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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了一味药-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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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继续争辩，开饭了，我端起饭碗，一口白菜一口红薯，白菜清甜，红薯绵甜，吃完后既没拉稀也没昏厥，就像吃了武侠小说中的不死灵丹，武功盖世，百毒不侵。
行业格言：过了面子关，你就成功了一半。
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每个传销团伙都是口号狂，他们把一切概念都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干行业的“四大快”、“五大保障”和“六大杀手”，走在路上“四不谈”，奋斗过程“过三关”，成就事业的“黄金定律”、“六大心态”，与人相处的“三多三宝”，违反纪律的“三大御令杀无赦”……这些口号听着响亮，说着豪迈，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傲慢劲儿，最大的用处就是把人脑格式化，让成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永远不会东想西想。
这些东西粗暴、野蛮、不讲道理，只适合对付丛林中的野蛮人。我对此比较偏激，甚至会反对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四大发明”，觉得无论如何也该把豆腐算进去……它总比指南针重要吧？也不认可梁启超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总觉得这提法过于粗糙；至于“四大美女”、“四大名著”，以及更多的响亮口号，在我看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野蛮统计，可人们大多都奉之为金科玉律，极少有人能清醒地思考和辨析。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9）
（三十三）
在传销团伙中，与生活相关的口号都没什么人性，比如另外一个著名的“三多”：泪水多、汗水多、苦水多。“汗水多”是胡说，传销者大多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既不劳动也不锻炼，除了年轻小伙子的脚汗，别无出汗之处。泪水和苦水倒是真的，在团伙中待上几个月，基本上就和所有亲戚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当年的爱侣，此时的冤家；昔日的密友，今朝的仇敌，发短信没人回，打电话没人接，更别提理解和倾诉了，午夜梦回之时，传销者思此及彼，见残月如伤，寒星似泪，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就会做长夜嘤嘤之哭。此痛无人知，此恨无处诉，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第二天肿着眼皮醒来，还得强作积极，读《羊皮卷》，背《业务洽谈》，用弱不禁风的身体扛着重若千钧的梦，用屈原投江的心情抱着一戳就破的事业，此中孤愤不可言说，汉语中有个词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叫做“活该”。
同样没人性的还有“过三关”，面子关解释过了，另外两关是行动关和冷水关。行动关指的是真抓实干，不能只看着别人赚钱，心动就要行动，必须拉下面子、抛开良心，去蒙、去骗，掘地三尺也要把亲朋好友骗来。更残忍的是冷水关，我们体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哪怕地冻三尺，也只能用冷水洗衣服洗菜，女性月经期间也不例外。
上饶的冬天很冷，那水我试过，冰凉刺骨，我人老皮厚还扛得住，年轻人几乎个个手上都有冻疮，郑杰的十根手指全部冻肿，小琳更厉害，手指头全跟胡萝卜似的，颜色青黑，多处冻裂，右拇指靠近指甲处裂了一道筷子粗的伤口，深几见骨，四周的皮肉全冻成深红色，看了触目惊心。我们相处二十多天，我陪她买过三次冻伤药，可从来没见好转。她还勤快，总抢着干活，有次我站在旁边看她洗菜，水很冷，洗一会儿她就拿出手来哈气，我想帮忙，她不让，那时房间里有一副黄色的橡胶手套，我说那你把手套戴上吧，她摇头：“手套是洗衣服的，不能拿来洗菜。”不知什么时候把伤口划破了，菜叶上淋漓的血，我心中暴怒，低着嗓子骂她：“你傻呀，戴个手套能怎么了？怎么能这么死板？我告诉你，疼可是你自己的，没人替你疼！”她转身微笑，大声回答：“我这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值！”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0）
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始终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会使一个人如此麻木，又如此疯狂？
一九六一年，汉娜·阿伦特到耶路撒冷旁听了一场审判，受审者是著名的“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他是“二战”时屠杀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经他签署命令而屠杀了超过五百万人。汉娜·阿伦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狰狞恶棍，也不是特别聪明或在某方面独具才能，他极其平庸，既浅薄又无趣，正如阿伦特的辩护词中所言，艾希曼只是一个正常人，而且是“极度的、可怕的正常”，她把这称为“平庸之恶”。
平庸之为恶，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艾希曼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熟读康德，自称“一生都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只是不想判断，宁愿放弃良知与邪恶同行。和大多数人一样，他见惯了罪恶，就会对罪恶麻木不仁。杀第一个人时，他也许会胆战心寒，夜不能寐；杀到第一百个人，他就能安然入睡，只是心中还有些许愧疚；等杀到一万、一百万人，杀人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走路、睡觉和呼吸，人命在他眼里就像砧板上的肉，不再有任何意义。后来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他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不是犯罪机器的开动者，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齿轮，却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孽：五百万条鲜活的生命。
与艾希曼相比，那些洗过脑的传销者连平庸都算不上，艾希曼只是不愿意做出判断，而传销者根本就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他们更麻木，也更糊涂，打电话骗人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提携亲友；给人洗脑时，他们以为在帮助伙伴，哪怕用暴力囚禁新人，他们也觉得自己心怀善意，就像父母对孩子动用必要的惩罚，“他现在想不通，过段时间就想通了，我要给他机会，这都是为了他好。”他们从不以为自己行事卑鄙，反而有种圣徒般的情结，觉得自己在牺牲、在奉献、在为国出力。后来我在上饶的派出所里和小琳聊天，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一直强调一句话：“我没觉得我在做坏事，我没做坏事！”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1）
我把这称为“昏聩之恶”，如果艾希曼是罪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传销者就是这机器运转时喷出的黑烟，他们受人控制，身不由己，可是依然有害，就像多年前那群抄家烧书的红卫兵，不明方向，不辨所以，只知道跟着人群冲冲冲，犯下大恶却不自知，就如同身在梦中。
当某种罪行以光明的谎言煽动人群，那些缺乏常识、头脑昏聩、对“善”极度迟钝的人就会汹涌其中，世上最恐怖的事物就是缺失了同情心的狂热，一切集体暴行都出自于此。当人群变得狂热，人性就会悄悄溜走，其后果往往比普通罪行更加严重。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再出现，白莲教如此，义和团如此，传销也是如此。
（三十四）
回到住处刚刚十点半，还不到做饭时间，我和王志森坐在桌前瞎聊，他长得不错，眼睛亮，鼻梁高，一副英气勃勃的样子，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哥。我逗他：“王哥，看你这模样，当年应该挺风流吧？是不是祸害了不少姑娘？”他哈哈大笑：“嘘……，别让他们听见，我当年，嘿！”
原来这老帅哥当年也是个捣蛋青年，爬树跳井，摘瓜偷枣，横行三乡五里，也是一时英豪。话说有次他去赶集，在村口遇上了邻村的另一位捣蛋青年，两人互相不忿，先是白眼，白眼不解气，继之以骂娘；骂娘不解气，继之以推搡；推搡还不解气，他一脚就把人踹翻，摁在泥里结结实实地一顿好打，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偏偏是他对象的亲戚，好好的一门亲事就这么打黄了。
过完了偷鸡摸狗的青春岁月，王志森渐渐老了，他不算聪明，人也比较懒，除了种田，最多就是到乡镇企业打打零工，几十年下来，全部积蓄也就两三万元。他儿子刚刚十九岁，一年前被骗到江西，没钱入伙，就打电话骗他，说自己开了一家餐馆，要装修门面，让他汇了两万块，然后拿这两万块做了个高起点。入伙之后要发展下线，他不认识什么人，只能骗自己的父母，说饭店生意太忙，让他妈赶紧过来。当妈的肯定挂念儿子，买了张火车票就来了，经过三天的洗脑，觉得这是个好买卖，可身上还是没钱，又给王志森打电话，这次的理由更荒唐，说儿子病了，要住院，让他汇四千元。王志森的积蓄已经被儿子骗光了，只能出去借。他老婆拿这四千元做了一个资格点，剩下两百元买牙膏、牙刷、洗衣粉，你知道，这叫“经营费用”。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2）
现在家里只剩王志森一个人了，他天天发愁：手里一分钱都没有，来年的种子怎么办？化肥怎么办？无可奈何，只好四处找活干，刚找到一份工作，儿子的电话又来了，说饭店生意实在太好，让他赶紧来上饶，反正打零工赚不到几个钱，给别人干还不如给自己干呢，还特意叮嘱他多带钱，因为饭店要雇小工，要扩门面，还要进酒水饮料。王志森听得心动，可是车票都买不起，只能再出去借，借了一家没借到，再找第二家，终于凑齐了五千元，然后一头扎进了传销窝，从此就出不去了。
他在上饶混了大半年，好像一直没拉到下线，骗不来人就没有收入，一直苦苦地熬着。有次他半是炫耀半是抱怨地告诉我：“哎呀，在这儿是真省钱啊，你看我身上就十块钱，装在兜里十几天了，一分都没花！”
我问他：“你到上饶之后，发现老婆孩子都骗你，生不生气？”
他一皱眉：“那能不生气吗？”
炫）“那你不揍他？”
书）他摇摇头：“咳，来都来了，当着那么多人……”
网）我又问：“你们全家都来了，家里的地怎么办？”
他笑起来：“就那么几亩地，随便找个人就收拾了。”
“家里养猪了吧？猪怎么办？”
“咳，来之前就卖了，要不哪来的钱干行业？”
我没话说了，给他递了一支烟，他闷声不响地抽。他烟瘾很大，可是从不买烟，一天到晚蹭烟抽，大概是为了省钱。抽完那支烟，他站起来四处溜达，也不笑了，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走两步就叹口气，显得格外苍老。
我和王志森在一起住了十几天，彼此都感觉很投脾气，他不吹牛，不夸张，有什么就说什么，也很少谈及行业，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他注定赚不到钱，最终还是要失望而归，那时身体已经熬垮了，地也荒了，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按照农村风俗，他还要给儿子盖房、订亲、娶媳妇，这是一副无比沉重的担子，但愿不会压垮他日渐衰老的肩膀。他已经不年轻了，可艰难的岁月刚刚开始。他一辈子都不曾富裕，而今后将更加贫穷。当他双手空空地回到灰尘落满的家，又该如何面对那痛苦而无望的未来？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3）
离开上饶后，我有一天梦见了他，梦中的王志森又老又丑，皱得像个核桃，在亿升广场门前，他慢慢地向我伸手，表情扭曲痛苦，手上布满死灰色的骨节，就像一棵枯死的树。
传说人被老虎吃了之后，灵魂不得超生，除非能找人代替，于是就有了“伥鬼”一说。明清笔记小说中有许多为虎作伥的故事，其中的伥鬼多半都是小孩，他们无知懵懂，不通世事，更分不清功罪善恶，一次次驱人向虎。
在某个意义上，传销者也是这样的“伥”，他们同样无知，同样糊涂，也同样邪恶，有些伥鬼尚且保有几分天良，知道不能祸害亲人，可传销者连亲人都不放过。在上饶的二十三天，每当我看到那些食不果腹的老人，都会感到无比的愤怒：世上怎会有这样的儿女？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吃这样的饭、受这样的苦、遭受这样的折磨？
（三十五）
吃过晚饭，嫂子说要带我去参加“实话实说”，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越走越远，渐渐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四周都不见人，偶尔开来一辆车，灯光雪亮而刺眼。嫂子也不说话，带着我慢慢走进一条黑黑的涵洞，我心惊胆战，想该不会是暴露了吧，难道这帮家伙要收拾我？如果在这里埋伏上几条大汉，我今晚恐怕就交代了。想得汗毛倒竖。嫂子像是猜中了我的心思，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闲谈起来，她读过高中，好像没毕业就辍学了。她妈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她爸在村里开了一家豆腐坊，生意不错，算得上殷实之家。嫂子是独生女，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后来结了婚，丈夫也挺疼她，婚后一年生了个儿子，全家老小都很高兴，用她自己的话说，左邻右舍的小媳妇都羡慕她，觉得她的命好。大约两年前，她丈夫被骗进了传销窝，干了一年，没拉到几个下线，只好打自己老婆的主意，那时嫂子正跟公婆闹别扭，一怒之下就来了上饶。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4）
我问她：“现在你手下有几个业务员？赚了不少钱吧？”她不说话，低着头慢慢地往前走，又跟我讲她离家时的情景：接完老公的电话，她就开始张罗远行，买车票、洗衣服，在家里到处收拾东西。两岁大的孩子已经懂事了，她走到哪里，儿子就跟到哪里，也不说话，一双小眼睛眨呀眨的，一直瘪着嘴，样子可怜巴巴的，想哭又不敢哭。嫂子收拾完，抱起儿子来亲亲，再亲亲，恋恋不舍地放下，小孩儿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她一狠心，提起行李就往外走，儿子蹒跚着两条小腿追上来，一把揪住了她的衣服，眼泪直流，怎么都不肯放手，嘴里只是叫：“妈妈不走，妈妈疼宝宝，妈妈不走。”她婆婆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抹眼泪，帮着她挣脱儿子的手，嫂子大步往外走，刚走出大门，只听后面“哇”的一声，儿子终于憋不住大哭起来。她心如刀绞，丢下行李就往回跑，跑了两步想想不行，再回去提起行李，她婆婆靠着门框哭，她儿子坐在地上哭，她一边走一边哭，终于走到村口，一路都听见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哎呀把我哭的呀，从许昌到上饶，我的眼泪就没干过……”
我听了也不好受，问她：“那你现在想儿子吧？”
“那能不想吗？天天做梦都能梦到他。”
我叹气，她也叹气。四周很安静，只有泥地里嚓嚓的脚步声。黑夜里看不见她的脸，可我知道，这年轻的母亲一定又在流泪。
讲完这番话的第二天，她接到家里电话，说她公公骑自行车赶集，路上出了车祸，家里只有她婆婆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病人，实在忙不过来，让他们赶紧回去一个。嫂子十分烦躁，在电话里吼了几句，一脸的痛楚之色。两小时后我们送她去车站，从此再也没见过她。
一周后她公公就死了。死前只有老伴和儿媳妇陪在身边，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上饶，还在干行业。也许是他们自己不想回家，也许是组织上不放他们回家。干行业要抓紧时间。
一张钞票可以替代另一张钞票，但一个亲人绝不能替代另一个亲人。有一些损失可以弥补，有一些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如果这对儿女能够及时回家，一定还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甚至可以有更多的假设：如果他们没有出来干这该死的行业，也许老人就不必亲自赶集；如果救治及时，也许他就不会死。但愿天下再无这样的儿女。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5）
嫂子二十五岁，长得不算漂亮，我和她相处十几天，只见她换过两套衣服。她爱说爱唱，结婚前最大的理想是到歌舞团唱歌，这是她永远无法实现的人生之梦。我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丧亲之痛会让她聪明起来，从此脱离这邪恶的“行业”；也许她将继续愚蠢下去，再次抛下儿子，然后坐等更惨烈的悲剧。她几乎不可能成功，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艰辛的岁月，甚至更糟，如果她被抓了，那个两岁孩子的哭声将穿透监狱的高墙，夜夜在她耳边回响。
（三十六）
王浩和黑道大侠刘庆松是被同一个人骗来的，那人叫刘伟东，已经“上去了”，说明这人至少骗了二百二十八万，抓起来可以判五年。论辈分，王浩算是我的七代太师叔，算是体系中极大的干部。传销者越到高层，互相之间的倾轧就越厉害，我们体系有三位支点老总，刘庆松主持全面工作，廖东算二把手，王浩没什么实权，职级却很高，这种人受排挤几乎是必然的，他表面光鲜，私底下的日子却未必好过，他的上线肯定不希望他干得一帆风顺：蛋糕就那么大，有你吃的就没我吃的，不折磨他才怪。最惨的是无人倾诉，对上不能讲，对下也不能讲，对同僚更不能讲，只能躲在被窝里掐自己的大腿泄愤。
高中时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四面楚歌之时，便感到一种巨大的悲怆，盖世英雄到了乌江滩头，命运也只是四个字：进退生死。楚国男儿宁死不辱，眼望大好河山，怆然自刎于秋风沙场。王浩这种传销头目当然不能和项羽比，可进退之事依然艰难，我相信他本质不坏，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本该是善良质朴的好孩子，然而日复一日的愚蠢教育无限放大了他本性中的恶，他日渐沉沦，却身不由己，眼前的路越走越窄，向前一步是雷池，退后一步是荆棘，午夜梦回之时，当灰烬久埋的良知之铃轻轻摇响，他是否也会感觉痛苦煎熬？
王浩点上烟，先跟我分享他的成功经验，说他刚加入行业时有多么幼稚，“那时年轻，不懂事，狂！谁都不放在眼里，谁的话我都不听！最后怎么样呢？哥我告诉你，我可是吃了大亏了，你可千万不能走我的老路啊。”我虚心受教，王总大发感慨：“行业其实很简单，没有别的经验，真的，没有别的经验，就俩字：听话。”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6）
这样的教诲我至少听过一百遍，不由得腻烦起来。王浩大概也看出了一点苗头，转了个话题，开始讲行业的妙处：“我开始和你一样，也不太相信行业，你说就这么一群人，一没能力二没本钱，凭什么月入万元？凭什么一个月挣六位数？”
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心想是啊，凭什么啊？王总微微一笑：“那话是怎么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吧？直到我上了经理，到了发月绩的时候，哎呀，我才相信行业确实能赚钱，你猜第一个月我发了多少？一万多！”他的两只小胖手拍得啪啪直响，“一万多的现金！哥，不怕你笑话，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拿那么多钱，事实就在眼前摆着，你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信？”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这番话未必是假的，可他也没有完全说真话。这是连锁销售骗局中的一个重要秘密：虽然《业务洽谈》中写得明明白白……每骗来一份三千八，经理就可以提成四百五十六元。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这个四百五十六，最多只能拿到三百零四元，等他下面再上来一个经理，他就只能拿一百一十四元；上来两个，就只能拿七十六元；等第三个经理也爬了上来，他就只能拿一点可怜的津贴，勉强够他自己过活。在有些团伙中，甚至连这点活命的钱都没有，不仅没有收入，他还要承担“经理室”的房租水电，要帮下线垫付各种“经营费用”，还要硬着头皮充门面。一句话：不仅赚不到钱，还要往里贴钱。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万元收入是一句空话，他为什么不肯离开？答案很简单：他还在期待平台上的六位数。
这是一个无比荒唐的笑话：第一次被骗，他留下了；第二次被骗，他不肯走；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被骗，他依然相信骗子会信守诺言。吸毒会上瘾，传销者被骗都能上瘾，真是人间奇观。聪明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而传销者就站在那里，跌倒一次、两次、无数次，最后连爬都爬不起来，可还是不肯离开，依然坚信那是自己的福地。恕我刻薄，动物中也很少有这么愚蠢的东西。
许多人身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传销基因，他们堕落地放弃权利，视说谎为常态，拿口号当饭吃，每每给骗子极大的宽容。骗子许他们一个美妙前景，他们就信以为真，并且甘愿为之而死；当前景破灭，他们宁可自我麻醉也绝不肯正视现实；如果真相妨碍了迷信，他们就勇敢地排斥真相。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7）
而欺骗从来都是一辆停不下来的车，他们冷漠而麻木地挤成一团，不问前途，不辨方向，把饥荒、灾难和一切不可思议之事都视为自己本该如此的命运。借用海涅的名言：每块墓碑之下都躺着一段世界历史，而每个传销者身上都背着一篇真正的传销历史。
（三十七）
中国古人把“淫”视为万恶之首，在基督教教义中，“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在我看来，世上最大的恶并不是骄傲和淫荡，也不是杀人放火，而是制造愚蠢。愚蠢本身不是恶，却可以把恶放大无数倍。
在一个愚蠢之地，什么样的坏事都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惨剧都在意料之中，人们会本能地排斥一切高尚之物，他们反对思考世界的本源，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眼前方寸之地；他们也反对思考人生的意义，爱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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