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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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表现出来的步调一致，让除了一些尖利的哨子声和口令声外一片安静，只能听到不同频率的整齐声响的复兴军，体现出一种非常巨大的威慑力来。

特别是当三万多部队快速的包围住了沧州城，并在部分部队对城市进行警戒的同时快速的完成了矮墙和铁丝网组成的工事建设后，在城墙上观望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

面色苍白的卢象升在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复兴军的防御工事后，咽着唾沫艰难的对脸色铁青的孙元化说道：

“大人，必须要出城试探一下对方的战力如何才行。”

有着深厚“西学”背景的孙元化和卢象升还不一样。对“西洋火器”和“南洋火器”研究颇多的孙元化看到复兴军在城池一侧布置的上百门火炮被推进快速设置好的炮位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拔凉拔凉的了。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除了复兴党以外，只有孙元化对于火炮的威力有着最直接的认识。曾德昭曾经为孙元化演示过开花大铁炮（发射定时开花弹的滑膛炮）的“恐怖”威力。但是当时的孙元化因为实在无法负担开花大铁炮和开花弹的高昂价格，所以并没有向曾德昭采购那种显得有些“超前”的装备，而是给部队装备了比较不靠谱的大明制式弗朗机炮。

现在看到明显很先进，很有威力的上百门复兴军制式火炮（克虏伯七十五毫米山炮）被布置在一个方向上，孙元化只想向天主祈祷这些火炮不要像自己推测的那样威力巨大。

在城门处布置机枪和火箭筒阵地，是复兴军在攻城战中的基本动作之一。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战术上的需要之外，对敌人彰显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在思想上威慑敌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不幸的是，根本就不需要火炮发威，当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初，就在复兴军猛烈的火力下仓皇的逃回沧州城内的明军，在卢象升麾下最勇武的将领和一队亲兵的率领下冲出沧州城南门，进攻复兴军在南城门外的机枪和火箭筒防御阵地的时候，一个颠覆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所有人的景象出现了。

四十多颗火箭弹按照一种近乎平直的弹道，直接覆盖性的射入这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刚刚因为这几百人的呼喝声显得有了些战争气氛的战场，立即被巨大的爆炸声压制了。

等到几分钟后火箭弹爆炸激起的烟尘快速的被北风吹散之后，原本那几百个正在奋勇冲锋的明军的位置上，现出的是一个由大量的人和马的尸块组成的，放射性分布的坑坑洼洼的地面。

正在城楼上观察着战场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在同一时间里，感觉到自己的胃部好像遭遇了一次重击，一阵强烈的恶心感顺着胃部迅速的上升到了他们的胸口处。

和能够很好的掩饰自己表现，习惯性的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的孙元化和卢象升不同，几个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南城门防御工事里的复兴军战士，看到战场上的景象之后，立即就在胸墙内呕吐了起来。而南城门附近的城墙上比较直接的看到了战场上的可怖情景的明军士兵，则是发出了一阵非理性的嚎叫声。

这阵让本来就已经陷入恐慌的明军士兵士气大降的嚎叫声，给孙元化提了个醒。

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对明军的远程武器和复兴军的火箭弹射程比较的孙元化，立即发布了所有城墙上的守军进行警惕性防御，躲避火箭弹攻击的命令。

当孙元化命令卢象升的亲兵将卢象升拉下城墙的时候，只能听到陷入到呆滞状态的卢象升嘴里无意义的重复着“不可力敌，不可力敌”的废话。

在亲卫的保护下快速逃离城墙的孙元化，看着身边几乎陷入崩溃的卢象升，下意识的就握了一下自己官服的袖口处。

在那里，有一颗孙元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可以帮助自己为大明朝“尽忠”的药丸。

第446章“疯狂”的张永涛

张永涛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建成最早的大规模培训学校是医学类学校，而王书辉最早培养的教育人才是婴幼儿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和现代人的王书辉根本就不会允许复兴党的治下出现这种情况，他以极端强硬的，明末时空的土著们无法理解的严厉手段，强行买断复兴党治下所有民众子女的教育权和抚养权的原因正在于此。

王书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但是师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深刻的刻在王书辉的思想中。

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张永涛领导的排，比他所在的连队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训练伤员要多出三到五倍来。

张永涛的同事，排参谋王洪玉对张永涛身上的这种“疯狂”是非常不满的。他曾经找到排教导员徐中杨，专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排长张永涛是西山基地出身，参谋王洪玉是军校毕业，和他们两个不同，排教导长徐中杨是实打实的从普通士兵通过三项基本考核，凭借着战功升上来的基层干部。

和没参加过实战的张永涛和王洪玉不同，在济州岛和辽南打过仗，正经上过几次战场的徐中杨知道，张永涛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是鲁东军区的部队因为新兵太多缺乏实战，在他眼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杨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支持张永涛对战士的“极端”训练，但是作为排里一号领导的他，还是耐心的对王洪玉说道：

“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

“排除张排长的违规嫌疑，如果张排长在训练中只是对战士们进行这种极端的训练，自己却不能亲身参与的话，我可以说他有苛待战士的嫌疑，制止他的这种举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训练里面，张排长比所有的人都要积极，比所有人的精神都要投入。你和我说的那个躺在拖拉机下面一动不动的那个疯狂训练。张排长可是第一个躺下的，而且他就躺在最前面。就说拼刺训练吧，在全排战士里面，是不是也是他身上的伤最多？他受到的伤最重啊？是这样的嘛！”

“所以说，张排长不是光对战士们苛刻，而是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严格。我们部队里的训练口号是什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张排长可能在方式方法上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提高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的。别的不说，在军区比武里面，咱们排不就因为训练比别的单位要严格的多，所以才连续两年都获得了标兵的荣誉吗！”

“人家的办法有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办法。别的单位都到我们这里来取经，上级都要求全军向我们学习了。你就不要再想不开，总是觉得不满了。你看现在，在张排长的带动下，我们全营都在用这个方法进行训练呢。要不是我们的训练成果突出，这次战役我们这样的新兵部队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洪玉当然不是认为张永涛的办法没有效果，他当然也认可张永泰的办法有效。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态度原因造成的。

王洪玉认同张永涛的能力，但是王洪玉并不认同张永涛的态度。在他看来，成天板着一张死人脸，只有在参加仪式面对王书辉老师的画像时才会表现出激动情绪的张永涛，给他的感觉是一种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别扭感觉。

王洪玉对于张永涛的负面看法一直积攒到了沧州战役正式打响之后才全面的转变了过来。毕竟，在部队里，只有实打实的战功才能最终折服一个人。

在1632年年初爆发的沧州战役中，张永涛所在的排执行的是一次拦截任务。

因为事先的错误估计，张永涛所在的一个排，面对的是一支总人数一千两百多人，已经陷入到歇斯底里状态，急于逃命的明军。

在没有炮兵部队支持，在没有携带机枪，在火箭筒配备不足的情况下，领着一个进行了三年军训但却没有参加过任何实战的排，张永涛在战场上表现的就像在日常训练中一样冷静沉着。

他先是指挥部队集中使用火箭筒在远程上消灭了敌军的一支三四十人的马队，然后快速的指挥部队组成防御阵型，有效的使用排枪，大量杀伤无意识的进行着嚎叫，疯狂冲上来的敌军步兵。

就在部队的弹药被用光，整个排在剩下的五六百敌军的绝望冲锋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永远木着一张脸的张永涛第一个冲出战壕，率领着全排战士对敌军进行了最纯粹最血腥的白刃战。

一个排五十名战士，就在张永涛的带领下，用纯粹的拼刺刀的战斗方式，将五六百疯狂的敌军杀散了。

战斗结束后，看着随便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组织战俘登记行动的张永涛，浑身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胳膊上挨了两下（长矛刺伤）的王洪玉，对脑袋上缠着纱布正在认真记录战斗过程的徐中杨说道：

“教导长啊，我现在才真的服了排长了。排长这个疯狂可是真疯狂。他不仅对自己疯狂，他对敌人也疯狂啊！”

第447章一个是俘虏另一个也是俘虏

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

有着宗教迷信的人和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则是完全的不同。

王书辉穿越到明朝末年以后不是没有接触过读书人，比较低水平的读书人，有童生秀才之类功名的家伙，除了顾君恩一伙儿以外，复兴党内也有几个。其中复兴军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顾国樟就是个硬邦邦的秀才出身。

王书辉以前曾经把儒家思想和儒家的读书人分割开来看待。他认为儒家思想可以看成是一种哲学思想或者社会学思想，孔二先生可以看成是先秦时代的一个思想家。但是在孔二先生之前的那些传说中的儒家人物，如周公之类的，和孔二先生之后的那些儒生们，则和孔二先生以及孔二先生创立的儒家思想关系不大。

他认为，在董仲舒把天人合一那一套东西硬塞进儒家思想体系之后，成为百家独尊的国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制度绑在一起的儒家思想，以及信奉这种思想的儒生们，把原本作为哲学和社会学的儒家学说变成了具体的宗教，儒教。

从理论学说变成宗教，这就意味着，一切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宗教的弊端都是存在的。宗教不会因为信徒的存在而存在，宗教是因为传播和管理宗教的体系存在而存在的。

被大量的塞入个人私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被塞入私货的儒教意识形态，和一切宗教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只是被儒教体系的管理和组织者们进行利用。也就是说，它存在的价值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愚弄民众把持政权的工具而存在的。

从根本上说，儒家宗教的那些组织者和管理者，和一切邪门歪道一样，都是不相信这些宗教内容，根本不会遵守这些宗教的信条的。

以天主教为例，把教主基督钉死到十字架上的是那些人，把天主教奉为国教的也是那些人。用天主教的名义收税自肥的是那些人，用圣战的名义发动十字军东征进行大屠杀的也是那些人。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王书辉不相信一切宗教的原因，除了根本上那些东西是非科学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一切宗教都体现出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特征来。这就使得宗教这种东西不仅在现实意义上毫无用处，更在道德意义上充满了伪善。

曾经的王书辉作为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刻意的把孔二先生开创的儒家思想和之后的儒家宗教体系分割开来看待的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了，王书辉这个现代青年身上有着一定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在后来发现儒教的这一说法起源于有着文化殖民和侵略者带路党双重身份的西方传教士之后，王书辉轻易不会再使用儒教这个概念了。

现在提到关于宗教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沧州战役中，有着儒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两种身份的孙元化。

沧州战役发生的突然，结束的快速。

其实即使没有复兴军的进攻，失去了北京方面的后勤补给，在山东地区也已经完全被复兴党控制了的情况下，无论是卢象升的天雄军还是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在没粮没饷的情况下不是自行溃散的下场就是沦为土匪山贼打家劫舍。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已经断了一段时间补给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就已经开始不稳了。

封建军队，其实是一种雇佣军性质的军队。所有的封建军队都不会依靠意识形态而存在。没有思想凝聚力，没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雇佣军，奉行的是当兵吃粮，吃谁的粮给谁卖命的基本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还可以使用雇佣军和兵役制度来维持。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缺乏教育，没有任何文化，不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利益进行基本认识的愚昧民众，是没有任何的抗压性的。

作为纯粹的雇佣军，一旦拿不到应有的军饷，吃不到正常的军粮，那么军队就会不稳，部队就会溃散。

这就是为什么明王朝的政府军在军队性质和物质条件以及技术等级上都优越于后金女真，但是却无法战胜后金女真部队的原因。因为处于奴隶制部状态下的后金女真军队，还有着最起码的维持本民族生存繁衍的共同意识形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别看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和卢象升的天雄军在明末军队里的战斗力算的上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仍旧是封建制度下的雇佣军，那么在失去了粮饷补给的情况下，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表现，并不会比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