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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天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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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了床单再看。正想着忽然觉得非常惭愧，一个男子汉做这些事太猥琐了点，站在那里脸上就烧热起来。走到客厅里，那巴西姑娘和一个男人搂着在看电视，我一低头就开门走到了外面。七点多钟了外面亮亮光光的和下午三点钟一样，这提醒着我，自己现在是在北方。家里那张地图的轮廓浮现出来，那上面一条纬线从圣约翰斯拉到了哈尔滨附近。又想起爸爸妈妈的老态，送我上火车时那颤颤巍巍忧心忡忡的样子，这才是几天以前的事情却恍如隔世。
在清风里我漫无目地缓缓走着。我知道自己是在时间里行走，它正迅速地离我而去。它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人有了这点感悟，就扼杀了自己的幸福，与痛苦结下了永恒的姻缘。我想象着自己正存在于一百年一万年之前或之后，我就在那时的天地间缓缓走着。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时间深处化为乌有。这样想着我蠕动着嘴角给了自己一个嘲笑。大西洋吹来的风挟着一点温热抚过我的面颊，一方小小的池塘上两只鹅娴静地浮着，几只野鸭在鹅的周围转来转去。远处高速公路上，无穷无尽的小轿车贴着地平线移动。我在草坪上躺下，感到了太阳留在草中的温暖气息，还有难以捉摸的那一丝草的清香。我望着天空，白云一朵朵如镶在蓝色天幕上，似乎不动，看久了又发现它们在移动，在改变着形状，在大西洋上飘过来，缓缓地向西边向纽芬兰岛深处飘去。我久久地望着这片天空，觉得它高得有些奇怪有些陌生。我凝神仔细去体会这种陌生的感觉，想把这种感觉抓住了用语言表示出来。这种感觉飘来飘去模模糊糊似有似无，我一次次努力使它变得清晰，结果归于失败。我实在也说不出这高得奇怪而陌生的天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知躺了有多久，周围房子里的灯一间一间亮了起来。我忽然一惊而起，看看表已经九点多钟，这时候天还没有黑透。
通电话的结果又给了我一次打击。老板娘说，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周薪二百二十块钱。我向她指出如果这样一小时的工资不到三块钱，提醒她政府法定的最低工资是四块二毛五。她说：“包吃包住呢，吃两餐饭一天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还想讨价还价，话没说完她就打断我说：“那就是这样，No bargain。家家中国餐馆都是这样。”我抓着电话筒怔了一会，那边忽然又传来一句：“想好没有？”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按时间收费的长途，也没有回答就挂上了。
回到小房间里，我摸黑倒在床上，头脑中一片麻木，又象有无数小斑点跳动着布满了那黑暗的空间。我感到了心脏跳动的节奏，应和这节奏，心中不断地跳动着“怎么办”这三个字。倦意涌了上来，心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被倦意所覆盖……忽然灯一亮，我睁开眼看见思文站在床前。她说：“睡着了？”我说：“不知道，几点钟？”她说：“十一点。”我说：“那可能睡了一下。”她说：“睡了一定要盖东西，这里晚上冷。”我扯过毯子盖了。她又问：“电话打通了？”我这才记起打电话的事，心里觉得窝囊，说：“问是问了一下，太远了，工资又低。”她说：“早就跟你讲，不要抱希望，碰上了就碰上了。”说了一会我说：“我还想睡。”她不做声，眼睛若有所询地望着我。我明白那意思，却一点心情也没有，只装作不懂。她说：“那我隔壁睡去了。”却站着不动。我把身子往里面挪一挪说：“要不你睡这里，挤着睡。”她又说：“那我隔壁睡去了。”我迷糊着眼说：“今天还是好累，没有精神。”她马上说：“那你睡吧，我也去了。”说着关了灯，门一晃，客厅里一束灯光射进来，马上又消失了。
七
星期天还是照着思文的意思请了客。我越是找不到工作就越是想省下每一块钱，但终于拗不过思文，一切按她的主意办了。那天下午我提着两箱啤酒跟在她后面，垂头丧气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嘴里忍不住嘀咕几句。她回过头来说：“男子汉，男子汉！心放宽点就不行？都窄成一条缝了，几十块钱的事，有什么老嘀嘀咕咕的呢，老太婆！”我说：“听了你的还不可以？现在什么事都听你的了。”她说：“那你还麻雀喳喳的念个不停。”我说：“我才念了两句。”她说：“跟你说要生我的气现在就生完，可别到了晚上还是这阴沉沉的脸，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样了呢。看到了什么他们一回去马上就打电话都通知到了，第二天人人见了面就有了话题。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嗯”了一声。她又说：“你心里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谁一定要听谁的，谁对就听谁的。你刚来有些事又不清楚，我是对的就照我办，有什么呢。”我说：“买都买了，还要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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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忙了一下午把菜一份份备好，只等人都来了就炒。思文又去问了同屋的两个姑娘，请她们早点做饭。巴西姑娘出去了，印度姑娘就在厨房做起来，满屋子都飘着咖喱味儿。
赵教授迟迟不来，思文打电话去他家问了，也不在家。思文拿了啤酒要另外几个人先喝着。魏力过几天就要去哈利法克斯读博士，一个劲地鼓动我们搬到他那间房去住，说那里便宜。思文说：“离学校太远了点，冬天在风里雪里走半个小时才到学校，又那么大个上坡。”魏力说：“七九年开始，到我那间房是第六代大陆留学生了，有人走了总有人接上来，可别在我手里断了。你们去了是第七代，交了班我就安心了。”我听说便宜就有了兴趣，魏力说：“两个人住才两百二十五块，还怎么便宜呢。”思文说：“贫民窟还能不便宜。”
这时一个人兴冲冲进来，思文给我介绍是海洋系老李。我老朋友似的一本正经跟他握了手。他把手中的一封信摇得“哗哗”响，对思文说：“你看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思文问什么事他说：“刚从渥太华开会回来，纽约又来了信，要我去开会，又要准备大会报告，你看，你看，刚回来的！”思文拿了啤酒给他喝说：“好事呀！”他喝着啤酒说：“手里的研究放不下来！”思文敷衍着去了厨房，老李又挪到我身边坐了，告诉我自己手中那个分子工程的研究项目最近有了突破性进展，又叹息关键性的突破是出自他的构想，成果却主要归了老板。我说：“那太不公平了！”他说：“就是，就是！”又抱怨那看不见的种族岐视，中国人很难独立地主持研究项目，总依附了别人。思文从厨房出来把话岔开，他转个弯又回到了原来的题目，满嘴的术语听得我似懂非懂。我看见他这样固执，心里涌上来一种恶毒的冲动。我朝他那边探了探身子，特别关心似的问：“生物方面有没有诺贝尔奖呢？不好意思我连这个都不清白。”他说：“有医学生理学奖。”我说：“也包括你那个分子工程吧？”他警觉起来摇摇头说：“不包括不包括。”我叹息一声说：“那太可惜了，这又不公平，不然明年你就是世界名人了。人在这世上活着，大半也是为了名是不是？”他把身子往后一缩，斜着身子望着我脸上，想研究出我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特别真诚地又好奇地望着他，等他回答，心里却幻现出一张脸挤着眼睛在嘿嘿地笑。也许我脸上的真诚过份了点，他似乎品咂出一点意味，这并不是什么好话，口里嗫嚅着：“这嘛，这嘛……”我忽然一拍手，恍然大悟说：“有有有！牛满江就得了诺贝尔奖的，他是搞分子工程的不？”魏力在一旁说：“老李呢，没得说的！”他涨红着脸说：“开玩笑，开玩笑。”思文从厨房探出头问：“谁来帮帮忙？”他马上站起来说：“我来我来！”放下啤酒瓶去了。魏力对我眨着眼朝他的背影努嘴一笑，我不笑也不搭话，把头偏开了去。
赵教授来了，大家站起来表示客气。我注意到老李头向另一边偏着点，坐着不动拿本杂志看着，不一会思文开始上菜，两只龙虾切成几大块，红红的炒了一大盘。斟啤酒的时候我看那满桌的菜，没有那盘龙虾还真撑不起场面。思文举了杯说：“高力伟你讲一句，大家到这里都是欢迎你来。”我也举了杯说：“欢迎我来，欢送魏力走，大家干了这杯。”思文说：“高力伟你忘记赵教授啦！”说着把杯举向赵教授，“您到我们这宿舍来，真是寒舍生辉！”我连忙说：“感谢感谢！”又怕不能传达对他的谢意，我敬了赵教授三次酒，“感谢”也念了几十次。我看龙虾就那么十几块，心里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自己也夹一块过来吃，从没吃过的东西。看见老李夹了一块又一块，心里恨恨的做不得声。还剩两块思文夹一块给赵教授，我马上伸过筷子把最后一块夹过来。吃了又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这一块就抵我国内几天的工资？
说说笑笑大家吃完了饭，又听赵教授讲自已征服北美的经历。我尽了做主人的责任伸直脖子认真去听。他说起二十多年前自已刚从台湾来的时候，出海捕过龙虾，餐馆洗过盘子。又说起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委员会的什么委员，经常在渥太华等地飞来飞去，东海岸每年捕杀海豹的数量都要由他批准，因此他从来不轻易说Yes和No。几个人听得入神，脸上生出兴奋的神色，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但我的野心却一点也没被激发起来，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只有老李在一边看他的杂志，嘴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说：“都听多少遍了。”不时轻轻抽动一下嘴角，不屑似地哼哼几声。我凑到他身边悄悄说：“是你们系教授呢。”他又哼出一声说：“怕什么，又不是我老板。”说着手放下去翘一翘大拇指说：“我老板。”又翘一翘小指头，“他。”我本来觉得吃饭前噎他厉害了点，毕竟是客人。心里悬悬的过意不去，凑过来想委婉地陪个小心，见他气还这么盛，也就算了。
赵教授走了气氛更加活跃，几个人抢着说话报告最新动态。一个说，赵洁这个月打了七个长途回上海，联系她先生来的事，电话帐单来了却不肯认帐，气得她同屋的加拿大姑娘跑到电讯公司查了电话号码是打到上海的，她这才付了钱。一个说，小刘为了一个月省Share电话那五块钱，对同屋的人申明自己不用电话，要打电话了跑到我这里来打。可老有电话找他，最后不好意思还是出钱了。说完故事又评论说：“看看同胞们都做些什么事，我脸上都臊得发烧。他宿舍我可没勇气去，见了他的同屋我脸上都挂不住。同胞们被人看不起呢，也不要都说是种族岐视。”又一个说：“要听真正的最新动态啊……”说一半又不说了，说：“晚了吧，该回去了。”思文把门堵了说：“你说，不说今天不能走。”他又说：“要听真正的最新动态啊……这才算真正的新闻呢。”有人说：“什么神神秘秘的东西，羞羞怯怯半天也说不出来。”思文说：“你今晚可喝了我两瓶啤酒的！”那人说：“都记着了！我刚好是喝了两瓶。林思文的东西可不是吃了就吃了的，都记本子上。”思文说：“不讲也随你，反正讲了才能回去。”那人说：“看在两瓶啤酒份上我这就讲了，再开瓶啤酒给我，喝着讲着，有情绪。这新闻不说三瓶啤酒，三十瓶也抵得。”
喝口啤酒伸直了脖子“咕噜”一声吞了，压低声音说：“知道不，文静上星期又换男朋友了。”一圈人情绪马上调动起来，催问那男的又是谁，这消息又是怎么传出来。那人详细报告了。那男的我没见过。有人说：“文静有句名言大家知道不，她说这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孩子，潇洒着活到四十岁就去自杀。”别人插话说：“活到四十岁她哪里就舍得去死，”说着扮个鬼脸，“起码要活到四十九。”大家轰地笑了，都伸直了身子，头一起向后仰去。我笑得打跌说：“都还是留学生博士生呢。”马上有人说：“留学生也是人嘛，博士生也是人嘛。”那人说：“这算什么名言，还有一句才算真正的名言呢。我这可不是听传说来的，是不转弯听她前面男朋友说来的。她说──”顿一顿说，“两位女士到厨房里去一分钟好不好？不去？反正我今天有点醉了，就着说句醉话。她说，听着了，枕边的话！她说，男人呢，怎么对她好爱她说好听的话都没有用，要把男人的本事拿出来，真满足了她才行。”大家又轰笑起来，直了身子头往后仰去。思文拉着另一个女士的手说：“看这些男人，看这些男人！”那女士说：“这男的是谁，也太缺德了，占了便宜还外往炫耀。”魏力说：“你这个论点就不对了，封建！男女平等，谁占谁的便宜呢。来加拿大都几年了，封建思想还没肃清，一冒就出来了。”又催那人招出那男人的名字。那人说：“我醉是有点醉了，机密我还是知道泄露不得的。”大家掰着手指数着文静有过的男朋友，一边说：“一定是这个了。”“一定是那个了。”那人一概摇头说：“别套别套，套也套不出。我这里说了明天他不掐死我！你们愿意我被掐死？”一共数出来七个，听了这话又把两个走了的刨去，再刨去文静的白人老板，在那四个里面猜来猜去定不下来。有人说：“这七个是公开的还有秘密的要进一步考证。说不定这屋里就有一两个。”互相指着鼻子说：“下个被考证出来的就是你了。”又嘻笑一回，都说文静还算是个女中豪杰，她那样想了，就那样做了，她居然就敢。喝光了啤酒，一个个舌头醉里打着滚说：“你喝醉了。”“你自己才喝醉了。”醉意朦胧离去。
八
和思文天天买了报纸来看，在外面跑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在魏力走的那天，我们搬到鲜水街的那幢房里去了。魏力说：“这我走就把心给放下来了，传了六代的香火没有断在我手里，你们将来搬走也传给新来的人。”
又指着请上贴的夏、春、秋、冬四幅山水日历画说：“还是七九年的，都这么多年了。画的主人的名字都没人知道了。”我说：“怎么就知道是大陆人，说不定是台湾香港人。”魏力指一处圈了的日期的小字说：“打电话作的记号，简体字。”我凑近看了是“上海长途，三分钟”几个字，于是说：“将来有人修留学生史，这就是文物了。”
学校附近实在找不到便宜点的思文才答应搬去的，搬去之前还抱怨我不肯耐心点好好找。我问她怎么学校附近房子就贵了这么多，她说：“这是夏天，到冬天你就知道了，这么深的雪，”说着在膝盖上划一下，“这么大的风，”说着晃一晃身子，“人都会吹跑去。去年我从教室到宿舍，都是弯了腰退着走回去的。”我问她学校有没有小套间租，她说：“有的，一室一厅，五百块一个月你住不住？”我一吐舌子说：“别吓我，我胆子小。”她说：“文静就自己一个人住了一套，她想得开。”我说：“跟她比，她活四十岁就算了，一年是一年。”她说：“学生总有有钱的，加拿大学生很多两个人同居了租一套，到下个学期男朋友女朋友又换人了，不算奇怪。他们不象我们几块钱也算着要省。我们的留学生靠奖学金养了老婆孩子，还开辆破车，还有钱存到银行去，外国学生没人相信，都说难以想象。”我说：“中国人生存能力是强，穷惯了嘛！”
鲜水街到纽芬兰大学要走半个小时，是凯塞琳开了小车为我们搬的家。凯塞琳是思文系里的助理教授，思文叫她小老师。我看着她一点都不小，快四十岁了。偷偷问了思文才知道比我大不了两岁。于是我也叫她小老师，她听了一脸的高兴。思文告诉我说：“小老师最善解人意，每次来看我都戴着我送给她的景泰蓝手镯，提着蜡染的手提袋。”我一看果然是的，偷偷的笑。凯塞琳一边开车一边问：“Are you talking about me？”我吃一惊，怎么外国人也这么善于察颜观色。我用英语说：“你听不懂中文，怎么知道我们在谈论你？”她说：“I know ”。我对思文说：“可见世界上人心都是相通的。”思文翻译给她听了，她连连点头说：“I think so。”我又说：“在国内只以为西方人自行其是，看来并不是这样。”说了要思文翻译给她听，思文说：“你讲话也要看人看场合。”思文用了家乡的口音讲这句话，似乎这就可以隐匿得更深一些。几口箱子和一些饮具分两次运完的，第一次我抱一只捡来的黑白电视机坐在前排，第二次后排塞满了，思文就坐在我身上。小老师说：“Each time Gao has something on him。”乐得我和思文笑个不止。搬完了思文留她吃晚饭，她一口应了。又问能不能把她丈夫麦克也叫来。思文说：“Of course。”她马上就打了电话。做菜的时候思文说：“外国人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凯塞琳是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博士，麦克是旅馆烤面包的，想不到吧？”我说：“那她丈夫还不是个出气筒，怎么活下来的？”思文说：“我看也挺好。”我趁机说：“要是中国人，这做丈夫的要倒血霉了，别在的阳世上做个什么人了。”思文警惕地望我一眼说：“你这是说谁呢？”我说：“说那些得了势的中国太太呢，当然你是例外。你不例外那还有谁例外！”说着麦克来了，提着一个巧克力蛋糕，凯塞琳把蛋糕提得高高地说：“Mike made it，Mike made it。”吃饭的时候麦克问我到加拿大这几天什么事情最感到新奇，我心里想：“最新奇的就是你的后脑勺那根辨子，跟中国清代男人一样。”又不知说了他会不会不高兴，于是说：“最奇怪的是那么大墓场就在市中心，总是给人一个提醒，不怕伤了每天来来往往的活人的心吗？”思文译给他们听，他们一齐笑了。
他们去了我问思文：“这里算不算贫民窟呢，这么脏的地毯。”她说：“也许就算，谁知道呢。”我说：“有电炉、暖气、热水和冰箱，在中国也算好的了。”她说：“你又拿中国来打比，你现在站在加拿大土地上，你知道不？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嫉妒你，可你呢，身在福中不知福。要不怎么大家都想往这里跑，来了就不想走？”我说：“那得谢谢你，让我跌到福窝里了。”她说：“要换了别人的丈夫会这样想，你心里无动于衷。”我说：“电炉呢，暖气呢，有了也就这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说：“没有也就那回事，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个总统皇帝，亿万富翁也就这回事，也不会长生不老，所以跟当个讨饭的也一样，埋到那坟场都是一样，大家都公平了，对不？”说着微笑着望着我。我说：“咦，看不出啊，留了一年学，想得多了！进步了！”她说：“天下事什么不是有了也就这回事，可没有就不行！死了皇帝和叫花子也没有区别，活着时这点区别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所有的一切了。很多东西你不到加拿大来就不会有。”我说：“你现在假洋鬼子样的！”她笑了说：“人家是好你也不想承认，以为这就卫护了你心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是吗？我还不知道你！”我说：“要崇洋你去崇好了，只是别沾了个洋字屁也是香的。还起了个名字叫玛丽呢，你知道玛丽是谁，是《霓红灯下的哨兵》中的那个女特务！”她倒在床上笑得直滚，上气不接下气说：“高力伟，你真的逗死人，真的可爱真的好玩。跟了你我真的会多活几年。”说着爬起来抱着我的头吻了一下。我说：“严肃点，什么可爱，好玩，以为你是幼儿园的阿姨吧！”她又笑着倒在床上，双手在空中乱抓乱舞。笑完了又喘着气说：“你记错了，那个女特务是曲曼莉，不是玛丽。”我说：“那证明你还不是女特务。”她又乐得从床上跳起来，笑着嚷着来抓我的脸，“这一年你怎么学油了，看我不撕掉你的嘴。”
九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一夜没睡。睡下去才知道那张席梦思的弹簧完全松了。睡着睡着两个人都往中间滑。思文说：“也不知魏力和他太太这两年怎么睡的。”我说：“这床都睡过六代留学生了，多少对人在上面干过一些什么事、它能不松吗？它的历史使命早完成了，现在是超期服役。”思文说：“要算也可以算文物了，和那几张画一样有历史意义。”我在黑暗中搂了她说：“两个人又滚到一起来了，这是天意，不知你现在有情绪没有？”她说：“你今天搬东西累了，明天好不？”我说：“好容易有了一点情绪，你还推来推去，我也不一定要，只要你以后别怪我没有热情。”她说：“今天不安全，过这几天就好了。”我说：“随你。”说着想把手抽回来，她用脖子压住了不放。我说：“怎么啦？我瞌睡了。”她凑在我身边说：“抱一下也不行吗？”声音轻柔不胜娇羞。我说：“抱有什么意思，抱得我有了情绪你又不肯来，害得我自己睡不着。”她说：“你要来就来。”我说：“什么叫你要来就来，算了！”她说：“光是抱一抱不行吗？你总是叫我不满足。”我说：“你总是无法满足。”她说：“我不是，我不是。”我说：“你不是不是，你是是。”她说：“不肯抱就算了。只有我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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