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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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列名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中共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

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之中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的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

罗世文此次的直接发动和领导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四川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留了光辉的一页。回到省委后，罗世文被留在省委任任宣传部秘书。这时的中共四川省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争取群众”的方针，各地党组强发展很快，并且陆续发动了许多工人暴动、农民游击战争等，而这些革命武装斗争，一方面对反动军队和旧政权巨大打击，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股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尤其是重庆地方军阀，他们屡次破坏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1930年5月初，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正在省委机关开会，突然被叛徒带来的反动军警包围后全部被捕，后来刘愿庵同志和省军委书记李呜珂、省委宣传部长陈攸生、省委秘书邹进贤等先后牺牲。

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斗争异常残酷，罗世文看到自己的领导和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丝毫没有动摇与悲观，相反他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强。这期间，他以一个革命理论家的身份，不断发表革命檄文，抨击反动统治，宣传革命精神。

鉴于中共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志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同志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同志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为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休止了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这段时期，由于各地暴动和起义陆续失败，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党中央联系也时断时续，常常几个月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罗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领导四川省委积极主动的工作，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虽然我们暂时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直至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罗世文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立即开始领导成都及全省的抗日运动。这时期，红军四方面军由鄂豫苏区进入四川北部，罗世文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不少党团干部，并积极组织革命兵变和农民暴动，策应红军入川，通过罗世文的努力工作，红军在入川后兵力迅速得到扩张，装备和实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一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同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同志，这阶段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到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今天的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里，还保存了罗世文同志当年讲课用的提纲。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辉昭日月，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黾勉著先鞭。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廖承志同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俩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相当的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屈一系列残杀白区区的党员、团员的罪行。特别是有一次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用非刑拷打一位绰号叫阮胡子的共产党员，将其背烧烂、脚打断。当时阮胡子见罗世文在旁边，向他看了一眼，高喊道：“我快死了，总有人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是冤死的啊——！”目睹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这样称为之“同志”的人折磨得舍冤而死，罗世文心如刀绞。心里受尽了特殊的痛苦和难言的折磨！罗世文还看到张国焘杀害了曾经在上海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以及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99师296团团长吴子太、98师独立团政委李仲泮等同志。罗世文把张国焘犯下的一笔笔罪行都记在心头！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夫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双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对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活动，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四川地方军阀刘湘迫于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压力和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选用与蒋对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想借用我党力量，与蒋介石抗争，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同志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渣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肖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景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院庭，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在罗世文高超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前先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这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由武汉乘船回四川一路上，罗世文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不由心潮湿澎湃，写下了《别汉入蜀》诗篇：

金陵铸鼎梦难圆，

赵构君臣走蜀川。

龙虎苍茫留国耻，

龟蛇黯淡失汤坚。

企图揖盗输缯策，

忍作焚萁蒿里篇。

豚犬诸郎难个事，

终朝坐食误坤乾。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虽蚕丛寓意浓。

劫后余生仇禹贡，

瞻前乐死反尧封。

暗公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返川后的罗世文，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部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而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剌，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重庆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这天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却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同志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反动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这便是一幕由国民党特务们精心导演的中国版“国会纵火案”！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反动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毁誉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早已预先埋伏在那些的反动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志们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罗世文和车耀先俩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亲自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俩位共产党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楞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慈悲摸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好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作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张口结吞：“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相装过后，屡屡失败。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而且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怒成羞，下令将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的诗句：

巍巍宝塔立中央，

砥柱擎天荫四方。

纵使环球风雨变，

敢销兵气日重光。

延安圣地正春风，

含笑梅花映日红。

且喜山川多蔚秀，

物华天宝庆年丰。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7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付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将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

三

说起“红岩故事”中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个特殊人物，这就是《红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杀中的脱险共产党员之一的罗广斌。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许多“特殊”：其一是他的出身，大地主、他哥哥罗广文是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并且与刽子手徐远举关系不一般；其二他是《红岩》主要作者，没有他的存在，也许“红岩”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和经典；其三：他出狱后为组织所写的“狱中八条”及在解放初为那么多同志评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实再有一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惨命运。

“红岩”从历史走来的几十年中的每一个不易的细节，皆与罗广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罗广斌身上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我出世时，父母亲都在作‘官’（均系国民党员），家里除在忠县已有田产数百石而外，又在成都开始买田置产业。抗战前夕，被父亲送往日本学军事的哥哥罗广文，在蒋介石匪军中以杀‘奸匪’夺功（曾在瑞金受伤）崭露头角，家庭声势就更加显赫，在重庆、川西洪雅，又陆续买了许多产业。我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向上的、兴旺的封建剥削家庭长大，一直被尊称为‘幺老爷’，过着优裕的享受生活。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空袭，随父亲到川西一个小县洪雅读初中（1938年），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15岁（1940年）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学生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学运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他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