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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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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联冯治安和赵登禹，几个人秘密找到萧振瀛，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说，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蒋介石也不可用。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内御外之策：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这是萧振瀛苦思多日才设计出的一个用人方阵，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宋哲元的最后一个“锦囊”。
29军的四个师长，以张自忠为最强，但他又有跟宋哲元别苗头的架势，因此不能放在身边，得让他顶到天津去做前锋。
刘汝明根本就不买宋哲元的账，你再怎么拉都没用，不如让他做后卫，最起码还可以保住一个察哈尔。
唯一可以重用的是冯治安！
当初29军建立时，冯治安本人并无一兵一卒，能一下子进入高层，是因为他过去在老西北军时曾对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后者要报恩，才向宋哲元鼎力推荐，也就是说，没有张自忠的面子，冯治安是做不了师长的。
这也是张自忠私下搞串联，打算造宋哲元的反时，冯治安不能加以推托的原因之一。
冯治安的弱点，就是他的腰杆始终不硬，只要把基本部队交给他掌握，再施之以恩，就能使之成为嫡系心腹。
你可以放心地让冯治安居中，今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不说进，至少退还是有余地的。
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才能归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备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29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100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到了长城抗战，傅作义又再次让日军领教了他善守的特点，他在牛栏山成功阻击并杀伤了铃木旅团，堪称长城抗战末期中国军队的少见佳作。
正是知道傅作义的厉害，所以日本人在攻之前，颇想使老傅不战而降。
来绥远招降的是板垣。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回答，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如果以傅作义为首，关东军将会予以全力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作何处置。
傅作义出语铿锵有力：那就打，傅某绝不会有丝毫退让。
第14章 大漠英雄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板垣只好起身告辞。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关东军要进攻绥远，依靠的是内蒙古的德王。
驻守察哈尔的刘汝明没有萧振瀛那样的勇略气魄，这使德王的贼胆一天大过一天，他不仅要闹独立，还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准备兵发绥远，以便建立臆想中的“蒙古国”。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有点忌惮，迟迟不敢动手，可是日本特务却在旁边一个劲儿怂恿他。
这个日本特务，就是密谋“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不过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古化德县）特务机关机关长，准备到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他对德王的“胆小懦弱”十分不屑。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他的伪蒙部队全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措辞强硬的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
傅作义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他通过情报，已初步掂准了来敌的分量。这个情报，不是来自己方特工，却是由另一个日本特务机关机关长提供的。
羽山喜一郎，绥远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很是张扬。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长安插到羽山身边。
这位参谋处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身边安了个眼线。
羽山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刺探情报，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么几个人，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人一旦出了公馆，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了。
身边潜伏着傅作义的人，而线民又进不了他的公馆，羽山成了聋子瞎子，不仅刺探不到任何情报，反过来还要给老傅送情报了。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订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华北“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古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华北“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华北“驻屯军”交代，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须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绝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参谋处长，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日本政府不会干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傅作义不仅能打仗，也老于世故，非常善于揣摩人的心理，他马上从中听出弦外之音，那就是关东军轻易不会直接参战。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不过从力量对比来看，傅作义仍然并不占优，不仅不占优势，还处于劣势。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5万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1/3。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正宗日军，但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时狐假虎威，气势正盛。
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自己给我们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6日，第一路伪蒙军从商都出发，直奔红格尔图而来，历史上著名的绥远抗战由此开始。
正如傅作义的第一拳不能落空，伪蒙军的实际指挥者田中隆吉也急于打响侵绥的第一炮。
负责给他开炮的是“大汉义军”。
光看名字就知道了，这帮家伙大多是出生内蒙古的汉人。虽是汉人，他们却拿着日本人发的武器，又套着日本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关东军哩。
总头领王英算是一个跑江湖的老油条，侍奉过的主子多了去，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潮流”，钻到膏药旗下面去了，堪称三姓家奴的现代典范。
冒牌货们到红格尔图之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00人，而王英的“大汉义军”却有1500人，而且全是弹药充足、速度很快的骑兵。
看上去，绥军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刚刚退休返聘过来的门卫。
五个盛年壮汉打一个退休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今天真是交好运了，舞着马刀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但是很快，王英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老门卫”们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王英不卖力气，在两个小时之内，他连续发动了六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骑兵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王英在红格尔图所见到的那些“老门卫”，尽管人既少且老，却并非什么老弱残兵，而是傅作义从绥军中精心挑选出的老兵。
绥军本身就是一支很能打的部队，何况老兵。
绥远这个地方，和察哈尔一样，都是解放前的地域概念，其地理位置即现在内蒙古的中部。不用说，当时也是很穷的一个地儿。不过穷有穷的好处，一来你住这里，别人不会惦记，二来此地民风极为剽悍，都是汉族移民，有那么一股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的劲头。
由于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的人天生没有多少近视的，等当兵当到老兵这个级别，十有八九都可以成为神枪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所谓“大汉义军”，也是草原上的汉人，而且好多过去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你剽悍善战，他也刀口舔血，你枪法叫绝，他一个子弹过来也不至于就偏离目标。
这就还得说到傅作义的独门秘技：善守。
傅氏防守要诀为“七分用土，三分用枪”，其精华部分全在“用土”，也就是构筑阵地工事上面。
日军的攻击力够强了吧，又是大炮又是坦克的，但在长城抗战时仍奈何傅作义不得。
战后日方在参观牛栏山工事时，连连感叹于工事构造的机巧和复杂，认为这是当时最新式的坚固阵地。
现在，傅作义只是把牛栏山的用土水平稍稍移了一些到红格尔图，王英就明显吃不消了。
老傅心中已然有数。
田中啊田中，1万对1。5万，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如今你却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正好以逸待劳，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在解围的同时，打王英一个稀里哗啦。
第15章 大漠英雄（2）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田中要把商都、红格尔图、百灵庙做成一根黄瓜，连成一线，我则要给他来个一根黄瓜打中间，全断！
傅作义立即调董其武出战红格尔图。
老傅手下，两员战将最负盛名，有“傅家二虎”之称，一为董其武，一为孙兰峰。
这两只“虎”的性格截然相反，董是山西人，比较沉稳，喜静，相比之下，孙是地道的山东人，标准的山东大汉，遇事急躁一些，爱动。
傅作义因人而异，能用二“虎”之长：董其武耐得住性子，就让他守；孙兰峰在家里面待不住，就让他攻。结果两人一张一弛，倒成了一对绝配。
要解红格尔图之围，须用反包围来对包围，稍微毛躁一点，极可能打草惊蛇，提前惊动当面之敌，造成功亏一篑，因此老傅才会不用“动虎”，而用“静虎”。
如此看来，傅作义不仅在防守中堪称大师，于用人方面亦深不可测。
董其武果然是一只沉得住气的“看门虎”，他在到达红格尔图附近后，就算那里打得翻过来，都始终一动不动，且不露半点声色。
再等等，后面还有好戏可看。
对于田中和王英来说，红格尔图已经成了一个吞不下也吐不出的饵。
你说难打吧，守军也就那么三百来人，你说好打吧，却怎么都挤不进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田中也上了瘾，为了成功打响他的第一炮，竟然亲自到红格尔图督战来了。
太上皇“御驾亲临”，这岂是闹着玩的。进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马上不断增多，除了有骑兵，还有步兵，人数则从最初1500一下子扩充到5000之众。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兵马，人喊马嘶，那场面倒也煞是热闹。
王英把快攻的频率由一天六次，改为一天七次，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到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村寨，反而遗尸遍地。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大汉义军”的士气已所剩无几，这时久伏于旁的“静虎”要行动了。
在长城抗战中，日军的特种部队曾给中国军队中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先是大炮，后是坦克，尤其是坦克，它所制造出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效果着实令人心惊。
傅作义不在南天门，没见识过坦克大规模密集冲锋的阵势，但他防守牛栏山时，也曾亲眼目睹日军坦克在工事前耀武扬威的场面。
作为善守之将，对利矛的敏感程度绝不亚于坚盾。回到绥远后，傅作义便日思夜想，几乎得了“坦克病”。
正宗坦克造不出，他就依葫芦画瓢，发明了“土坦克”。
所谓“土坦克”，其实就是加了一层铁皮的汽车，你还别说，披上金钟罩之后，还颇有点英国维克斯的神韵，后者无非也是靠下面几个轮子在跑而已。
由此，傅作义终于打造出了一支土法上马的特种部队，你瞧，有炮，有骑兵，有土坦克，家伙都全了。
红格尔图是现成舞台，老傅将特种部队全部交到董其武手上：你且演练出来，与我一观。
这套阵法，董其武早已操练多时，因此成竹在胸。他趁夜出发，先用炮击，打乱王英的阵形，接着又用土坦克，将伪蒙军分割成一块一块。
当土坦克冲到伪蒙军面前的时候，这些家伙都傻了，不知道黑糊糊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
它打你，机枪一扫一大片，你打它，子弹只能在铁皮上跳舞，乓了个乓，乓了个乓，就是穿不进去。
夜色之中，伪蒙军被土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
直到这个时候，田中和王英还以为自己有反扑的机会，准备等天亮之后，整顿兵马再战。
天一亮，什么机会都没了。
当炮兵和“坦克兵”在前面攻击时，特种部队的最后一个分支——绥军骑兵已经以夜色为掩护，对伪蒙军完成了战术包抄，此刻突然收网。
草原上空正飘着白雪，骑兵纵马舞刀，好一副“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壮观景象。
依靠特种部队，“静虎”只向前一窜，就咬到了王英的咽喉部位。
“大汉义军”顷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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