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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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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他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实在是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浪荡公子。然而哥哥并不知道其实他的这位弟弟不仅不浪荡，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与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后又押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因为有个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罗家本身也费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来。不过，其哥哥罗广文则另有想法，他曾与徐远举交待过：这个花花公子，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明白不干“正道”就得吃亏。徐远举念罗广文的关系和“好处”，一直期望罗广斌能够“收敛”一点。但早已成为共产党员的罗文斌根本不听劝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要他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鋕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的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他入党是刘国鋕介绍的，过去是和彭咏梧发生关系，领导西南的学运和重大的学运，他去秀山是和陈家骏（女、西南学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给萧胖子（泽宽），秀山的关系是萧胖子管的。这些资料一扯又宽了，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等邀请，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在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先生向厉华等同志仔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出面帮助罗广文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对这个“共产党”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能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后来知道，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向徐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利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亲自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表示：“把罗广斌交给罗司令长官无法办到，因为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啊！”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办好了。”事后，林茂肯定地：“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别人事关系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林茂的这段话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杀过程中，徐远举曾经对白公馆那些有各种“关系”的“狱犯”还是费了一些心思处理的。像罗广斌这样有背景的人，其实他徐远举并没有想真杀，如果当时握着重兵、又在疯狂一刻时真要像对付许晓轩、刘国鋕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罗广斌和另外十几个难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馆的。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假如徐远举没有心存一丝同罗广文这等国民党实力派要人的“旧情”，那么“红岩”可能不会有脱险的幸存者了，没有了幸存者，我们还真的不知道“红岩故事”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被世人如此了解，红岩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辉形象还是不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光芒四射！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有时并不像经纬那么分得清楚。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这是他在解放前所做的贡献之一。
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过对罗广斌被捕和狱中表现情况，作出如下结论：“……罗广斌同志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行为和罗之母亲将罗回家的消息泄露而被捕的，同时证明其在受审期间和在狱中无不利于党的行为，由于罗和同狱的其他同志对敌监狱管理人员杨钦典平时曾做过一些争取教育工作，故能于我军迫近重庆时，乘敌人慌张之隙，得杨钦典之协助，组织和率领同狱人突狱脱险。也由于敌人企图以罗广斌同志为人质，以钳制其兄罗广文，故在被捕受审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于与其他同志一起被敌惨杀。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它问题。”
解放后，罗广斌以一腔热血投入到了参加被害烈士情况整理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到处讲“红岩故事”，一时成为当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团重庆市北碚区工委组织部长。当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团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青联副主席（1957年12月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鱼场劳动锻炼，代理场长、党委委员），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做创作工作。1961年小说《红岩》的创作成功，罗广斌从此名扬中华大地。但文革一开始，由于江青对《红岩》和中共南方局大加诬蔑，造成对罗广斌的残酷迫害，并惨无人道地对这位从反动家庭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残害手段，致使罗广斌于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终年42岁。10多年后，罗广斌才得到盖棺定论！在罗广斌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国家出版局等单位都送了花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夏衍、林默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等领导送了花圈。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专门到罗广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亲口告诉我：她不相信在敌人监狱里视死如归、革命异常坚定的罗广斌会“跳楼自杀”。她认为，这是造反派对她丈夫的又一种诬蔑，并说：除此她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将罗广斌留下的许多关于“红岩”狱中的珍贵历史材料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笔，能还罗广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通过相关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强行抄走的宝贵材料。
对这样的问题，我似乎只能对天呜呼！
四
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畏畏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宏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令人称奇的故事！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一位与“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革命者同一批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烈士。在这位革命者家乡的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看到了他的“墓志”：
王朴烈士，原名王兰骏，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人，生于1921年11月27日。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江北县工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王朴幼时即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博览群书，尤喜研读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党报党刊，并尽力传播。他先后入重庆求精、广益、复旦中学读书，均因反对学校当局倒行逆施而罢读。1944年入复旦大学，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联系，参加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积极投入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一直到1947年6月。在此期间，他为反对国民党诱骗大学生参加反动军队，为反对特务屠杀重庆电力工人和昆明学生，不畏艰险，奔走呼号。他为到解放区去的战友资助费用并做动员和组织工作。1945年7月，他响应党关于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回到家乡，动员母亲金永华捐资兴学。先后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1947年冬，他与其母遵照党组织的决定，陆续变卖田产1480余石，并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以此为掩护，为川东地下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在党的领导下，王朴同志不辞艰辛，积极工作，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临危不惧，掩护其他同志撤走，自己则坚守岗位。被捕后，敌人施酷刑 、饵高官，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护了组织的安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慨。
王朴烈士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已任，一经认识革命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持学习，坚持革命斗争，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不愧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王朴烈士永垂不朽！
江北县人民政府
1986年5月立
王朴，是在数百位“红岩”革命烈士名单中闪烁着异常光芒的一名共产党员，当年担任西南行政领导的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向其亲属勖勉“化悲恸为力量”，知其有监狱“三条遗言”的响当当的革命烈士，而与王朴在监狱审讯中屡次较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则佩服“他是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
王朴，你像闪电，
把春雷带到了嘉陵江畔；
你像流星，
划破了山城漆黑的天。
闪电哪能比你勇敢，
流星也只闪耀在一瞬间，
而你，你却用鲜血，
写出了万代传诵的诗篇……
同志们这样赞美王朴。其实，在《红岩》小说里，由于当时创作上受一些传统的创作模式和那个时代难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对王朴这样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的形象，相对被排斥在共产党群体形象之外。从小与王朴一起上中学、大学到一起参加革命的吴子见同志曾这样评价过王朴：他出身豪门，却对革命真理和共产主义事业怀有特别崇高的追求，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朴质而不浮夸，谦虚而不自满，老老实实地求真理，干革命，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集到革命的洪流里去，完全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面目；然而他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定志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又说明了他的不平凡处。他的生活、思想、作风和牺牲精神，都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学同学、老革命同志陈必智这样回忆自己的战友：
那时王朴叫王岳。他同王朴私交也好，我们又都是江北同乡人。经常在一起审时论世，说古道今，也算是“谈得拢”的知友。也许是王岳同学的那副眼镜和留了个中分头的缘故，我总觉得他是一个生活简朴，少年老成的忠厚长者，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极富幽默感而又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和乐于接受。他对时事的理解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导和启蒙的作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抗日战争时期，身处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进步，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整天处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恼。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有时候喜欢把这些复杂的甚至是消极的心情写成短文，在壁报或报刊上发表。对当时这种颇为盛行的空话连篇，只喊口号，不讲实际的文章，王朴是看不大起的。他经常半开玩笔半认真地向我说：“别学那种光在嘴上吼‘赴敌’啦！‘让我走’啦……的文风，谁拉住他们哪？能上前线当然好，在学校读书就不算爱国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打枪坝事件’不都是学生搞起来的。学生嘛，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要干的爱国活动多的是……”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念的是复旦中学，在重庆化龙桥的红岩咀旁，虎头岩下，师生中的政治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进步同学和中间状态的同学先后组织了全校性的“复活歌咏队”、“复活剧社”等文艺团体，还正式演出了抗日话剧《三江好》、《塞上风云》、京剧《打渔杀家》《南阳关》，以及其他独唱、合唱晚会。可当时学校内的反动势力也颇强大，一些明里暗里的反动学生在学校训导处的支持下，经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坏校内的进步学生运动。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自视很高，对一些中间状态的同学和老师抱有反感，于是我们陆续在壁报上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揶揄、讽刺和打击。一次，王朴在放学后同我一道回宿舍时，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塞在我手里说：“这书写得好，也许你看过了，但再读读也好！”接着，他便提到我们刚贴出去的壁报，笑着说：“大作拜读，好，有火药味！……”我暗自得意：你总算明白我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马上接下去说道：“枪要伤人，要瞄准敌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进四面树敌的形势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门弄斧”写成了“搬门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给你改正了——你看，对象既没选准，子弹也卡了壳。为人之道，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办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对头的革命行为，应当纠正。”那时，我还不太能完全接受他这种体现团结斗争策略的意见，反而认为他有点息事宁人。但王朴则不然，他确是一个爱憎分明、敌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维护正义行动的人，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特务分子，那个明目张胆、面容狰狞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后。有一天晚自修时，他蛮横谩骂“复活社”是共匪活动，而且越骂越凶。我火了，要他检点一些，不要影响大家自修。这家伙抢起书桌板，就向我劈来，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学的气愤，在群起拦阻和指责下他才收敛。回宿舍后，王朴等二、三班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大家商量说要给这家伙点厉害看看，杀杀他的威风。于是，正当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时，宿舍电灯突然熄灭，高中三个班级的大同学们围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将其着着实实地重揍了他一顿。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学校当局赶来查问此事因果时，这个猖狂一时、色厉内荏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是首先骂人打人的。校方一听也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整个“报复”事件的主谋是王朴。大轰炸后，复旦中学校园被炸毁，校址东迁木洞东温泉。经过那次“夜揍”事件后，反动学生有所收敛，他们转入暗处来“复仇”。王朴等四个进步同学所住的那间宿舍，经常发觉在熄灯后有人在门外偷听。王朴等知道后，决定再来一次反复仇：他们约定好，在个漆黑的夜里，将门虚掩，留一人守在门后，其余三人躺在床上装作叽哩咕噜地在密谋什么。稍许，门外果然有人轻手轻脚地走来，直靠门板。那个抵住门扇的同学，突然一松手，又猛地将门拉开，只听得“扑通”一声，一团黑影滚进房里。亮灯一看，正是那个逢人点头哈腰、惯耍两面派的反动学生。此次王朴等虽未出手捶这小特务，却也让其在众目睽睽下丢尽了脸面，从此再不敢嚣张了。
同学吴子见回忆说：1939年秋，当时我和王朴都在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广益中学主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思想极其反动，他公然恬不知耻地恶毒地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在初中阶段，我们只有暗暗地反对他，比如做礼拜时破坏圣经，在圣经上写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杨芳龄的话，讽刺和打击那些去参加所谓“查经班”的同学，骂杨芳龄是汉奸等。到了高中，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些，便公开和杨芳龄对抗。我们一连和杨芳龄顶了几次，有一回杨芳龄气冲冲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说：“我管不了你们了，高中不办了，你们给我走。”其实他的高中班是要办下去的，不过就是要赶走王朴和我们几个反对他的学生罢了。当时我们商量觉得再在这学校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自动退学，免得劳烦杨芳龄挂牌开除。这样，王朴和我等共九个同学便开了广益中学。虽离开了学校，可我们也不愿散伙回家，一则被学校赶出来回家不好交代，再则我们还想好好补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另考高中。于是大家商量，跑到重庆白龙池一个柳姓同学家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毁，家里的人搬下乡去了。我们若住那里，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烦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敌机袭来，当时空战就在我们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岩老厂仰天窝，那是个幽静山岗的读书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七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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