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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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家里是大地主的，凡是身上有血债的，凡是对于复兴党有敌意的，那么这样的家伙就一定要被抓捕起来。

第293章没用的和有用的2

说起来也真挺有意思的。在集中营里，比起那些地主绅士之类的家伙，那些所谓读书人的数量往往要比地主士绅要多一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地主之类的家伙要是不接受工业资本家改造的，往往就会直接被复兴党灭门。毕竟这帮家伙身上的血债太多了一些。

能进复兴会集中营的地主，一般都是大地主。这种大地主能够活到集中营的都不多。而且进了集中营的地主都的算是比较有眼色的家伙，这帮人在集中营里老实的很。

反倒是那些因为反对反抗复兴党而被抓进集中营的封建读书人，这群其实连自己读的书都没理解透的家伙，脑袋被读书人高人一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混账思想把脑袋塞迷糊了。就是进了集中营，他们居然还是嘚嘚瑟瑟的瞎咋呼。

不过，劳动改造这种事情它是这样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吃不上饭，自然也就咋呼不起来了。而要是长期吃不上饭，连咋呼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所以只要没有死志的封建读书人，基本上都会逐渐的在劳动改造中被自然消耗掉。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对于封建读书人，在复兴党内部从劳改部门传出了个蔑称——“知了”。

复兴党看不起读书人，或者说，复兴党看不上大明朝的这些封建读书人。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复兴党看不上大明朝的读书人的原因还有非常实际的一方面：这些人对于复兴党没有什么用处。

那些底层的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还好一些。这些人本身就是在自己家的田里面劳动惯了的人。就是在复兴党的治下，他们仍旧有像普通百姓一样劳动的本事。那些彻底的脱产，完全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封建读书人，他们把四书五经背的是不错，可是对于复兴党来说，他们还就真的就是什么用都没有的。

别说复兴党内部了，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核心统治区域的荆州和武昌地区的老百姓也都觉得，那些光会背些高头讲章的读书人对他们也是屁用没有的。和那群人比起来，反倒是那些在商铺里学徒干活的那种能写会算的伙计、账房和掌柜们，对于大家的用处更大些。

毕竟，就是大家都接受了扫盲教育，自己也都能写会算了，但是和那些数字感更强，实践经验更丰富的伙计、账房和掌柜们比较起来，还是人家的速度快，水平高。

商铺的伙计、账房和掌柜在荆州和武昌地区的地位变化不是别的原因导致的。这完全是复兴党本身不仅不排斥和压制商业活动，而且还提倡和鼓励商业活动的原因。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和明朝的商业兴旺程度相媲美的就只有宋朝了。相比较宋朝而言，明朝的商业繁荣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作为长江中游的主要城市，明朝的荆州和武昌都是华中地区的商业重镇。别说荆州武昌这样的大城市了，像枝江县这样一个荆州府下属的普通县城的商业都那么繁华，以至于因为商业的繁荣都催生出董滩口这样的专门的工商业城镇来了。那么可以想象，像荆州和武昌这样的人口几十万的大城市的商业会有多么繁荣了。

当然了，大明朝商业的繁荣只是一种相对状况而已。其实无论是对于大明朝这个政权来说，还是对于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这种相对的商业繁荣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

大明朝政府在这种商业繁荣上不能有效的进行税收。明初的时候还好一些，文官集团那个时候还不是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还没有办法和代表国家利益的皇权相抗争。

可是，自从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形成利益集团之后，明朝除了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的时代，因为皇帝的强势所以国家的税收在商业方面的分润比较多以外，其他的时候，因为文官集团作为利益集团强力的把持着行政权力，以至于明朝政府除了像张居正那样进一步的掠夺平民增加税收以外，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大明朝，商业利益是被大地主大官僚所把持的。依托大地主和大官僚的中小商人勉强也能分润一些商业繁荣的好处。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特别是对于张居正之后的老百姓来说，商业的繁荣对他们不仅没什么好处，反倒是坏处不少。

张居正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的办法，确实进一步的刺激了明朝的商业发展。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货币的他们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盘剥。

大地主和大官僚一方面用高利贷盘剥他们，另一方面这些把持着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贸易的大地主和大官僚们，还可以通过操纵市场的手段进一步盘剥他们。

要不是这样的原因，怎么会在大明朝整体因为小冰河的气候处于农业生产衰退，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在秋收时节粮食收购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的情况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高利贷，卖高价粮。秋收的时候压低粮价进行粮食收购。因为商业的繁荣，几乎所有的大明朝的地主都会这一手。

从这个角度上看，大明朝发达的商业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对于老百姓是个非常倒霉的事情。

不过，这种情况在复兴党的治下可完全没有。

原本在湖北地区从事商业经营的大地主和官僚，不是死在镇压的过程中，就是消耗在繁重的劳动改造里了。开矿采石，烧砖运土等等等等繁重的重体力劳动，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干起来都是非常伤身体的，更何况那些家伙了。

复兴会治下的大地主们除了被消灭掉的之外，都被复兴会转化成工业资本家了。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的刺激下，这些人可是赚了个脑满肠肥。看到这些人的情况，那些头脑灵活的中小商人们立即闻风而动。

荆州和武昌这样原本就商业繁荣的地区，因为复兴党的设备和技术支持，也因为复兴党完善、合理、公平、公正的商业政策，重新焕发出她们本身的商业活力来。

更主要的是，原本的湖广地区在大明朝的主要角色比较单纯的是粮食生产。所以本地商人主要从事粮食贸易为主。

现在，虽然复兴党的粮食政策是只进不出，可是，因为复兴党相对于大明朝这个环境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湖广本地商人依托复兴党大量的、充足的、丰富的各种优质和先进的产品，反倒能够开始向各个商业领域发展。

作为原本就是商业城市的武昌府，现如今就是一个普通的伙计都是非常的难找的。因为这座城市的市民，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参与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去了。

第294章明朝的经济危机1

后世人在提到宋明时代繁荣的商品经济的时候，特别是在提到明朝繁荣的商品经济的时候，对于教科书上说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是赞不绝口的。

不少现代人每每提到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时，都带着一种或者赞赏的，或者自豪的，或者惋惜的态度来谈论这件事情。

对于王书辉来说，资本主义确实是比封建主义进步的社会制度。但是，这也仅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论述。如果真的要从身处社会变革中的人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绝对是鲜血淋漓的一个过程。

如果有机会问一问那些在羊吃人运动中从农民变成城市无产者的英国人，如果有机会问一问那些通过南北战争从南方种植园中的奴隶变成北方工厂里的工人的美国黑人们，到底是当一个农民，当一个农奴的日子更好一些，还是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更好一些的话，这些人的回答恐怕会让许多现代人感到惊讶。

当然了，这些人都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最纯粹的牺牲品和消耗品。想要问一问他们的态度，一丁点儿的可能也不存在。

其实，现代人里那些真的读懂了他们初高中政治课教材的人，如果他们的目光比较敏锐的话，他们也能从现代中国的南方地区的那些血汗工厂中找出答案的。

资本主义这个东西，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展和完善之后，现在才表现出一副平和慈悲的面孔。可是它刚刚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可是比一切人类可以想象的魔鬼的样子还要狰狞无数倍。

现代中国，有不少人诟病苏联和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民众不够仁慈，可现实是，他们没有想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过程是多么的残酷和惨烈的。

现在那些高喊着漂亮的口号，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环境问题指手画脚的发达国家，其实他们享受着的那些看似美妙的生活，绝对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祖先以及无数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国家的无数人民的尸骨上的。

“赞美恶魔的成就，相信魔鬼的正义。”天底下恐怕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让人觉得荒谬，更让人觉得滑稽的事情了。

王书辉知道，决定社会发展，导致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肯定是阶级矛盾的爆发。但与此同时，王书辉有觉得，导致阶级矛盾爆发的直接原因，基本上都是经济问题。

在思考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的问题的时候，王书辉发现，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封建制度下，有封建制度的经济危机。

归根结度，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经济问题。他认为，封建王朝的灭亡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先有了经济危机，然后就有了阶级矛盾的激化。有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然后就有了封建王朝的洗牌。

王书辉用后世人的角度来看待明王朝的灭亡，觉得明朝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并不一定是有利于明王朝本身的事情。他认为，繁荣的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促进了明王朝的灭亡。

而且在王书辉眼里，明朝末年的那个资本主义萌芽，也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玩意，说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上却是和封建主义差不多的，或者说是披着一层资本主义的皮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东西。

和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还不一样，明朝末年或者说一直到现代中国，因为权力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落后的东西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明朝这个环境里，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百分百的本身就是大地主和大官僚集团。如果有人认为落后的阶级会催生出先进的制度的话，这种想法就完全是不科学的妄想了。

在没有王书辉，不存在复兴党这个组织的原时空里，明王朝的灭亡是从张居正改革开始的。

不提张居正其他的政策，单纯的只是评价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话，取消实物税，施行货币税的过程，实际在客观上进一步的促进了明朝农民的破产和全国土地的集中。

我们都知道，因为张居正取消实物税实行货币税的政策，使得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纳税的过程中必须向国家上缴白银这种贵金属货币。可问题是，农民手中并没有白银，白银基本都掌握在地主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就已经深受地主经济剥削的农民，不得不进一步的接受把持着经济，从事商业活动的地主们更深层次的剥削。

受地主的剥削，在秋收的时候把粮食低价卖给地主换取白银纳税，然后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又要向地主借去高利贷。粮食变白银，白银再变粮食，经过掌握着白银的地主和地主阶级出身的商人的双重剥削，大量的农民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下开始全面破产。

地主阶级通过手里的白银和手中把持的商业毛衣，不断的通过剥削农民获得超额利润。可是，这些人被称为地主阶级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不会把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获取的利润投入到社会生产的过程中。

地主们不断的吞并农民的土地使得整个大明朝的土地高度集中，与此同时，他们又把那些白银货币变成银冬瓜、银西瓜放进地窖里长毛。

地主们的这种行动，无论是对于农民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具有绝对性危害的。

地主们能够成为大地主，本身就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当官。一旦他们成了大明朝的官员之后，他们就可以凭借他们的政治地位免除国家的税收。也就是说，这些官僚地主掌握的土地越多，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越少。

地主们逃税和集中土地的同时，并没有把资金用到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去，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那些因为土地兼并而大量破产的农民满足了明朝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各种工坊劳动力需求之后，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大量的成为没法生存的流民。

没有土地，没有工作，什么也没有的破产农民一旦大量的出现在了社会上，那么阶级矛盾的爆发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当代表了国家利益的皇帝无法和代表了利益既得集团的官僚集团对抗的时候，当土地大量集中到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集团手中的时候，当政府财政在道貌岸然的文官们嘶声力竭的“不可与民争利”的叫嚣声中走向破产的时候，明王朝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了。

第295章明朝的经济危机2

在原本的时空里，崇祯皇帝的上台，使得一直努力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转的魏忠贤集团崩溃。自此之后，在大明朝的政治版图里，能够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就彻底的消失了。

因为国家财政全面走向崩溃，自负盈亏的军阀集团出现的同时，因为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原本的大明朝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李自成下岗了。（李自成先当驿卒，后当边军，算是纯粹的大明朝的体制中人。毕竟这两个工作都是享受国家拨款的。）必然和偶然的结合使得这个人成了给大明朝掘墓的领头人。

王书辉当年在读到李自成生平的时候，还比较戏谑的想到：灭亡了大明朝的人，居然是原本大明朝体制内的人物。不过他很快就对自己的想法感到不寒而栗了。

在没有王书辉和复兴党的存在的原时空里，大明朝经历了经济危机财政破产之后，因为激烈的阶级矛盾走向了灭亡。

然而在本时空里，有了王书辉的出现和复兴党的崛起，实际上大明朝的经济危机更加的严重了。

所谓“湖广熟，天下足”。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全中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从江南地区转移到了湖广地区。

大家要看明白了，之所以“湖广熟，天下足”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湖南和湖北地区的粮食产量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湖广地区生产的大量粮食，是可以通过市场流通的商品粮。

在明朝以前，中国最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在江南地区。那个时候讲究的是“苏常熟，天下足”。

但是，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大量繁衍，一方面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从粮食生产转变为经济作物生产。（到嘉靖年间，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官方机构江南织造局的丝绸生产，就需要江南地区的几府十几县进行“改稻为桑”，从生产粮食转变为种植桑树。）

另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量繁衍，到了明朝中期，江南本地的粮食生产就已经无法满足本地区人口的需要了。因为大量的几十万人口甚至百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不断出现，江南地区从粮食出口地区，变成了纯粹的粮食进口地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湖广地区因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和天然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成为明朝唯一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成为当时将近两亿中国人名副其实的粮仓。

（现代中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中，东北地区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目前已经被东虏后金占据。江南地区的江淮平原和太湖平原一方面要进行经济作物种植，一方面因为人口发展和城市的集中，粮食生产甚至已经不能满足本地区人口的需要。江西的鄱阳湖平原、四川的成都平原和两广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因为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粮食外销。只有湖广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一方面气候条件和地貌水利条件满足粮食生产，一方面因为地处长江两岸交通便利，满足商品粮生产的条件。）

所谓商品粮生产基地，指的是这个地方不仅能够大量的生产粮食，而且这些粮食不仅能够满足本地区人口的粮食需求，还能够大量的剩余进行外销。本来，因为小冰河气候的影响，到了明朝晚期，湖广地区的农业生产像全中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一样开始进入到全面衰退阶段。湖广本地的粮食就已经开始大量减产了。

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在荆州地区发展起来之后，最先进行的扩张就是针对汉江平原的。从1621年到1625年五年的时间里，复兴会依靠枪杆子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通过土地“赎买”和“转让”的手段，使用土地改革作为补充手段，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将整个江汉平原地区的土地和农民全部掌握了起来。

到1626年，整个江汉地区的土地和农民几乎全部在复兴党的强力推动下转变为工业化农场和农业工人。

现在，遍布在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单位，全部都是当地农民和复兴党从各地吸纳而来的流民组成的生产建设兵，使用超时空种子，使用大型、自产、机械化农业生产设备，使用百分之七十超时空进口和百分之三十自产的化肥和农药，以及先进的科学农业生产知识进行生产的工业化农场。

根据复兴党统计院在1625年的统计，目前复兴党治下的农场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里，玉米的平均亩产超过八百斤；马铃薯和红薯的平均亩产超过一千五百斤；水稻的平均亩产超过六百斤（单季产量和明朝本地双季产量持平）。整个复兴党的粮食生产水平虽然无法和现代中国相比较，但是和明朝本身的生产水平相比的话，单单一个水稻的亩产就达到明朝本地亩产的两倍左右。

但是，虽然复兴党控制下的江汉平原的粮食生产水平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可是，复兴党为了面对马上或者说已经开始大规模爆发的难民潮，早在1621年开始，就在全面制定了“只进不出”的粮食政策。

复兴党治下工人、农业工人、城市居民的个人粮食供给为：成人每月每人粗粮120斤，细粮五十斤。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每人每月细粮80斤，粗粮40斤。这样的政策就是单纯的限制粮食买卖。

当然了，虽然在粮食买卖上进行限制，可是在复兴党治下，所有粮食制成品全部都是放开供应，自由买卖的。

商店里饭店里的那些米饭、粉条（地瓜粉和土豆粉为主）馒头、包子、面条、饺子等等这些东西，随便买随便卖。而且无论是工厂还是农场，部队还是机关里，都有不限制买卖的低价食品。其他如在复兴党治下非常便宜的鸡鸭鱼肉蛋之类的农副产品，甚至不限制外销。

复兴党“只进不出”的粮食政策，就是单方面的限制粮食外销的政策。而且，复兴党的粮食政策禁止外销的同时还要大量的进口。

复兴党出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自身的货币政策吸纳了大量的白银。与此同时，复兴党紧紧的控制了大明朝三分之二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限制粮食外流又大量的吸纳外地粮食。

在复兴党政策下，这个原本不存在的势力，开始对这个时空的大明朝产生剧烈的影响。

在全中国的范围内，一方面因为小冰河气候导致的粮食减产，一方面因为复兴会的粮食政策，一方面又因为白银被复兴会大量的吸纳，从而导致了从1624年开始，大明朝的粮食价格开始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暴涨。

到1625年，江南地区的粮食价格已经达到了平均一石米十五两银子左右了。也就是说，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00个铜钱左右的价格。

100个铜钱，换算到现代的话差不多是50到100元人民币。想一想，在现代每斤大米要是买到50块钱的话，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第296章朱舜水访武昌1

市场上的货币减少的同时商品供应也减少，这种情况有些基本的经济知识或者有一定商业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货币减少的同时商品工业也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物价飞涨。

在大明朝这个环境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粮食生产的总量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在这种粮食生产的不稳定，对于大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问题真的不太大。

湖广地区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是大明朝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假，可是大明朝也不是只有湖广地区才出产粮食。商品粮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他的商品性，可是大明朝的地主官僚们自己就有大量的土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就可以出产大量的粮食。

粮食价格暴涨带来的危害，是单纯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也就是说它只对普通老百姓有害。

对于那些大地主大官僚来说，粮食价格的上涨对于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危害，而且他们还非常乐见这种状况发生。毕竟作为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地主官僚来说，粮食价格上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