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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成吉思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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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干旱和瘟疫，”我说，“但是还有一个坏运是什么？”
“看看你的脚底下。”
我低头一看，脚底下爬满了蝗虫，每颗碎石中间都挤了十来只。
“蝗虫。剩下的一点牧草，也被它们啃光了。”“大夫”说。
《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三大诅咒全部到齐，还集中在同一时间，难怪乌梁海人被折磨得面无人『色』。
我们也不能在乌梁海部落逗留了。死土拨鼠的消息让这里的人放弃挣扎，决意踏上征途。他们跟我们说，明天一早就要拔营，挥别这个让他们倒了大霉的谷地。“大夫”也很急，要我们立刻离开这个区域。他害怕地方当局知道谷地中有瘟疫蔓延，会下令隔离。换句话说，我们会被困在这个谷地里至少一个月，什么地方也别想去了。他说，我们最好往西推进。乌梁海族人也在这个谷地看到了快要死掉的小牛和啮齿动物。我以为，小牛可能是因为草料不足，才奄奄一息，但土拨鼠、鼹鼠之类的动物，也濒临垂死的边缘，可能就与瘟疫脱离不了关系。而在这个山谷中即将爆发的瘟疫，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在欧洲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土拨鼠疫与黑死病
离开谷地之后，“大夫”证实我的推测没错。他说，“必死地”的典型病征是：高烧不退、全身颤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肿大，导致心神不宁、撕裂般的疼痛、头昏眼花。病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失去平衡，宛如中酒。“大夫”说的这些病征，跟14世纪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有几分相似。那时的瘟疫大流行，足足让两千五百万的欧洲人蒙主宠召。大家都认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病源，是船上带原的老鼠。欧洲第一起于史有征的黑死病病例，出现在公元1347年，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其中一个旁支，由钦察（kipchak）大汗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围攻黑海的重要港口——卡法（kaffa），部队中传出了黑死病流行的消息。而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大汗于是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生物战，他用抛石机把死于黑死病的尸体抛进城内，卡法城内因此瘟疫盛行，城市不攻自破。稍后，前往卡法贸易的热那亚商船，又把病菌带回欧洲，正式开启了欧洲的黑死病时代。
黑死病竟然还残存在这个没有港口、与外界隔离的世界内陆心脏地带，这个消息着实非同小可。这也让我怀疑，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究竟是来自船上的老鼠，还是有别的传染途径？法国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估计，欧洲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有的村落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村民，都没能熬过这场浩劫。欧洲到16世纪，人口才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大夫”解释，瘟疫爆发的时间多半在夏季7月底到8月初之间，秋天之后，传染的力道会明显趋缓。当地的牧民管这种流行病叫“土拨鼠疫”，看来他们也知道这种病和病死的土拨鼠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很清楚这种疾病的利害：一个夏天会带走十分之一的牧民的『性』命，整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会爆发瘟疫，而且绝无预警。所以蒙古人发展出一套传统，在厉疫盛行的季节里，见到孤零零的蒙古包，绝不下马，一定在远远的地方就把马勒住，然后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里有人出来答应，就表示没有问题，可以进去歇息。如果叫了半天，没有人出来，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已经罹患瘟疫，病得没法起身了；这时，绝对不能耽搁，兜转马头赶快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而染上恶疾。蒙古包里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责任盖住蒙古包上的通风口，再把控制通风盖的绳索挂在门边，外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蒙古包没能逃过一劫，不可接近。
我们又在这个区域晃『荡』了两天，距离中蒙边界，大概只有五英里不到。我们的行动要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是管制区，不过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第六大队。第六大队不是军队的编制，而是苏木在夏天派出放牧的工作大队。据说，第六大队夏天喜欢在中蒙边界扎营，“大夫”听说，这个大队里面有个还在活动的萨满巫师，但这纯属谣言。我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大队，却发现大队里面只是些寻常的哈萨克牧人，在贫瘠、强风凛冽的阿尔泰山高原，替公社照顾公有牲口而已。他们的牧场里有道脏兮兮的冰河，依附在中蒙边界的高山山脊上。
哈萨克帐棚里的东西，都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简单单的木架，看来只是应急之用，上面放着正在晾干的『奶』酪，旁边放着两根圆木，等着劈成柴火。他们主要的燃料还是牛马粪，用块防水布盖着，慢慢阴干；几张羊皮挂在竿子上，也是等血水退去，再来看怎么用。这里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牲口粪便，单单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坨坨比较大的，是牦牛和海那格的粪便，中等分量的是羊排出来的，再小一点、一颗颗的就是山羊的粪便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找得着鸟类生活的痕迹：鸥（gulls）、燕鸥（terns）、鸬鹚（cormorants）沿着河道飞越数万英里，终于抵达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阿尔泰山山系，这里是它们旅途的终点。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乌兰巴托有派驻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流行病的动态。第二个星期，我、保罗和“大夫”结束了阿尔泰山的调查工作，回到蒙古共和国的首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联络，向他们汇报瘟疫在蒙古散布的情形。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黑死病这种瘟疫是被列为最恐怖、最致命的恶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驻单位应该立刻把蒙古的病情往上呈报。谁知道他们闪闪躲躲，问不出半句实话，也不敢发表任何评论，一味推托，只说我应该去向蒙古的公共卫生部报告我的发现。
这次又是“大夫”帮上了忙。蒙古『政府』正在进行改组，致力改革，新上任的公共卫生部长先前是个医生，偏巧就是他的朋友。我们到了公共卫生部，想跟部长约个拜会时间，正巧见到他从走道的另外一头急匆匆地走过来，我们就直接向他说明来意。部长虽是个大忙人，但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马上就抽出时间，跟我们讨论蒙古瘟疫流行的现状。
奈马达瓦博士是新一代的蒙古行政官员，博学多闻、精明干练、坚定果决又诚恳实在，还有些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如果你一年前问我蒙古瘟疫的事情，”他用极为流利的英文跟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说，瘟疫在咱们蒙古早就绝迹了。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实行了几十年，连这点流行病都治不了？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以前提到瘟疫，我们都说瘟疫已经根除了。现在改革开放，讲究实事求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单就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就很需要你们西方的协助。没错，在我们蒙古是有瘟疫，也还是地方『性』的流行病。我们认为从苏联引进的活体疫苗（live vacomines）不像宣传的那么有用，据说，你们西方现在有一种死体疫苗，效果比活体疫苗要好很多。在高危险或是传出有瘟疫爆发的地区，最好能立刻给当地人民接种疫苗。只是在夏天，牧民扎的蒙古包遍布草原，急切之间，根本就找不到他们替他们接种疫苗。我让你看看这问题有多严重。”
他的助理把瘟疫档案搬了过来。第一份文件是一张蒙古地图，上面标示着有疫情汇报的地区，以及动物和人类的瘟疫通报。浅绿『色』的『色』块是有动物罹患瘟疫的疫区，深绿『色』的『色』块则是有人类死亡病例的区域。浅绿『色』的『色』块纠结呈一条带状，深『色』的绿点，也是密密麻麻散布在辽阔的蒙古高原，看起来格外僵硬阴沉。部长透『露』，蒙古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都是天然的瘟疫细菌保存场。他说，蒙古其实还是这世上的主要疫区。
部长一肚子有关瘟疫的学问，说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必死地”在国际间被公认为最危险的传染病，人类得了这种病之后，死亡率极高，所以一旦传出疫情，就一定要隔离，如同霍『乱』、黄热病一样。瘟疫一旦爆发，蒙古这块土地几乎没有抗拒的能力，因此中央特别在乌兰巴托设立了传染病管制局（institute for contagious diseases），极力控制“必死地”的扩散，同时，在每个爱马克都有办公室，专门监督需要隔离的疫疾，一有病例，立刻呈报。
部长无奈地承认，在蒙古，完全没有方法杜绝瘟疫，因为病毒宿主是无所不在的草原啮齿动物。除了土拨鼠、草原犬鼠（steppe dogs）、田鼠、家鼠之外，就连仓鼠（hamsters）和沙鼠（gerbils）都在散布病毒的行列当中。这些老鼠住在地洞里，有冬眠的习惯。俄国探险家普热杰瓦斯基就发现，草原底下的地洞密密麻麻，瘟疫从这个地洞传到那个地洞，一路散播过去。公共卫生部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年春天瘟疫即将爆发之前，派出田野工作人员，在前一年传出瘟疫病例的地方设下陷阱，捕捉啮齿动物，检查它们身上是否带有病原。万一发现有瘟疫的症状，就要立刻呈报，并发出禁止猎杀土拨鼠的命令。可是这个国家的幅员实在太过辽阔，到处都是瘟疫的带原体，这种做法，任谁也知道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地方的疫情可能根本隐瞒不报，牧民散布在广大的草原里，也没法及时知道『政府』已经发出疫情警报。为了警告都市居民瘟疫的危险『性』，『政府』制作了电视连续短剧，用病鼠的照片警告居民要留心，但是许多牧民根本没有电视。
谈鼠『色』变
部长还举了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瘟疫爆发会有多可怕。就在这个月初，一个小孩子养的狗抓到一只土拨鼠，小朋友把这只土拨鼠拿回家去玩。他们的蒙古包扎在一个挺荒凉的地方，总共只有三个蒙古包聚在一起。小朋友的家人把这只土拨鼠留了下来，为的是剥它的皮。一个星期之后，这家人开始发高烧、头疼。但他们并没有把疫情向上级回报，因为当时还不是猎杀土拨鼠的季节，他们害怕如果实话实说会惹上麻烦。结果，疫情很快就散播到另外两个蒙古包，十一个人里面，死了五个。“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瘟疫有多可怕，散布得有多快！”部长说，“发作的过程很典型——潜伏期大约是七八天，然后就是发高烧，接下来就是死亡。如果在头两三天没有打抗生素（antibiotics）和磺胺基（sulfa）类『药』物，一定回天乏术。”
最近一次瘟疫爆发的时间是在1910年到1911年之间，那次的大流行被称为“满洲里瘟疫”（manchuria plague），甚至波及到华北。根据记录，总共死了六万人，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也没有准确回报，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该不止此数。“满洲里瘟疫”就是蒙古人口中的“必死地”，也就是所谓的黑死病。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瘟疫爆发的源头在蒙古，沿着商旅行经的路径，慢慢地传到华北。一位名为沙伯罗托尼（zablotny）的俄国医生，下过工夫研究这次的瘟疫流行。他证实病毒的宿主就是遍布在大草原上的土拨鼠、狗鼠、田鼠、家鼠之类的啮齿动物，通常是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吸食了它们的血『液』，再间接传给人类。“满洲里瘟疫”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主要是因为病菌攻击人类的肺部，患者呼吸中的水气都带有病菌，防不胜防。这次的大流行流毒无穷，表面上是停息了，实际上却没有根除。1947年，瘟疫又在内蒙古爆发，三万人感染，两万三千人没能熬过病菌的摧残。“你应该知道吧，吃土拨鼠不会感染瘟疫，”部长面带微笑，“我想你们大概偷偷吃过……煮熟的话更没有危险『性』。”
流传在蒙古民间有关瘟疫的传说，颇有几分根据，大概是牧民长期观察的心得。举个例子来说，在沙伯罗托尼利用科学方法证实鼠类是散布瘟疫的元凶之前，蒙古牧民就已经替瘟疫取了个“土拨鼠疫”的浑名，而且，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这个浑名就已经散布开来。牧民们都知道，只要看到土拨鼠奄奄一息，或是不明原因死去，又有腐食『性』动物（carrion）去吃它们的尸体，大概就要爆发瘟疫了。看到了昏昏沉沉、遇到敌人也不知逃跑的土拨鼠，猎人会很机警地不去抓它们，因为这可能是土拨鼠感染瘟疫的征兆；也因此，传统捕捉土拨鼠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说，猎人会穿上全身白『色』的衣服，手里拿一根小小的白旗，一边摇旗子，一边朝土拨鼠的洞『穴』爬去。身体健康的土拨鼠，会立刻站起来打量这个怪里怪气的东西，看得出神。土拨鼠都相当好奇，常常会被迎风招展的白旗吸引，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空当，猎人爬到箭『射』得到的距离，一箭杀死猎物：这样就可以确定，他逮到的土拨鼠没有感染病毒。“现在，规矩变了，”部长看起来有些伤感，“城里人开着吉普车，在草原上横冲直撞，直接用『射』程远的来复枪打土拨鼠，然后叫他的狗去把土拨鼠叼回来，这样一来，他们无从观察土拨鼠的健康情形，瘟疫也就这么传播开来了。”
部长还告诉我们一些很有趣的消息：他的手下抽查了各种宿主，试图了解它们携带的病原。结果，单就肺病杆菌的这个类型，老鼠和草原犬鼠身上的病菌都没有土拨鼠身上的厉害。家鼠和田鼠身上的病菌比较接近“都市瘟疫”（urban plague），这种“都市瘟疫”常在东南亚流行，容易感染，发病时也很严重，但是不会轻易要人命。从土拨鼠身上取来的检体可就没那么容易摆平。因此，结论很明白：黑死病细菌的宿主，主要就是生活在田野间的土拨鼠。
另外两个科学发现，也扭转了世人对于黑死病的传统认识。第一，证据显示，瘟疫杆菌的生命力很强，吐一口痰，就算痰已经干了，杆菌还是可以生存三个月；如果把这种杆菌放在实验室里用低温保存，至少可以活上十年。第二，瘟疫的传染原固然是土拨鼠，但是它们身上的跳蚤和被传染的人体也都可以散布瘟疫。举个例子来说，跳蚤吸了一口感染瘟疫的土拨鼠血，病菌可以在它的口腔和内部器官中，生存一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跳蚤从头年的10月一直到次年的3月都会散播病菌。瘟疫就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也许像“满洲里瘟疫”（黑死病的肺炎版）靠空气传染；也许是跳蚤，吸了这个人的血，又跳到别人身上，吸别人的血来传染。
部长说，黑死病或民间所谓的“土拨鼠疫”在蒙古都没有禁绝的方法，蒙古国土在欧亚大陆之间绵延千里以上，都是土拨鼠居住的草原。前一年，有个因为瘟疫而死的病例，发生在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那里距离欧洲又近了一千两百五十英里。1878年，在下窝瓦河流域，也曾经爆发过瘟疫。成吉思汗过世一个世代之后，卢布鲁克踏上征途，曾经记载：“这里有好多土拨鼠，当地人称‘索格尔’（sogur）。冬天来临时，经常是二三十只挤在一个洞昏睡六个月，数量之多，难以胜数。”他还记录说，蒙古人一感染瘟疫，便会有人在他的帐棚外面竖立一个标记，警告外人不要进去。我跟奈马达瓦博士谈话之后，得到一个印象：当时蒙古人的警告措施，与现代牧民的隔离手法其实没有多大差异。
中世纪的中亚爆发过大规模的瘟疫，这是于史有据的事实。考古学家最近在阿尔泰山西侧的伊萨克湖（lake issyk
kul）发掘出规模罕见的陵墓群，这些人都是死于瘟疫。再往东走，1331年的中国也曾有厉疫横行。历史学家怀疑，这场人口浩劫与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也就是黑死病）脱离不了关系。一个专门研究瘟疫的学者麦克尼尔（w。h。mcneill）甚至怀疑黑死病的散布与蒙古帝国四处拓展有关。从种种第一手的证据以及蒙古牧民根深蒂固的习惯来看，结论已经相当清楚：致命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大概是从陆路传进欧洲的，跟海路的关系不大。受到感染的人体，在浑然不觉的潜伏期中，沿着商道一路推进到中亚，再进到欧洲，土拨鼠和其它的啮齿鼠类只是传播的第一站而已。自古以来，保存黑死病细菌的大本营就是中亚草原，蒙古铁骑在中世纪开疆辟土，蒙古商旅在他们的庇荫下四处经商，瘟疫，也就这么往外辐『射』，其中尤以欧洲受害最重。这么说来，成吉思汗还不能算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虽然他的军队征服了当时三分之二的已知世界，但是比起蒙古军人散播的瘟疫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文明的摧残，黑死病可能比蒙古大军要负更多的责任。蒙古大军在西征之际，不经意留下了让欧洲人寝食难安的梦魇，散布了黑死病的沉重阴影。
我一直想找一个萨满巫师，亲自向他讨教。我们因此跑了一趟中蒙边境的第六工作大队，虽然没有找到巫师，但也不是毫无所获。我没有抱持太过乐观的期待，也不敢相信，经过『共产』党统治的蒙古，正统的萨满教还有传人——先前我们提过萨满教的信徒相信，土地、天空、石头、溪流、风、树都有精灵，还尝试跟它们沟通，占卜未来。只要让我打探到萨满巫师的蛛丝马迹，我一定铆足全力去查个清楚。萨满巫师也算是一种活古迹，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还能揣摩成吉思汗时代的奇幻传说。
萨满教称得上是蒙古帝国扩张时的核心现象。蒙古人常常说，是萨满教中至高无上的宇宙天神腾格里授命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甚至有人相信，成吉思汗本人就是萨满教信徒。举个例子来说，在他听到商队在厄塔剌被劫掠的消息之后，单枪匹马到深山去避居三天，这就是萨满教传统的祈祷模式：独自一人，与诸神对话。信奉基督教的卡庇尼和卢布鲁克到了蒙古，发现巫师数目之多，着实吓了一跳。他们总喜欢叫巫师为“卖卦的”，但他们其实更像通灵师或是算命仙——经常聚在王帐附近，召唤祖先的灵魂。卢布鲁克还亲自闯进蒙古包，看看这些萨满巫师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们总是可以在蒙古王公贵族或是有钱人的蒙古包外面，发现这些“卖卦的”（穷人哪请得起他们？）这些人的行囊，都装得满满的……他们会花很久的时间看风水，等扎好蒙古包、家当安排妥当之后，其他人才会挨个扎营。他们有固定的祭祀日期，有时是在每月的第一天，他们会造出我先前提到的简陋人偶，按照教规，放在帐棚的中间，围成一个圈圈，蒙古人进帐之后，对之顶礼膜拜，致献牺牲。外人休想进去一窥究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冲进去看了一下，立刻招来一顿痛骂。
也幸亏他的莽撞，卢布鲁克成为西方世界记载萨满教仪式的第一人，为这种神秘的原始宗教信仰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在当时，萨满大巫师也是宫廷天文学家，有本领预测日月蚀。日月蚀的时候，所有的蒙古人躲在帐棚里面，用各种乐器物品敲打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希望能吓走邪灵，还他们清明日月。遇到有人死亡，替死者举行葬礼的也是萨满巫师。他们会把死者的遗体与遗物放置在两堆火之间去邪。几乎所有的蒙古庆典都由萨满巫师主持，每年5月的第九天是蒙古的“母马初『乳』节”，马群中所有的白马都要聚在一起，谢谢上天在这个季节的恩赐。把第一滴马『乳』弹向天空的人，当然还是萨满巫师。卢布鲁克甚至相信，萨满巫师能够影响天气。蒙古人遇到生死大事都会找萨满巫师，有时还请他们帮忙看病。卢布鲁克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蒙古王公生了重病，全身疼痛难耐。他找来萨满巫师替他疗疾：
（这位巫师）坐得远远的，命令她的女仆按住王公的痛处，然后紧紧攥住手心。女仆照做，摊开手掌一看，满是毡『毛』和奇奇怪怪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往地上一放，竟然蠕动起来，有了生命似的。巫师把这些东西放进水中，它们竟然变成了水蛭。
卢布鲁克害怕这些巫师直接跟魔鬼打交道，常常有人对他说巫师夜间聚在帐棚里请神的故事：帐棚的中央放着一盘肉，而大萨满巫师“喃喃地念起咒语，手鼓重重地顿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精神进入狂『乱』的状态，一旁的人把他绑起来；恶魔暗中出现，给他肉吃，巫师则宣布神谕”。卢布鲁克的这段记载并非亲眼所见，因为仪式中若有他这个基督徒在列，恶魔可能就只会坐在帐棚屋顶，一个劲儿大叫：“我不能进来，我不能进来！”
寻找萨满传人
瘟疫爆发，因此我们在乌梁海部落时，小心翼翼地跟族人保持礼貌『性』的距离。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蒙古的偏远角落，发现萨满教的继承人。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中，就有萨满巫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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