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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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刺，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第7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2）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20世纪20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亲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最重要的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20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工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作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30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掺和。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200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爆炸冲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动，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第8章　扔炸弹的超人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三洞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列火车？你当是俩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象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说这话的人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三洞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田中内阁虽然既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他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胜数，别提多刺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儿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板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绝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浑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啊，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浑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东北风平浪静，奉军严阵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归功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14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19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其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3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待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第9章　扔炸弹的超人（2）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鬼子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就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功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8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瞠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3旅，经常和第8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