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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天涯-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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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没有长久之计”，心里转了一下没说出来。她又问我在哪里读的大学，学什么专业，来加拿大有多久了，餐馆工作辛苦不辛苦，现在在写什么东西等等。这样我也不客气，问：“你什么时候到加拿大？”她说：“有一年多了，在多大读教育学硕士。”我说：“毕业了工作好找吗？”她说：“根本没希望。”我说：“没希望读它干什么？”她说：“家里人知道你在念书了，就放心了，不然天天来信催你，觉得你在北美打流不务正业。不读书家里人跟亲戚朋友也不好说话。”我说：“那你读个能找到工作的专业。”她说：“谁不想呢，可申请不上，好难的哟！”我说：“你女孩子一个人在这里一年多，也挺寂寞的啊！”说了去观察她的脸色。她有点不自然地笑笑，不做声。我马上把话岔开说：“说说就到中午了，你不做饭？”她站起来说：“啊呀，我下午还有课呢！”说着去做饭。我洗着碗问：“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不相信！”她说：“还有晚上的，一次煮了带到学校去。今晚要上机呢，不回来吃饭了。”我说：“你挺会算计，他们有的人就在图书馆前面买快餐。”她说：“他们学理科的有钱些。”我说：“再睡一觉上班去，我没有事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跟头什么东西一样。”
她嗤嗤地笑。我走到门口她叫住我，说：“说真的，你还是应该去读书。”
六十二
那天晚上我干活回来正在水房洗澡，听见有电话铃声传来。我想着是张小禾的，从没有人这么晚给我打电话。电话铃响了一阵，楼道里传来张小禾的声音：“孟浪，你的电话。”我想着她已经进去了，穿着短裤，赤膊着就跑了出去。张小禾正从门缝中探出头来，我赶紧用毛巾挡在胸前。她见了我，马上把头一缩，头在门边碰了一下。我笑着进屋去了。接了电话，竟是周毅龙打来的。我说：“今天你舍得打个长途给我，有什么事？”他说：“我在多伦多，给你打电话有十次了，你总不在家。”我说：“你来多久了？”他说：“你现在睡了没有？没睡我们见个面。”我说：“我正好精神着呢。”我们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央街和布禄街街口见面，他在帝国商业银行大厦门口等我。
我下楼跳上单车去了。（以下略去500字）
我想他这么晚约我出来总有点什么话说，可现在又懒洋洋的不打算说什么。我看他也并不掩饰自己的颓丧，想着干脆推他一推。我说：“老周，有点不高兴？”他说：“从哪里去高兴起？”我说：“天下的事再大也是个屁事，大不过要了这条命去。站在高山上一望，什么也都小了，你是历史博士，这个话其实不要我来讲。”他顺着我的话说过来：“话也是这么说，可望来望去，你眼前的那些事情还在那里。老高，我陷在这里了！”我说：“哪里至于就到了这个份上，脚踏着北美的大地，多少人都想不到的事！”他说：“不能说这个话了。在这里混下去呢，实在看不到前途。总得有条云缝里透点曙光下来吧？看不见！我不想争口气？我没有努力？我好歹也算是个人呢。三十多年的距离，我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来晚了。语言不行，专业也不行，凭什么我能在这里活这条命？打一辈子工吗？回去呢，国内什么也丢了，口袋里也没有厚厚的一叠，有什么脸？来都快两年了，这个样子，我它妈的都不怎么象个人啦！想进呢，又进不动，退呢，又退不得。咬紧了牙看那张寡妇脸子把日子挺下去，有什么含义？我每天在心里把这些话问自己，转来转去还是这几句话，就是转不出一条路来！”我说：“说真的，你还是应该去读书。打工你没有一点优势。人家那些人，一天做十几个小时，十年二十年这么做着，你行吗？”他吸着烟叹息说：“读书？读个老娘。不瞒你老高，托福我也考了有两次，没信心了，托了什么福，托了罪来受是真的。再退一步说，学我这行的，读了四五年读个博士，还不是一场空？人家的社会，就这么让你打进去了？争不到生存空间啊！”我说：“有人劝过我改专业重新学起，你想过没有？”他哧地一笑，说：“早个十来年呢，还可以想想，我三四十岁的人了，和二十来岁的人去竞争？不说我没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也没这个能力。”我说：“总得找个方向，还有一辈子要活呢。一犹豫，晃一晃几年过去，完了！”他说：“还说呢，我心里每天急得下油锅似的，我好象都看见自己的心剜出来浮在热油里煎得滋滋的冒白气，就靠一支烟镇静镇静。”说着他把手上的烟一举，“你在多伦多日子长了，倒是帮我个主意。”我说：“做点小生意呢？”他说：“想过，针挑土似的挑起两三万块钱，开个小杂货店什么的，慢慢再多积下点钱，做个象样的小生意。可是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一条缝让我这根针插进去？密密麻麻遍地都是。再说我哪里又象个做生意的人？我替别人站过柜台，才站了两三个小时，心里就发毛，没那份耐性。”我说：“你跟我一样，文人的毛病都全了。”他说：“能比你就好，你口袋里还有那么一小叠。跟你说，你当个笑话听。前几年我可看不起钱呢，别人说起钱我听也不要听，赤条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好潇洒似的！我还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不要给我一百万》，我有了一百万我就会没进取心了，会坐享其成了，会堕落了，真好象谁给我一百万就是要陷害我是要揪我下地狱，一片真心！到今天一万块钱也要拿命去搏，才知道那原来是鬼话。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我给骗了，我是个骗子！”我说：“钱原来这么厉害，到加拿大我才知道，没有钱你的自尊心都没处搁，老板的脸你乖乖看着，你有志气不看？才知道原来钱还不只是钱。别人赚钞票容易，那是他的命，我的可一张张都是血泪斑斑。没来还以为北美遍地黄金，馅饼都掉到口里。跟那年动员我哥哥下乡一样，说去的地方顶上柚子碰着头，下面花生绊脚，早上去塘边洗脸，不小心舀上来几条大鱼。”他说：“人活这一辈子呢，也就这一辈子。活着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活得更好点，还有什么呢？不然世上的人忙来忙去都在忙什么呢？你说，从总统到乞丐都在忙什么？活着的意义在活着之中而不在活着之外，看得透亮！想不俗也不行。想活得更好就得有钱，人又不能穿空气喝西北风过日子。可赚钱又是这么难的事。钱这魔鬼，叫人又爱又恨的！”他又掏出烟来抽，丢过来一支，我一捞没捞着，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来叼在口里。一个巡夜的警察走过来，伸着脑袋往里面望了望，去了。周毅龙说：“把我们当流浪汉了。”我看看表已经两点多钟，说：“你明天上班？”他说“你要去睡了吧？我也走了。我明天休息。我倒想天天有事做，偏叫你休息。”我说：“我没事。”他说：“再坐一会，都一年多不见了。”
两人又抽烟，他先抽完了，丢了烟头，望着我。我说：“你说。”他说：“说什么也只是说说。”我说：“老周，要我给你出个主意呢，你又不会听，你舍不得口袋里那张绿卡。象我们这样的人，最现实的一条路，赚一把回去算了。在这里不是有出息的材料！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的目标，”我伸出五指晃一晃，“有了这个数我就开拔了，大概还有一年吧。再多呆一天也是多余。你还敢抽烟，我是舍不得的。回去了小小风光一下，也算个小理想。”他说：“老高，真的羡慕你，还有条退路。”我“嘿嘿”笑了说：“我倒还有人羡慕，听着挺新鲜的，也挺滑稽的，不是什么好话！他说：“哄你呢。我想回去也回不成。我的儿子，你见过的，小磊，我带来的，读三年级了。中国话呢，还能说，中国字呢，爸爸妈妈都不会写了，骂他他还笑呢。带他回去读一年级？把他丢在这里老婆带着，自己跑回去，我做得出？我好歹也算是一个父亲呢。没办法了，钱啊名啊，想通了都放下，放得下儿子？老高，我真的心里天天挨刀子呢，捅进去拔出来，又捅进去拔出来，杀，杀！血淋淋的滴，嘿嘿！”他说着“杀”的时候手中象虚执着一把刀，一捅一捅地伸缩。我说：“你那赵洁呢？”他说：“还在圣约翰斯，带着儿子。我真的都不怎么看得起她的，可她都读博士了！不是什么好事。到了地球这一面，什么都翻转过来了。”我说：“那她苦啊，要读书又要带孩子。”他不做声。我想他一个人来多伦多，和赵洁之间恐怕有点问题，说：“我跟林思文的事你知道了吧？”他说：“怎么不知道，这不奇怪，太不奇怪了。女人你还能想她怎么样？”我说：“老周，你别骂倒了天下的女人，你家小赵还是挺好的。”他自嘲的笑一声：“好，好，好得很！你怎么会这样想？真的好呢，太阳也从西边跳出来一回。说起来也真没脸说，如今连个女人也镇不住了。她这博士才读了一年呢。毕业找份工作，我在家里就别做什么人了！想当年她追我，捧我跟个什么人似的。男人啊，就不能倒了霉！她在家里颐指气使，气焰万丈，我是赌气跑出来的。我也真想混出点名堂争口气呢，可又到哪里去混？这么大个世界就没有我站的那个位子！你说人到了这一步，惨不惨？你还可以捞一瓢稠的往回跑，我回也回不得。你没有儿子，又捞了一瓢，你要知道你好幸运。我比不得你。没有办法！”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那一种得意的神气，好象这个社会是为他特别安排的。这才一年多呢，就这样了。居然还有人处境比我还差这么多，我心里有了一种阴暗的安慰。我想，这家伙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把我当个真朋友说话。我说：“要是个姑娘长得也有个模样，嫁个人也是一条路，爱情不爱情也顾不上了，这个社会爱情姓钱，现实得很。这样呢也算有个着落。要是个男人呢就只有靠自己，可自己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要我说，你只有赚点钱回去，五万没有，三万也行。这里没有我们的位置，五年十年也不一定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干什么呢，人这一辈子！为本加拿大护照活这一辈子？骗了父母亲戚朋友可骗不了自己的心！”他说：“这我也看到了，没看到我不那么悲观。那本护照呢，就算我想得开，可我的儿子呢？搞得不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老婆我放得下由她去，回去了我闭着眼也要抓摸个好的，就是儿子的事想不通。你没儿子，你不会知道这种心情。没有办法！”我说：“怪来怪去也不能怪加拿大，只能怪自己。”他说：“没有办法！”我感到有了点压力，好象自己有了给他想个办法的义务。可我哪又能跟他想出什么办法来？有办法我自己也不至于这样。我说：“要不你到报社去试试。”他说：“你怎么不去试试？”我说：“我又不是博士。”又说：“慢慢混着，天无绝人之路。好在这个社会还养人，有了绿卡社会救济也可以领几百块钱一个月，活这条命是没问题的。不过你老周哪里就至于到了那一步？”他说：“那也别这么说，那一步说到也就到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街上的灯光黯淡了些似的。远处帝国商业银行大厦通明透亮的在夜中矗立。几个夜游的白人黑人幽灵似的走着。偶尔有一辆车放着音乐驶过，夹着几声男女的浪笑。周毅龙指了远去的车说：“人家活得好滋润的。”我找不出话来说，就问：“刘晓冬现在怎么样？早几个月来多伦多找他的女人，快疯了似的，含着泪回去了。”他说：“这事你也知道？”我说：“在我这里住了一夜。”他说：“他现在好！他回去了请我们吃了一顿，喝了几瓶啤酒，醉了，在地毯上打滚，说酒话，唱歌，醒了酒就想通了，见人有说有笑的，找了一个白人姑娘同居了二个来月，现在又是第二个了。”我说：“那他倒是吃着洋肉了。”他说：“这小子因祸得福，命啊。这份福他自己也没想过，可就得了！”
又说了一些话，准备走了，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亭顶上“扑扑”的一片响。我说：“天留客我们再聊聊。”他说：“也好。”我说：“在这异国它乡，凌晨三点，听这一片雨声，你细想一下此时此景此身，挺奇怪的，都象是幻觉，不象真的。”他说：“老高，有时我差不多已经悟了，纷纷攘攘一个大千世界，转眼灰飞烟灭，什么不是过眼烟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什么可心焦的？冷眼看世界人生，任它涛生云灭。把这几十年一过，谁知道有个周毅龙这么个人在这世界上溜了一遭？这样想了，我马上就要把自己解放掉了。睡一觉醒来，还是不行！那么多麻烦事它要来找你，你躲不开它！儿子放不下，钱放不下，心里面里面还有个名也不怎么放得下！人到这个地步还说这个，不好意思！文人呀！有了这几个放不下，一连串的都放不下了。本是个吃肉的人，说不得做和尚。知足常乐这样的话，都说不出口了，那不是让人笑话吗？俗人啊！”我说：“悟的人心里要有个拙字，你太巧了，哪里是悟的人！”他说：“看着人家一天到晚蝇营狗苟，居然都有所斩获。自己也只得回过头来，杀到这个世界里去拼。我倒是想悟啊，可悟得了吗？”我说：“悟的人要六根清静，你是一根也不清静，说什么悟！也是得不到了，暂时哄一哄自己的心。”他说：“老高，你知道我。”
他沉默着不做声。靠在玻璃一动不动，雕像似的显出黑色的轮廓。这时阵雨过去了，他说：“走吧。”我说：“走吧。”我们默默分了手，各自走了。
六十三
渐渐的我和张小禾熟了起来，有了那么点朋友的意思。我们很小心地保持着距离，不让这种朋友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另一种朋友。我在心里想法也不是没有，飘过来飘过去不敢认真去想。在这个社会里，一个男人没有象样的收入和身分，就没资格有那种想法。朋友是朋友，现实是现实，这个我心里非常明白。我在内心骄傲着，却又很现实地把自己看得很低。因为这种心理我对张小禾没有进攻的意思，我得自觉敛着点。她试探着以后对我也放了心，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不安全的人，放了胆与我交往。我感到她不自觉地看高了我，我心里很不安，有时就故意开玩笑似的贬低自己几句，给她一个提醒，怕她更了解了我后知道我不过如此会小看了我。这样几次之后我发现效果适得其反，她把我看得更高，好象写了几篇文章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说：“报纸每天出版总要登几个字上去，有什么呢。”她说：“那也要能写。”我说：“那是哄人骗稿费的，我当那是打工。”她说：“你又虚伪了！”又问我报上发表出来文章的繁体字是不是我写的。我说：“那当然，这里写简体字编辑都不认识。”她说：“你还能写繁体字！”我心里觉得可笑，这在她看来也算一回事呢，有了那点好感，崇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我说：“你要用心去写，三天就习惯了，算什么呢。”她直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后来我发现这正是自己在潜意识中追求的效果，开始我连自己也骗过了。我不去招惹她，可有时也顺口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把球踢给她，看她怎么处理。她总是无知无觉似的不接这个球，很坦然的样子。我心里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闪烁不定的念头实在太荒唐了点。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又似乎什么也没等待。有时我在心里骂自己几句：“你是什么人，狗屎堆！在这片土地上还想浪漫？”这样想了我心里就平静下来，有如释重负之感。有个漂亮的姑娘说说话，这福气就够大的了，还想怎么着吗？我知道姑娘们明白自己的每一点优势，明白自己的每一寸价值，她们不会昏头昏脑地处理了自己的终身，在这个问题上她们要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在加拿大你就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可有时候她说话之间也带着一点点娇羞，我猜不透这是姑娘们不自觉地在卖弄风情呢，还是在给我一种含蓄的暗示。有一两次我觉得那是一种暗示的时候，我又感到了一种危险，在内心开始退却。我想：“即使她有那点意思呢，我也不能够有，我哪里就敢交个女朋友？口袋里那几张钞票还得留着的。进一步就更不能了，我哪里就养得活她？”我不敢承担这种责任。有时她热情一点，我又怕去扇动这种热情，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淡漠去抵抗。有一次她炒了菜，自己挺得意的要我尝一尝，我说：“闻着香香的就够了。”她说：“用嘴尝一尝，鼻子管什么用。”我就夹一点尝了尝，说一声“好”。她说：“好多呢，你拿个碗夹点吃去。”我说：“够了，够了，不拿碗几筷子我也把你的夹光了。”她说：“我做得不好。”我说：“好，真的好。”我心里是真的想说好，可口里说着挺不自然，象那个“好”字是被她催促了才说出来似的。我掩饰说：“起锅如果再快一两分钟，那就更好。什么菜炒过了都不好。”她说：“你心里想说不好，我知道。你是专业水平。”我说：“我的水平哄哄外国人还蒙混着，反正中国菜他们吃在嘴里都是一个意思。”有几次我有机会很顺口地说：“菜就一起做算了，省事。”可我就是不敢把这句话说出口。有时我又觉得她根本没有那点意思，是我自己心里作怪，神神鬼鬼的想得太多。人家坦坦荡荡的有什么呢，人家能把你捡得进眼缝缝里去吗？
晚上睡在床上我老想起孙则虎“临时内阁”那句话，心里一冲一冲的跳，我用手抚了胸，感到了那颗心的存在。到时候好说好散，不也很好？我要回去，我不敢负责，万一她根本就没有要我承担什么的想法呢？我放不下心里那份骄傲，万一她承认我这种骄傲呢？开始就说清楚了，两厢情愿，也不存在谁骗谁的问题。这种想法对我的诱惑越来越强烈。我觉得自己心里动了，感到了害怕。我没有力量抗拒这种诱惑。有时又往另一方面去想，那样我要装作很潇洒地花钱，而且，她跟那个博士分了手，她还不是一个那么随便的人，我不必去碰这一鼻子灰，破坏了她对我的一点好印象。这样想着我又觉得这件事跟自己很遥远，是自己想昏了头。想来想去想不清，干脆在心里对自己吼一声：“你算了吧，别干这造孽的事了！”这样吼几声，心里又能够镇定一阵子。可过了不久，那种想法又从幽黯的意识深处爬出来，象一个虫子在搔不着的地方轻微地蠕动，又象一只识途的狗，把它赶到远处也会找着路回到家里来。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电话铃响了。我想是周毅龙打来的，却是张小禾。她说：“我已经睡了，还没睡着，听见外面有响动，真的是你回来了。”我说：“对不起，把你的好梦给搅碎了，下次我轻点，蹑手蹑脚跟个贼样的在这楼上走，好不？”她笑了说：“没关系，是我自己没睡着，我又没有神经官能症，哪里走几步就把我惊醒了。你今天回得晚些？”我今天下班时莫名其妙地和阿良吵了几句，阿来又来评理，耽误了一点时间。这都被她察觉了，我心里有点受宠若惊的意味，可见她平时注意了我。我说：“是回得晚点。”她说：“有什么新闻没有？”我说：“新闻怎么没有？报上都登出来了，马尔罗尼总理发表了经济政策的演讲。”她“咯咯”笑着说：“谁听这个！”我说：“你干脆说想听小道消息好了，听新闻，好堂皇啊！”她又笑个不停。我说：“我今天和别人吵了一架，一个广佬想挤走我占我的位置，挑我的岔子，还说要打我，我踢开门要他出去打，其它几个广佬其实是向着他，看着形势不对，又转一付脸做和事佬。”她说：“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样子一定很吓人，可我想不起来！”我说：“时不时我也壁虎爬窗户露一小手。在没有道理讲的地方你就要用拳头讲道理，这也是生存方式。”她“啧啧”一阵，说：“看不出你能文能武的啊！”我说：“以为我的拳头是棉花包子吧！以后你也会怕我了，我挺凶，我劲又大。”她说：“我不怕你，想不出你怎么就是个凶样子，你不可怕。”我说：“不可怕的人最可怕。”她说：“那你可怕！”我说：“可怕的人更可怕。”她带着点娇声说：“你别吓我。”又说：“最上面就没有了，最就是最，最可怕，又更可怕，这不通。还是个作家呢。”她说着隔着墙敲得“咚咚”的闷响，我也对着墙“咚咚”敲几下。我说：“今天知道了我挺凶，劲又大，谁也得小心点。”她说：“你坏！”把电话挂了。熄了灯我睁了眼望着空虚的黑暗，心中品味着“你坏”这两个字，象牛把草料吐出来反刍。女人客客气气地说着男人的好话呢，那一点戏也没有，说“你坏”呢，那意味就有点浓浓的了。那点意味着在我心中怎么也化不开，想着这也许就是一种信号的不自觉流露。我几乎有把握她在心理上已经接受了我，只是能接受到什么层次，我还想不清楚。也许，她心里发生的变化她自己也还不十分明白。
哪怕就在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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