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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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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对满天闪烁的星星感到好奇和困惑，那时的志向是当一个科学家，特别是天文学家。到了初中，我迷上了美术，对线条、形体和人物的表情感兴趣，记得曾在班上随手画了许多张漫画小人头像，全班同学纷纷来讨要，每人一张，没有相同的。初中毕业后下到了农村，下放的第一天就和两个最要好的知青朋友去到小
河边，给他们每人画了一张很像的肖像速写，这两张速写一直保存了好多年，后来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在乡下我的爱好是知青中普遍流行的看外国小说，什么《斯巴达克思》、《牛虻》、《怎么办》、《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堂·吉诃德》、《高老头》、《死魂灵》、《毁灭》、《士敏土》、《静静的顿河》、《复活》……当时每传来一本，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地看，力争在规定时间内还给物主，或交给其他排队等候的人，看完后时常还热烈地讨论。音乐方面我没有什么天赋，顶多能做到把最普通的音咬准而已，但也很乐于加入几个人即兴的合唱之中，为和声的震人心魄的魔力而陶醉和兴奋。下乡第五年时转向了哲学，开始是强迫性的，为了提高自己、解决思想问题，后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般的哲学通俗读物不过瘾了，就看黑格尔，看康德。但我对文学和美术的爱好始终没有放弃。1974年病退回城后，我在土方队挖地基、修马路，只要看到上好的纯净白胶泥，就带一书包回来，下雨天就在家自己做雕塑。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附近的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混在那些工农兵学员里画石膏像和人物头像，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高材生老曲，山东汉子。我常想，现在的青少年真可怜，从小就被固定在一个方向上做枯燥的训练，一点课余时间都被电视和电脑游戏搅得一塌糊涂，很少有主动去为自己的兴趣发展设计一个方向的机会。我有时还发现，不少孩子自己都认为他们是不幸的一代，还不如我们那时可以没有顾忌地自己发展自己。
但是，近十几年来，我已放弃了所有的爱好。美术是早就不搞了，看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有时甚至是为了写评论才去看某一本小说。曾有人问我有什么业余爱好，我说没有；他说是否有兴趣旅游，我说我现在是到书中去作世界性的旅游。实际上，我依旧保持了很广泛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通常是以思想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的美术兴趣表现在对美学问题的关注中，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对文学中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中，对科学的兴趣表现在对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对政治的兴趣表现在对文化问题的深入中，对人的兴趣表现在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中。所以就此而言，我其实并没有放弃任何爱好，只是这些爱好都转为思想的爱好了。我把一切有点意思的东西、引人注目的东西，都看成是思想。我把与人的交往都看作思想的交往。因此，回顾这二十多年，我都在思想的密林中徜徉，时而穿行于林间小路，时而驻足于林中空地，时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时而拉开距离对它们作整体的欣赏。周围有的是巨大的乔木，那通常都意味着哲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哲学泰斗；有的则是刚出土的幼苗和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它们虽然不见得能在历史上留下经久不衰的影响，但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思想界的盎然生机，未来的思想巨人说不定就产生于其中。这种徜徉，在外人看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毕竟，有多少人愿意到思想的密林中去“隐居”呢？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我的一切思考都是与这个人间的世界有密切关系的。我历来把抽象高深的哲学看作是一门最“现实”的学问，它就是我们这个每天发生着无数令人欣喜、令人烦恼、令人惊叹、令人恐怖和令人愤怒的事件的世俗生活的集中表达。只不过，因为觉得就世俗生活的具体问题来谈论这些问题将永远也谈不清楚，我才转向了能够从根本处搞清问题的哲学。当然，哲学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能够轻易搞清楚的，但这并不是我不研究哲学的借口，反而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和思想动力，想要作创造性的开拓，———这与我儿时仰望星空所引发的那种冲动是同一种东西。
然而，我在进行极其抽象的哲学思考和概念辨析的同时，仍然坚信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有三部是已发表的单篇论文的文集）。这些书已逐渐引起了读书界比较广泛的注意。这里所集结的文集应当算是第七部了，它们大部分是一些书评、序跋，还有一些随笔、回忆录和散文。所选书评和序跋虽然大都涉及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和博士论文，但我长期以来为学术著作写书评和序已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必须借此把抽象的议论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所以辑入这本书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选文字一定有与现实历史、特别是与文化批判相关的内容，至于那些专业性强的内容分量不多，保留一点也有形成思想的张力的作用，一般读者当然也可以跳过去不读的。所以本文集大体上可以看作一本哲学随笔和文化随笔集。有的人对“哲学随笔”这一提法很反感，认为哲学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写呢？其实如果不把随笔理解为随便动笔，而是理解为随兴命笔，则尼采、帕斯卡尔都可以看作哲学随笔的大师。我当然不敢与这些伟人相提并论，何况我自知我的长处并不在此，我真正感到得心应手的是进行概念的逻辑分析。但多年来的研究也留下了一些“学术副产品”，这就是这些接近于随笔的书评和序跋等等，它们往往透露了枯燥的学术研究后面的真实的生活信息。如果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对我的哲学立场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对于我来说就是求之不得的了。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
常听人说，我们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我们从前是否曾经拥有过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或至少拥有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我们目前却是实实在在地“堕落”了。随着“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那一代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年轻一代身上再也难以看到精神或哪怕“伪精神”的痕迹，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教他们什么。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一切教育都成了陈词滥调，一切训导都成了权力的显示，一切“寓教于乐”或审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成了不值一哂的骗术。现代青年欣赏的是“酷”，即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处处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但这种“酷”其实是有条件的，它并不真正基于个人的思想深度和性格魅力，而是以一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水平为基础的。至少，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偶像们必须衣食无忧，否则怎么“酷”得起来？显然，为了“酷”和“扮酷”，年轻人向往着靠钻营和本事（钻营也是一种本事）升官发财，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以便香车豪宅、美女如云、颐指气使、一掷千金。没有本事的则梦想着各种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中彩、傍大款、传销、赌博以及各种不法的谋利。当然，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是一些幸运儿靠天生优势（美貌、歌喉或体魄）在歌坛、影坛、模坛或体坛上大展身手，他（她）们才真正最有资格“扮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十分肤浅甚至幼稚可笑的青春偶像们会得到如此大群少男少女们狂热的崇拜和追捧了。他（她）们崇拜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拙劣的演技球技、嘶哑的嗓门和贫血的歌词，而是自己心中近在咫尺的幻想。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视任何人为“彼可取而代之！”似乎一切都取决于机遇和运气。这是一个“精神动物的王国”。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责怪当代青年的低俗、浅薄和麻木，他们其实表达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当以往那些空洞的豪言壮语和大言不惭都烟消云散之后，这种原生态就以毫无顾忌的赤裸裸的形式崭露出来，并带上了这一代年轻的生命力与“文革”红卫兵的狂热相比丝毫不逊色的劲道。平心而论，我们宁可青年们崇拜港台歌星而不愿他们崇拜政治“大救星”，宁可他们无病呻吟而不希望看到他们有病的“朝气蓬勃”“天天向上”。没有理由指责当代青年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因为这种可追求的理想和精神生活在当代中国还有待于创立。可以预想，这种创立与过去的伪“人文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恰好应当在于，新人文精神不是排斥、取消和否定世俗生活的，而是从世俗生活中提升出来的，不是抹杀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不管这种兴趣爱好多么低俗），而是保护、发展和提高个人素质的。然而，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今天宣扬恢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得不到认同。几千年的思维惯性使他们本能地认为，一谈“人文精神”就必然要向世俗生活开刀，必然是“存天理灭人欲”，必然是“言义不言利”“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甚至不惜借用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 “提升”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无疾而终的原因。这场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的基本思维模式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一贯态度，即要求每个普通人都成为“圣人”或至少是向“圣人”看齐。同一个传统思维模式催发了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伪争论，只是争论的平台不再是道德，而是政治，不再是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而是“平等”和“自由”。但很明显，争论双方同样都把“平等”和“自由”如同“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义”和“利”、“天理”和“人欲”等等）一样对立起来，不论他们拉来多少洋教条（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等）做掩护，都藏不住他们骨子里中国传统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偏见，即：“平等”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自由”就是“为我”（所谓“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看到中国高层知识精英的这种低层次的陈腐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
总之，“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也好，与中国广大的老百姓芸芸众生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被知识精英们抛在一边的 “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今天要想获得知识精英们所鼓吹的“人文精神”，或是想成为“新左派”，首先必须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对“国是” 发表意见。所以他们如果明智的话，最好还是把“人文精神”让知识精英们去独占，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有希望成为“治人者”兼“拯救者”的新左派们去居高临下地支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但这种生计至今还没有显出任何精神意义，历来也不允许有什么精神意义。凡是想要使它带上某种精神意义的，总是自上而下地给它带来灾难（如当年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成了“瞎指挥”。然而，这种没有精神意义的生计问题每天都在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只要“活着”就好；而那些想要活得比别人“更好”的人，则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中国传统体制下，“为富”者往往“不仁”；而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而相应的法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就连起码的生存也不得不通过“不仁”甚至欺诈瞒骗的方式才能维持。如小商贩普遍的偷税漏税和假冒伪劣现象其实与缺乏诚信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倒是出于成本核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呼吁普通生意人要“讲诚信”的道德高论听起来竟然带有残酷的意味，因为不诚信几乎已经成了细民们的生存之道。据问卷调查，没有人嫉妒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因为他的钱来得正当，越有钱越光荣；但在中国却不可能有比尔·盖茨，只能产生赖昌星。比尔·盖茨的赚钱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即有限个人的无限追求，在这种无限面前，家族的显赫，个人的享受、排场、名声、权力、地位和一切世俗的欲望都成了不上档次的东西，巨大的财富成为了扶危济困、造福人类的条件。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在中国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它缺乏生根的土壤。
这并不是说，当代中国人似乎就注定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国度了。我的意思是，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在思想界、理论界和文艺界，这些年来的“寻根”“回归”“返乡”的“向后看”思潮蔚为大观，它不仅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而且在知识界激起了一股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前景抱怀疑和拒斥心理的貌似慷慨激昂的颓废情绪。他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国粹”的破坏做了全面深入的“检讨”后，并没有给当代人提供什么切实可行的生活理想，只不过满足了自己对古典文献的一厢情愿的怀旧感情，他们的理论和观念已被洪水一般离乡进城的民工潮击得粉碎。对当代中国社会中最值得关注的新生事物打工一族的视而不见或干脆放弃，是当今知识界最大的失职。因为离开知识分子的代言，新的世界观是不可能在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他们只知道在新的陌生环境中不如意、不知所措，感到孤独，谁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也不能依靠，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及自己应该怎么做。知识分子有责任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出发，运用自己的知识为他们设计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和做人方式，使他们脱胎换骨为现代产业工人，而不再是一些懵懵懂懂、乱碰乱撞的“农民工”。当然，这种理论工作只是在现实生活本身对打工者的教育和训练的基础上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且本身也只有通过一个多环节的文化生活链条（例如当代文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还有影视等等）才能抵达打工者的思想中，但决不因此就是不重要的或可以缺少的。其实，除了打工者之外，白领阶层（或高级打工仔）同样需要一种思想的启蒙。至于长达２０余年的大批向国外（主要是西方）移民的强劲浪潮则更是直接显露出中国年轻一代人思想上的饥渴和骚动。推而广之，整个中国现在都面临思想观念更新的一个关键时机，人与人的关系正在重新调整，做人的原则正在重新形成，打工仔在这场巨变中不过是首当其冲且最为典型罢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打工时代”。打工不单纯是赚钱谋生，而是提高自己、训练自己、寻找自己，它在一切附加于生计之上的意义都丧失殆尽之后，第一次使中国人的日常生存方式本身可能具有一种真正的精神意义。
因此，我把“打工者”看作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当代文化符号，它有如下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失去了人身依附，摆脱了土地、户口、单位和宗法观念的束缚，然后是个人的首次独立，开始培养个人的承担意识，从而人与人的传统关系开始解构，人们成为“陌生人”之后重新尝试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几千年来习惯于将自己的精神寄生于某个群体之中的中国人，首次面临了游离于群体之外的孤独无依、无着落、无归宿状态，人性的脆弱再也不能用群体的豪言壮语来掩饰和自欺，而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由于无法承受这一痛苦，许多打工者仍然向往着沿用古老的群体关系如亲戚、朋友、熟人等等来谋求个人的生存，但背井离乡的生活状态及四处泛滥的“杀熟”现象使这一传统习俗遭到了残酷的摧毁，或是沦为一种越来越不管用的拙劣的欺骗工具。我们时代整个社会正以不可抗拒的趋势日益“打工化”，这意味着过去一切维系某个群体内部的团结但却妨碍各个群体的外部团结的界限、等级和圈子逐渐被拆除，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单一化了。长此以往，这种情况必将导致中国人精神生活上的巨变。其实，我们今天所努力建设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也无非就是各级官僚都蜕变成人民的“打工仔”的社会。
但我们不能坐等这个社会的到来，而必须为之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方面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点。否则的话，即使我们有了好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如果没有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质的人，这些规定难免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或过淮之枳。当代精神生活有待于建立的基点有两个：其一，建立个体独立人格，消除精神依赖性，将孤独视为一种生存境界和人生常态来承担，勇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通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建立起个人内部的精神世界，将其看作自己个人的一项毕生都有待于完成的工程来关心和从事，而不是随时向他人和世界敞开，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外界的援助和同情；其二，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即不粘乎、不自作多情，但守信用、讲原则、有理性，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而不因人而异，由此造成一种宽容精神和换位思考，即承认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人格，对他人不强求一致，而是理解和尊重，也不媚俗和媚众，而是特立独行。
这样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真正有深度的精神上的“酷”，它是装不出来的，也不必装，但却必须有高度的自觉，尤其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必须有意识地清除我们传统文化血液中的毒素，才能为这种精神生活开辟道路。这些毒素主要也是两条：一是个人长期融化于群体或自然之中，无主见、无定见，从众，随大流，养成不反思、缺乏一贯性和原则性的劣习，将依赖性视为理所当然和光荣，被孤立时不堪一击，助纣为虐和仗势凌人时却凶残无比；二是群体关系的非理性，如“仁” （“恻隐之心”）的偶然性，“爱”的等差性，“诚”的自命不凡性，在一切精神生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互渗性（以“情感”和“善意”的名义）和互相控制。整个这一套精神生活模式都是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和皇权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格局，在当时无疑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在今天则已成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的历史包袱。
所以就目前来说，为现代中国人探索新的生存方式的理论工作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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