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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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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我特地翻查了资料,才知道鼓角楼实际上是广德县衙所在地,而曾巩不仅为它题名,还专门写了一篇记。
作为北宋的大名人,能如此破格,似乎早早就预示了这座城楼的不同凡响。
果不其然,到了南宋,一个此前尚默默无闻的年轻将领登临此楼,指挥与金国女真作战,六战六捷,举国为之轰动,他的名字叫岳飞。
再看下去,就跟我将要写的人物联系上了。
饶国华,四川资阳人,时为川军中将师长。
11月27日,第18师团对饶国华镇守的广德发动全力猛攻。那几天气温骤降,尚穿着夏装的川军官兵冻得浑身哆嗦,只能靠嚼食随身携带的干辣椒来抵御寒冷,而广德前沿又为一片平原,基本无险可守,经三昼夜拼杀,饶国华师伤亡惨重。
11月29日,饶国华担心自己守不住广德,遂连夜乘车到集团军总部谒见唐式遵,请求增加援兵。
唐式遵却正在焦头烂额之中,认为各个点都要守,哪有多余的兵给你,不仅没派援兵,还冲饶国华发了顿火。
回到军营,饶国华深感情况严重,广德已至危急存亡关头,他发出通令: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我已做好报国准备,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
11月30日,饶国华亲自到前线督战,但当天战斗异常激烈,川军终于支撑不住了。
眼前日军像潮水般涌来,而自己的部队却像潮水般在溃退,乃至到了不听从指挥的程度。
饶国华长叹一声,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广德城的后方师部。
这位中将师长没有选择逃命,而是给刘湘、唐式遵各写了一封遗书。
诸君还记否,出川时,我们曾共同表达过誓言,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胜则生,败必死。现在败了,广德即将失陷,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誓言,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在于你失败之后如何抉择。
饶国华带着卫兵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战并创造过辉煌。
绝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做完这一切,饶国华来到了城门外。
虽然日军已经迫近眼前,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人活世上,不过聚散而已,只是出川时的心愿未了,漫长的冬天却已将来临。
背后就是鼓角楼,是素重气节为人师表的曾巩,是怒发冲冠仰头长啸的岳飞,对不起,我给你们蒙羞了。
饶国华最后看了看这座即将陷入苦难的城池,他没有流泪。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也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他盘腿坐下,忽然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怒目而视,并奋力大呼:德国威廉二世曾那么强大,一战后仍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看着吧,将来一定会自食其果!
随着一声枪响,将军随即倒下,手里握着自杀用的手枪。
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城陷,将必同亡。
第20章 风过耳
在太湖北岸,陈诚率部边打边退。
他在撤到苏州后,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师团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显,就是冲着其侧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陈诚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撤往江阴。
他还有最后一道国防线可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可是这时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所以依托锡澄线固守的计划只能再次落空。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唳,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嫡系的部分中央军,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其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其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其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陈诚放弃锡澄线,退至南京城下。
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陈诚,垂询防守南京之策。
陈诚第一句话就是问:是不是需要我来守南京城?
蒋介石明确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选。
陈诚说,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见,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死守南京!
在下以为,日军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为前卫阵地。
蒋介石仍犹豫不决,他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进行集体商讨,看究竟怎么办。
中国统帅部一连会商六次,结论都是南京孤立,又没有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乃非战之地。
蒋介石同意了会商结果,他命令陈诚赶紧去皖南进行布置,并将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赣。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第21章 风过耳(2)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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