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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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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3－U－W－W）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在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蒋介石，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蒋介石真正成了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毫无疑问，此时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对眼前的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只是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可怕。
爆竹在腿边炸响，仿佛炸响在心灵深处。
人们都在庆祝，都在欢呼，没有人再去理睬那个孤独失意的人。
蒋介石不愿在洛阳多耽搁，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便再飞南京。
当然不可能再让张学良这个“叛逆”跟“领袖”坐一块儿，于是五个人分两拨，蒋氏夫妇和端纳坐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坐原来那一架，同时有军用飞机护航。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飞行员。人们对张学良的极度敌意，都被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来了一场沙尘暴，满天卷起翻滚的黄云。张学良的座机是美国波音飞机，性能优越，很快就将护航机甩下了一大截。
这时飞行员悄悄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带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他这样的老外飞行员都能看出，张学良如果到南京，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少帅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
没关系，你继续往南京飞，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飞机停在南京军用机场。飞行员回头望去，少帅的脸上已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就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也不会躲避。
正如所料，洛阳的一幕再次重现在南京，机场上已经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上来。
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
飞行员一把拉住他：小心……
#炫#张学良转过身，忽然落下泪来。
#书#在洛阳，那么困窘，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落泪了。
#网#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你，没有抛弃你。
张学良伸出双手，跟飞行员握了握。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走出几步，张学良又回过头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飞行员的手。
然后，他昂着头，穿过人墙，走向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归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即使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真正让他绝望的是随后发生的“二二兵变”，东北军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体”也随后瓦解。
张学良为此带信给于学忠：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从此，他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晚年总结一生，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从21岁开始，到36岁结束。
21岁，他向父亲张作霖提出整军经武的一揽子计划，在奉军中崭露头角。
36岁，发动西安事变……
他曾经风流倜傥，曾经权倾一时，曾经万人景仰，也曾经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后来，这些都一一离他远去。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第26章 后时代
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29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29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29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29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这一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29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29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除了离间，里面还隐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种阴谋。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宴请张自忠，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外界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自重”的打算，可仅凭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经说过，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并非一两个首脑人物所能随意变更。
显然，即使张自忠本人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中，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第27章 后时代（2）
张自忠此后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内，张自忠离心离德，在外，由于缺少萧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对日交涉上也频频出现漏洞，终于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东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可是躲终究不是个事，因为你跑得了和尚却跑不了庙。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以演习为名向卢沟桥开枪。
第二天早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事发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镇，危急时刻，萧振瀛留下的居中布局显现作用：冯治安命令宛平守军就地还击。
经过激战，宛平守将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不仅守住宛平，还夺回了卢沟桥。
那是卢沟桥战事最好的时候，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长城抗战，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于战事看上去还比较乐观，“七七事变”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当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得到报告时，并没有选择即刻“起驾回宫”。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对劲。
冯治安在卢沟桥附近对抗步兵旅团，屡挫其锋，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后者不但不见少，反而还越打越多。
问题就出在张自忠的防区：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诉张自忠，如果日军从此经过，一律不准放行。
其实就算宋哲元不说，张自忠也不会不明白，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在天津，从天津向卢沟桥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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