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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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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9日，白川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乘坐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上海海岸线绵长，为什么不用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登陆之后，同时发起总攻，最终达到将中国军队包围聚歼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月1日凌晨，善通寺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已是力不从心。
接下来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作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回合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战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蒙眬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荡荡，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
第44章 另一片战场
即使是像“淞沪停战协定”，得来也实属不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出力不少。
“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面临困境。原先的外交家们躲的躲，辞的辞，外交部一下子陷入了人才荒。
此时一批曾在北洋政府供职的外交家们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其中有两人最受瞩目，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早年留学异域的上海人，都曾出面组过内阁。
虽然组阁的时间都不长，可你得知道那时的北洋是武人当道，在内阁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里面的人都可算是人中精灵。
两位外交奇才，颜惠庆居于其一。
他赴日内瓦出任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要能言善道，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次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60多个会员国，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人千万不能漏掉。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吃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几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腻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天，当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由衷的钦佩。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在国联，顾维钧和颜惠庆的对手，是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
提起松冈，这人早年的经历还是蛮可怜的，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11岁时，松冈家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第45章 另一片战场（2）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冤申冤，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经常摆出一副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在日本国内，松冈称得上是一个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彩千篇一律，就像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儿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松冈在国内很吃香，可到了国际会场，碰到顾维钧和颜惠庆这两位滴水不漏的老江湖，就明显有些赶不上趟了，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双方辩论的过程中，颜惠庆曾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并不是亲历者，实际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你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经常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啊，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这里没有粉丝，连老实的农夫也没有，真够让人郁闷的。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内地）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挑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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