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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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汤恩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上次是这样，这次也差不多。

名古屋师团从随县到枣阳，再从枣阳北上，都出湖北到河南境内了，仍然不见对方踪迹。

只好自我安慰，也许汤恩伯已经在网里了，快回去收网吧。

就在他们往回撤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出现，并且将该师团主力包围起来。

在第五战区，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战斗力居于首位。被汤恩伯包围之后，名古屋师团左冲右突，却怎么都无法摆脱。

5月15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名古屋师团已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不得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

园部收到电报后手忙脚乱，他的第十三和第三十九师团正在堵击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无法抽出兵力，只好从长江以南临时调了四个步兵大队前去应急。

5月16日，在援兵到达后，名古屋师团总算得以解围，但走出没多远，又在枣阳西北再次遭到汤恩伯的包围和攻击。

时间还是算得好好的，不让你难受恶心个三天不得放行。

本来要包围别人，反过来却连着被人家包围，园部憋了一肚子气。

在破译张自忠电码的同时，他也破译了蒋介石发给第五战区的电报，所以知道中国军队正按照以往的经验，在第十一军退却时进行追击。

我说呢，怎么找半天汤恩伯找不到，这个时候他倒自己出来了，原来是为了执行追击命令。

不退了，等汤恩伯再追来时，我要一棒子反击过去，把他给打得稀里哗啦，看他还起劲儿地跳来跳去不。

张自忠殉国后，继任的冯治安难当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群龙无首，对日军已构不成威胁。因此，园部得以摆脱后顾之忧，并将三个师团全部集中于枣阳。

不是南撤，而是北上，非把这个可恶的汤恩伯给挖出来不可。

园部并不比前任老冈村要高明多少，你的行动快，人家汤恩伯隐身得更快。

见三个师团杀气腾腾地冲过来，壮汤马上闪到一边。在闪的同时，他又像以往那样，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日军侧后进行游击和侦察。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风”，破你的密电码，但我可以派人望风，而且同样能够知道你在哪儿。

继续飘

曾经围击张自忠的第三十九师团率先着道。

5月20日，该师团的先头部队——第二三三联队准备渡河北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借助傍晚夜色的掩护，三个鬼子军官蹑手蹑脚地钻进了河岸边的芦苇丛里。

其中两人负责目测这里的河宽和水流速度，看看是不是能够不借助橡皮舟就能徒涉过去。

一看下来，很满意，此处水不深，也不急，完全能趟着过河。

自然还得侦察一下对岸有没有中国军队，要不然就算趟过去也很险。

举起望远镜一瞧，对岸空无一人。

太棒了。

如果三人侦察组都如此表现倒也算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活宝。

与前面两位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同，这位的身份大概高一点，算个讲究人。他不是低头哈腰，而是气宇轩昂地站立在芦苇丛中，举着望远镜往对岸看，小样儿整得煞是带劲。

嗯，嗯，你们俩说得没错，对岸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回去复命吧。

三个笨蛋忙活半天，却不知道对岸芦苇丛里也躲着人，而且同样有望远镜，他们就是汤恩伯派出的侦察兵，后者马上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报告。

那天的前半夜大家都在忙着，第二三三联队忙着卷裤腿、脱鞋子，汤恩伯则忙着调部队、设埋伏。

5月20日后半夜，第二三三联队开始渡河。

当走到河中心时，对岸忽然枪声大作，什么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凡是厉害的都搬了出来，子弹炮弹撒着欢儿往日军身上撞。

这是非常标准的“半渡而击”。

第二三三联队无遮无拦，而且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仓促间完全谈不上还击或抵抗，仅被当场击毙在河中的就达到三百多人，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荣幸地位居其中。

这一场仗下来，第二三三联队光过个河就伤亡一半，已无法再投入使用，第三十九师团刚刚因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导致张自忠阵亡而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汤恩伯指挥的这次伏击战，愣把三个师团都给吓坏了，没人再敢轻易冒险前进。

5月21日，园部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召集幕僚开会分析。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汤恩伯行动飘忽，就跟个弹簧差不多，可伸可缩，很难对其进行迂回包围。

让园部更感苦涩的是，自发起枣宜会战至今，快一个月了，不仅没能围住汤恩伯，相反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四千人的伤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汤恩伯打掉的。

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答案也相当一致：不。

这时园部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汤恩伯往其身后派了很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三个师团继续往前拱，后方一露出空当，他们便能乘虚而入，切断你的粮草供应线，到那时，就是致命威胁。

看来冈村做不了的事，我也做不了。

当天，园部向三个师团下达统一命令，放弃北进。

第43章　从头再来

在枣宜会战中，“中国派遣军”交给第十一军的任务一共有两个，一是打击第五战区主力。这个东西模棱两可，你可以说没搞定，因为最终也未能拿汤恩伯怎么样，但园部绝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相当成功——不成功，会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使得张自忠阵亡吗？

另外一个，则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能不去吗

5月23日，园部再次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会上，就要不要打宜昌，争论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

“暂停派”认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作战，官兵不仅极度疲惫，而且由于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粮草弹药已出现了供应不上的情况。

宜昌在哪里，还在襄河以西两百多里的地方，那样的话，官兵只会更累，供给线也只会更长，一旦遇到汤恩伯集团军这样的强敌，后果不堪设想。

“主战派”毫不相让。

累怕什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现在薛岳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都在进行冬季攻势后的休整，没有能力主动出击，我们不但能再调由卝卝整卝理一些部队过来，而且可以利用沿江运输线进行补给。

听到这里，园部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我没想到呢？

从内心来说，园部本来就是站在“主战派”立场上的，他3月来武汉，才干了不足三个月，西尾又是明摆着要扶他上战马的，这个时候撂挑子，说不打宜昌，那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

那就这么定下来，攻宜昌。

园部依计从武汉周边又调来一个第四十师团，从而填补了前线兵力的不足。

5月31日深夜，第十一军横渡襄河。

吸取第二三三联队遭伏击的教训，渡河前，各师团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对南岸进行了猛烈轰炸。

担任河防的是王缵绪川军，无论训练或是装备都很差，头一轮炮击就给轰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夜晚视线模糊，又误把强渡的日军橡皮舟当成了水陆两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绰绰全是“坦克”，立刻军心动摇，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河岸阵地。

第十一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完全出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的预料。此前，蒋介石、李宗仁都还以为枣宜会战只是此前春季攻势的再版，日军受挫后就会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芦画瓢地下达了追击令。

可是日军现在不是要回家，而是突然过河并直接威胁到了宜昌。

宜昌是川东门户，距重庆在一千里范围以内，其地得失，关乎陪都安全。

保卫宜昌原先是第五战区的分内活。可是在日军发起襄河攻势之前，李宗仁为了将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已经临时调走了原先驻扎此处的两个军，以至于宜昌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宜昌没有守军，战区主力又被第十一军抛在身后，再加上第五战区长官部远在老河口，无法准确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战情况，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挥失灵的窘境。

要是张自忠还在，必不致让我落入如此境地。

李宗仁一筹莫展，不得不向中国统帅部发出特急电报。

收到电报后，重庆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显然，光靠落在后面的李宗仁已经不行了，必须再派一名统军将帅前去宜昌坐镇。

原来统帅部要派的人是张治中，但是张治中从淞沪会战后就打定主意弃武从政，不染兵事了，何况战事都到了这步境地，哪里肯再去趟这股浑水。

最后击鼓传花，传到了陈诚手上。张治中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本来很聪明，智不可及，可是这次你一去，就成为愚不可及了。

对于陈诚而言，这的确又是一个临时垫背的活，自己人还没到，对方倒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着了。

明知道结果不妙，有可能会像桂南会战那样，只不过临时救场，救到最后却不仅无济于事，还得挨处分，但陈诚又不能不去。

在蒋介石眼中，你就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派你到处救火，那叫器重，能不去吗？

6月4日，陈诚乘轮船到达宜昌，跟随他东下的只有一个步兵团。

一个步兵团能做些什么？陈诚在路上就请旨将在重庆整训的第十八军调到跟前，其次则是要求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粮草弹药的补给。

6月8日，第十八军才从宜昌码头下船进入城区，从而填补了原先的力量真空。

但是留给救火队长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陈诚前脚刚到宜昌，园部后脚就知道了，当然还是通过密电破译。第十一军司令官立即改变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师团全速向宜昌前进，甚至于放弃沿途所占领的一些城市，为的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第五战区实际处于指挥失灵的状态，沿途虽还有很多部队，却没人敢或者肯去阻击日军，几乎是敞开大道让对方走，结果宜昌正面近乎是裸露在了外面。

第十八军急匆匆赶到宜昌，连喘息和熟悉阵地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三个师团便已杀到城下。

6月12日，在连续苦战三天后，腹背受敌的第十八军终于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大家都在撤

陈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在奉命之前，他对宜昌能不能守，其实已然心中有数，但当担心真的变成现实时，心情还是非常难受的。

此时退出宜昌的第十八军已经遭受很大伤亡，且人困马乏，但陈诚仍把部队组织起来，转而准备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谁也不能让，于是双方又围绕通往宜昌的公路打了起来。

有公路就能开坦克，日军坦克如今连战防炮都很难将其打穿，只能找它的命门。

结果找到了，是履带，第十八军把重机枪集中起来，用装甲弹把坦克战车给打得一步都不能动弹。

可纵然如此，陈诚仍无能力继续前进，只能让第十八军趁晚上后撤。

接到撤退命令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各部队只能依靠指南针判断方位，摸索着前进，其中有一个团走出五里路，忽听得自己旁边人喊马嘶，仔细一听，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无法知道这股日军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怕一开枪，没打着对方，反倒把自己的队伍给搞乱了。

团长心一横，那就一起同行吧。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对方，可他们也不声不响，只顾着低头赶路。

这个晚上真的够紧张，也够有趣。两个生死对手，肩擦肩地往前行军，走了一段之后才各自分开。

不要以为是错过了战机，回去之后，那位团长才知道，他碰上的绝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从宜昌撤出来的大部队，假如开火，自己根本捡不到半点便宜。

至于日军当时为什么也那么老实，则多半是因为同样不明对方虚实，索性赶路要紧。

园部此次能够占领宜昌，算是他声东击西的精彩之笔，怎么又要撤呢？

原因是“中国派遣军”要求日本第十一军进攻宜昌，并不是说要一直占领那里，而只是为了造成对中国军队的打击，减少武汉周边的威胁。

第十一军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就告诉三个师团驻守一周后，就要返回。那这一周干什么呢，简单，就是打砸抢，把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个彻底，让此地以后不能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

可是园部很快又改变这一命令，而他的朝令夕改，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三个师团都西渡襄河之后，园部另外调来的第四十师团负责断后，以掩护其他三个师团放胆进攻宜昌。

有陈诚在宜昌挑担，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四十师团身上，组织第五战区的各路大军对其进行不停顿的围攻。

由于战场集中在山区地带，重炮和战车都无法使用，第四十师团作战时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终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

王缵绪川军的战斗力本来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张自忠在南瓜店被围，其防线最早就是从川军那里被打开的，不过他们有一个西南部队大多具有的优点，那就是比较适应山地战和游击战，人人都会爬山，而且仗打得顺时也挺“人来疯”，一来二去竟然代替打惯阵地战的汤恩伯集团军，变成了围攻第四十师团的主力。

经过七天七夜的围击，第四十师团连师团长都被川军给打伤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以突出重围。

第四十师团的遭遇，犹如给园部脑袋上当头来了一棒，再一盘算细账，自发起枣宜会战以来，第十一军竟然已伤亡了一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基干部队没有了，而且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后，部队已疲惫到极点，有的兵在行军时边走路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十一军兵力有限，不能因为想在宜昌多守几天，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连武汉防守都成问题，鉴于这一考虑，园部便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占领了宜昌，西尾认为可以跟日本统帅部交代了，大笔一挥：同意。

从6月15日开始，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什么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这对陈诚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

日军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却传来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军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宜昌。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第44章　从头再来（2）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作何感想？

之后何应钦并没再追究，更谈不上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