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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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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l0月31日零时,孤军全部进入租界,但他们一进去就重新陷入了困境。
日军发现谢晋元撤走后,警告工部局:赶快把他们引渡给我们,如果敢放其归队,我们将不顾外交规则,同样冲进你们的租界进行追击。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像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刺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
第16章 我爱你,中国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得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炼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两位后来也没能泛起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埔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唯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由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了。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琢磨,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缝。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炫#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书#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网#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轰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第17章 我爱你,中国(2)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钻进去了20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他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拜拜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代?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吗?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垮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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