去联系后编入孔部，成为该部主力。１１５师进驻鲁南后，董尧卿即派人联络，恢复了党的关系，１１５师给他派去了参谋长。孔昭同闻讯后，便请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帮他与１１５师建立联系。
　　彭畏三到大炉后，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宴席盛情款待。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于学忠和张里元都在拉拢孔昭同。孔昭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很反感，对共产党坚决抗日很钦佩。但是，他多少还有一点后顾之忧。为了解除孔昭同的顾虑，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八路军与孔部合作抗日，孔部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活动，双方要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去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当即将在座作陪的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介绍给他。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与彭畏三一起离开了１１５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以后希望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黄玉昆到孔昭同的部队以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后来共产党改造这支部队打下了基础。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即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部的第１旅旅长刘昭汉，也与国民党进行勾结，脱离了孔昭同的控制。为了帮助孔昭同，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几次作战，申宪武狼狈逃命，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１１５师第６８６团。后来，６８６团改称鲁南支队，６８６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１０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到１１５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了他的这一决心。
　　随即，１１５师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经上级批准后，１１５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１１５师曲、泗、邹、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１１５师驻地接受改编。１１５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的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还给孔昭同的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１９４０年秋，孔昭同得了重病，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陈光和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１１５师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日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和陈光所领导的１１５师，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还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强统战工作，打击顽固的反共势力。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在国民党的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３区督察专员兼第３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复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复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复榘系统的张里元存在矛盾。１９３７年冬，共产党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１９３８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张政治态度开始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里元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罗荣桓和陈光决定与他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里元的部队联络。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大一样，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为此，１１５师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统战于学忠部
　　在山东各种势力中，东北军是最好的统战对象，也是最重要的统战对象。从“西安事变”前后开始，东北军就一直是共产党的可靠同盟。１１５师一进入山东，罗荣桓和陈光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６日，罗荣桓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
　　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师长，后转入东北军。１９３６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以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蒋介石把于学忠部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日伪的交战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提防蒋介石把他这个“非嫡系”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５１军和第５７军。当时，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５１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５７军的第１１１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１１２师驻扎在鲁南，与八路军的驻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师部驻在石河和官庄，距大炉只有１２里路。
　　从１９３８年春天开始，共产党在于学忠的第１１２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９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１１２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１１２师３３４旅６６７团团长叫万毅，在“西安事变”中是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１９３８年３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６６７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在听完谷牧的汇报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于学忠的第１１２师的情况后，便与陈光商量决定，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秉璋原来在孙连仲的第２６路军，１９３１年底在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由于他对旧军队的官兵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王秉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守义就与他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秉璋给霍守义带去了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后非常赞赏。王秉璋告辞后，霍拿着歌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首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霍的这个决心真是令李欣大吃一惊，但也感到十分高兴。这位霍守义的书记李欣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事，连后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都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守义根本就不相信李欣是共产党员，并且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在王秉璋返回１１５师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１１５师师部去见罗荣桓。由于李欣要在拂晓前赶回霍守义部，所以他顾不上寒暄，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在李欣汇报的过程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１９３８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东北军第１１２师的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后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欣详细汇报后，便向罗荣桓建议，共产党在第１１２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听后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１１２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罗荣桓认为这样做很有分寸，如果一搞起义，东北军马上会认为是共产党在挖“墙角”，对共产党所采取的统战活动存有戒心，所以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罗荣桓与李欣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已近拂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李欣便起身告辞。
　　在１１５师师部还有另一位人物，也可以在霍守义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人进行联络，又不致引起霍守义的怀疑，他就是１１５师的联络科长勒怀刚。
　　勒怀刚的父亲斯云鹗，曾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乡山东邹县组织游击队，不成，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调到鲁南做联络工作。他与地委书记宋子成等都住在万春圃家后院，罗荣桓同他们结邻而居。罗荣桓平时不苟言笑，可在同靳怀刚熟悉后，却常常同靳开个玩笑，把靳称为“靳少爷”。
　　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最后投身于革命的人不少，但像靳怀刚这样出身于显赫家庭的人却不多。一天，罗荣桓问靳怀刚：“你家的生活条件那样好，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勒讲了他家大多数成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后说：“在那个家庭里，人和人的关系除了金钱没有别的。
　　我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我怄不了那个气。”
　　罗荣桓点点头说：“你参加革命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许多出身于官宦之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
　　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呼靳为“老弟”。由于有这层关系，罗荣桓便让靳怀刚继续联络东北军。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感到靳怀刚的职务太低，于是就任命靳怀刚为１１５师的后方政治部主任。
　　八路军１１５师在与东北军搞统一战线时，决不一味追求合作，放弃自己的原则。他注意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每次派王秉璋和靳怀刚去１１２师之前，都要找地委书记宋子成、群工部长刘兴元、峄县县长潘振武等研究谈判预案，设想霍守义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应如何答复。
　　罗荣桓还向王秉璋、靳怀刚交代，要反复讲八路军和东北军是老朋友，对霍守义在抗日中的功绩充分肯定，但在原则问题上又要寸步不让。
　　靳怀刚同霍守义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霍守义争论不过时，便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饭再谈。”由于靳怀刚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把握必要的灵活性，同时也由于靳怀刚同霍守义的历史渊源，使得双方没有因争论的激烈而闹翻。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又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１１５师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为其在山东站稳脚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挤走费县县长李长胜
　　在对霍守义的统战工作中，共产党、八路军获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官里庄事件，从而挤走了顽固派县长李长胜。
　　李长胜是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沈鸿烈虽是东北军出身，可政治态度与于学忠及霍守义不一样，他已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摩擦专家。而李长胜又是５７军军长缪澄流的外甥。缪同沈在政治上沆瀣一气，是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代表。李长胜便依仗沈鸿烈和缪澄流作后台，处处同八路军和进步群众作对。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开会，邀请李长胜参加。李长胜带了一些保安队闯到会场后，就以县长身份提出要检阅自卫团，强令自卫团架起枪支，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当场打死自卫团干部和团员６人，打伤２０余人。这就是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出后，鲁南地委和四县边联的领导人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并请示罗荣桓。罗荣桓说：“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到霍守义的驻地示威游行，要求霍守义严惩杀人凶手。”有的干部感到，向霍守义请愿不管用。罗荣桓说：“李长胜行凶是在霍守义管辖的地盘里。霍守义还是抗日的，虽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澄流，可也不会支持李长胜，我们向他请愿，造成声势，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第二天，数百名农救会会员、自卫团团员，护卫着几十名死难者家属，涌向１１２师师部，在门外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为死难者报仇伸冤。
　　事情果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也感到李长胜办的这件事的性质比较恶劣，于是派人接见群众，表示：“李长胜制造事端，开枪打人是不对的，我们要做调查。”并表示要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抚恤费和丧葬费。但是，当示威群众要求“严惩凶手”时，他却不予答复。
　　罗荣桓听取了四县边联负责人的汇报后，对地委和边联的负责人说：“现在请愿已达到了目的。顽固派输了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头也鼓动起来了。下面的文章，就要转入武装斗争了，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村，讨伐顽固派！”
　　于是，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调集了２４个农民自卫团，兵分５路，把李长胜盘踞的崮口包围得水泄不通。
　　李长胜据坚固守，自卫团久攻不下。有的干部担心时间久了，霍守义会来增援。罗荣桓好像猜透了大家的心思，及时写了一封信送到前线。他在信上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揭露和斗争，李长胜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罪行有目共睹，已成为众矢之的。霍守义未答应群众严惩凶手的要求，也算可以向其上司交差了。霍守义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也希望有人来教训教训李长胜。其实霍守义是不会进一步公开支持李长胜的，要不是受其身份的限制，甚至可能还要去帮一把呢。罗荣桓还说，有八路军做你们的后盾，霍守义即使想援助李长胜也不行。最后罗荣桓要农民自卫队坚定信心，持久围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打硬拼，李长胜总有一天会挺不下去的。
　　这封信传达下去后，包围崮口的各路指战员和自卫团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罗荣桓继续派靳怀刚等到霍守义那里做疏通工作。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一直按兵不动。李长胜也终于支撑不住了，在一个夜晚狼狈逃跑。八路军收复崮口，挤走了李长胜，建立了费县民主政府，这样八路军在费县又“放”了一位县长。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７日，１１５师将挤走李长胜的经验通报所属部队，电报说：“我们对于（顽固派的）武装冲突，事先应争取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一般社会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和声援……”
　　罗荣桓还考虑，反摩擦斗争政策性很强，因此要求各部队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电告师部转各方，以便应付上层关系”，同时要求各部队注意：“不能把所有杂色部队都看成反共反八路军的力量而采取同样的手段来对待”。
　　１９４０年２月７日，罗荣桓和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