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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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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贤后来带着儿子住进脱险同志接待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是她的女儿小波却走失了，是特务在追搜时，原先背着她的周居正与她失散了。29号那天，同是从白公馆脱险的罗文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知道原因后，罗广斌立即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到歌乐山上去找，然而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当罗广斌将实情告诉郭德贤时，郭一听便昏了过去。
几天后，小波终于找到了。郭德贤喜出望外。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大屠杀那晚，周居正背着小波逃生时，遇上追赶来的敌人，一慌神，俩人一跤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几米远。这时，四周漆黑一片，周居正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独自藏了起来。5岁的小波一时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看身边空无一人时，惊恐地躲在梯田的小水沟里不敢动弹。这时，特务们的车灯从她身边一晃而过。她顿时害怕了，叫了声“妈妈”，见没人应她，便再不敢啃声，加上又吓又累，便一头睡倒在田坎上。当她睡来时，天已大亮。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头上的田坎走过时，她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那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将她拉了上来，并问她：‘你去哪？’她说：‘你们去哪，我就去哪。’”国民党士兵们觉得这个小女孩挺有意思，便将她拉上车，拉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重庆市中的‘精神堡垒’处，即现在的解放碑一带。到了那里，国民党士兵们把小波丢在了马路上。可怜的小波不敢远行，只得在路口上游荡。天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摊主是位女的，叫王素珍，她早就注意到这个没人管的孩子，便问小波：‘你住哪？’小波马上回答说：‘我住白公馆。’王素珍是个老百姓，也不晓得白公馆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能住公馆的必是有钱人家，可眼前这个小姑娘为何却穿得这样破呢？收摊时，小波无处可去，王素珍便把她领回了家。到家后，夫妇俩给小波吃饭，洗澡，换衣服，把她当作一个女儿养起来。王素珍家意外得了一个“女儿”喜气洋洋，这边的郭德贤可是整天为失去女儿哭得要死要活。党组织和政府对她的事异常关心，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不久，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凌晨，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这说明小波肯定还活着，党组织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作广告。说来也巧，一张登有这则广告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王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她的注意。她便请人把报上的字读一遍，当知道报上要找的孩子正是自己身边的这个女娃时，激动地搂住小波，喊了起来：“波儿，你的妈妈找到啦！”王素珍这对好心的水果摊夫妇，立即抱起孩子，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
“妈妈！妈妈——”
“波儿！波儿——
郭德贤母女抱在一起，悲喜交加。4岁的小波在流浪数十天后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至此，关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可以作一暂时的落停。此次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中，共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凤、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 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加死里逃生的谭谟，共20人是幸存者。现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三人了。
十三
现在，我们可以把镜头对准“11·27”大屠杀的主场——渣滓洞了。
时间逆推到27日下午4点多。
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刽子手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行，坐车来到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雷天元亲自召集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对一些准备释放的人，他们觉得因分别关押各囚室“无法清理”，也拟全部处决。为此，这些特务们共同写了一份“愿负事后一切责任”的具结书，算作向上司交代的证明。同时他们决定，屠杀的现场周围由交警大队、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让特务何铭带头，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10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屠杀现场的掩埋任务。于是杨英杰叫值班分队长孟繁义派班长夏登禄带了9名士兵去了刑场，忙着一件事——挖坑。这里敌人为即将处决的烈士们准备的最后一个“动作”……
8时左右，渣滓洞监狱内外突然警力大增，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皆到场了。
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只听看守所李福祥拿着一张名单，如头饿狼在楼上楼下各囚室点着名：
“刘石泉”
“邓惠中”
“蔡梦慰……你们24人，要换地方了，快准备走吧！”随之，刽子手们跟着从一个个囚室内赶着点到名的“囚犯”。
“同志们，敌人的屠杀开始了！再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监狱内，顿时口号声、歌声和告别声，交融在一起，悲愤又悲壮。敌人一下慌了，大声吆喝着：“不许唱！唱什么呀！”而且不时就散布些假相：“快上车！上车了就有好日子过！”
“蔡梦慰，你还赶紧拿自己的东西走啊！”特务“囚犯”瘦得像个树杆似的蔡梦慰还在弓着腰在黑暗中寻找什么，便叫唤道。
“忙什么？我找我的眼镜。”蔡梦慰竟然不慌不忙将找到的眼镜戴上，然后整了整衣服，才走出囚室。其实在黑暗中，他趁敌人不注意时，将一样东西藏在身上。
“再见了，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就这样，蔡梦慰和其他23位难友被敌人用刑车押到歌乐山的松林坡杀害。在迎着黑暗的死亡夜幕途中，蔡梦慰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将藏在衣服里的一样东西趁敌人不注意里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在他遇难后的第三天，解放了的重庆群众在敌人屠杀现场找到了这件物品，打开了看，便是烈士没有写完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
这首长诗的最后一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夜晚写的，然而敌人的屠杀提前了，所以诗人还没有完成这最后的篇章。在此我们将它刊出，以志纪念烈士——
第二章：背叛的代价
一
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狱我中共产党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文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脱险志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限于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影响，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全貌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人性与狼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下在敌人面前屈膝救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9、10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的枪杀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苟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敌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就是他为什么出狱后的第28天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的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守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现在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档案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基本没有外界人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这两部分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文斌没有写这两章？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有两页纸少了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也应该或连最后的“第七部分”或连“第四部分”的个别内容也丢失，不可能中间真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人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让我们多少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发现者和发现《报告》中“丢失”两部分内容的当事人、现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先生在1988年时，当他第一次遇见这份《报告》时的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后来他发现丢失的两个部分之后的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拨的痛苦之中。笔者多次听到厉华“可惜！可惜”的哀叹声。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为了给我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众多“政治犯”外，还处心积虑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的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我党的建设和新中国的隐藏的特务分子，这些特务分子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重庆解放之时和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镇压和消灭了一大批隐藏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分子，然而谁敢说就彻底消灭了这些隐藏的敌人了？
肯定没有。
所有的“谜”可以从这样的可能性中获得某种解释。但难道说我们自己内部就没有了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了？
同样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从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时间。“被抓走的时候，他只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有事转文联，转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团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对我说了一句：他已经被处理了。”罗妻子悲切地回忆道。
断了线的悬念和成了“谜”的历史，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清晰而明白的事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发人深省的反思吗？
当年重庆地下党的惨痛教训和众多优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牺牲生命的代价，太值得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去对照这“狱中八条”进行党内的自我教育和组织整顿了！
很长时间内，我面对歌乐山，却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我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为诞生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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