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往事(1-5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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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兵就是这么个“有病”的人。

赵红兵所在的办公室，经常需要招待一下其他银行来的客人。几天下来，赵红兵已经十分看不过眼了。这些人号称视察工作，其实来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烧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愿意动，只爱吃当时流行的“焦熘里脊”、“糖醋鱼”之类的，喝酒只喝茅台和五粮液。上午来视察工作，中午就喝得烂醉，下午连班都不上，直接睡在银行的招待所里。但是到了晚上，又生龙活虎地大吃大喝，一桌子十几个菜基本没人动，90％都是废品。

这个叫赵红兵的“病人”有点受不了，他心疼了，心疼国家的粮食和肉。

这个“病人”开始琢磨：我才当兵出去几年？走的时候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才这几年，咱们国家啥时候富到这地步了——整盘子整盘子的肉都倒掉？一个领导下来就要十几个人陪？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病人”可能没想到，他去当兵这几年，国家是比以前富裕了，但是也没富裕多少。他所看到的现象，不是富裕所致，而是因为腐败了。

赵红兵上班第12天的中午，又一个省里的领导下来开会。半小时后便开始山吃海喝，他们喝了3个小时，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赵红兵才回到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姓李，他是赵红兵的直接上司，回到办公室时醉意正浓；而赵红兵作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去陪着喝了点，没喝多。当然，据赵红兵自己说没喝多，但根据二狗对他的了解，二狗认为他那天肯定喝多了，因为他这人不喝酒还好，一喝就多，二十几年来无一例外。没人知道他的酒量究竟有多少，有人说是8两，有人说是一斤，还有人说是两斤。因为他很少和外人喝酒，但只要喝酒就只喝白的，少则一斤，多则三斤，唯一不变的是他每次都喝多。

赵红兵这个自称没喝多的“病人”踉跄地走进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就看见办公室的李主任正在拿着“绕把子”打电话。当时咱们国家还没有普及程控电话，所有电话都是“绕把子”，先接邮电局话房，告诉它转哪里，然后人家再给转。赵红兵一听，李主任正在跟话务员说转市宾馆，赵红兵心想：这才刚吃完回来又要订桌了？晚上又要腐败了？又要浪费国家的钱和粮食了？

他借着点酒劲抓住李主任的手，挂掉了电话。

李主任笑嘻嘻地喷着酒气说：“小赵，别闹，李叔办事呢，给领导晚上订桌呢。”

赵红兵说：“没跟你闹。怎么，中午刚吃完，菜都剩下了，这晚上又要吃？”

李主任说：“是啊，怎么？不吃怎么办？”

赵红兵说：“你们就这么糟践国家的钱？”

李主任终于从赵红兵的语气中听出来这不是在跟他开玩笑了，说：“小赵，你今天中午就没去喝酒吗？难道你就没糟践国家的钱吗？”赵红兵一时有点语塞，说：“中午我是去了，但我下次不会去。”

“你爱去不去，别挡着我打电话。”李主任拨开赵红兵的手，终于不耐烦了。被拨开手的赵红兵火气上来了，操着他们赵家独有的大嗓门吼了一嗓子：“你们这帮蛀虫，你们这帮蛆！”请注意，他喊的是“你们这帮蛆”，而不是“你这个蛆”，他这是连行长一起骂了。

“去你妈的，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谁呢！”李主任也不是善茬。

“我们在老山前线流血，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帮蛆吗？”

“你个臭当兵的，别以为当了几天兵就可以来教训我了，谁他妈的用你保护！”

“你别侮辱军人！”

“你这个残废不就是靠你爹才……”

这句话李主任没能说完，这也是李主任在之后的半个月里最后的半句话。这半句话之后，整层楼都听到了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然后又听见“哗啦”一声。

在医院里，医生问李主任的银行同事：“他这是被什么重物砸的胸部，肋骨折了这么多根？”

“被人打的。”

“被多少人打的打成这样？”

“一个人打的。”

“用什么打的？”

“用脚踹的。”

“踹了多少脚？”

“一脚。”

“被什么人踹的？”

“……”

据说，医生听完以后愣了半天。这可能是他所接诊过的病人中被踢得最惨的一脚，以至他在警察来问话的时候，坚信这不是一个人打的，更不相信只踹了一脚。医生可能不知道，在这一脚里，有着赵红兵对社会现状的惊诧与愤怒，有着赵红兵对断指造成的自卑的发泄，有着赵红兵对那些无耻嘴脸的愤懑，更有着他对现实巨大落差的恐慌。

12年后，赵红兵口中的这只蛆终于被“公正”了。那年二狗上高三，放学时赶上公审大会，看见旁边有一张告示，第5行写着：原工商银行副行长李XX在担任市工商银行副行长期间，挪用公款XXXX万元用于赌博，现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1年。

二狗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了赵红兵，没想到，当时已经是黑道大哥的赵红兵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二狗，他只是一只蛆。你记住，那天我说的是‘你们这帮蛆’。”是啊，一只蛆可以被正法，可全中国那么多只蛆能正法得完吗？二狗直到那天才明白，赵红兵那一脚踹的不止是一个人。

在这之后的14年里，不知道为什么，赵红兵再也没在任何场合中主动提到自己曾经是个当兵的，起码二狗再也没听说过。即使战友聚会，在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当兵的事，赵红兵也避而不言，从不参与讨论。

直到1999年夏天，已经在外面读大学的二狗回家后，听到一个高中同学讲了一个自认为好笑的笑话。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多，但当时的对话二狗一句都没敢忘，以下是原文实录：

“二狗啊，炸大使馆的时候你们去游行了吗？”

“游了，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们也游了，不过特搞笑。”

“被炸大使馆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搞笑的？”

“游行那天基本上全是市里几个高校和中专的学生，可是你知道不，那天游行在最前面、口号喊得最响、别人只游半天他却游行了一整天的是谁？”

“谁？”

“红兵，哈哈！知道不？红兵大哥！他在最前面，身后带着费四等几个大流氓，还扯着一面条幅。游得真欢，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北走到河西，然后又走到棉纺厂。一路上，那些小流氓、地癞子一看红兵在游行，全他妈的加入了，从早上走到晚上，身前身后聚集了二百多号流氓，染着黄毛的、剃着光头的、文着身的、光膀子穿拖鞋的什么都有。走到中午，我们这些学生就都不行了，走到学校附近，人全散了，冲食堂去了。红兵领着那群流氓战斗力倒是真强，走了大半天，水都没喝一口。红兵还跟学生说，他当过兵，费四也当过兵，小纪也当过兵，都打过仗，现在国家有难，只要需要他们，他们还去当兵，他们不怕死。太他妈的搞笑了，他们这群奔40的老流氓，居然还想当兵？谁要啊？即使去了也都是大兵痞，靠他们打仗国家早完了。同学都说，现在才知道黑社会也爱国啊。二狗你说他们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平时少犯点事少砍俩人什么都有了。”

“你他妈的说话真操蛋，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瞎说！”

“二狗，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滚！”

“……”

看来，赵红兵还是没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臭当兵的”。

【三、流氓世家】

一向与人为善的二狗，之所以罕见地对高中同学说出了“滚”字，是因为，在他的言语中，二狗没有听出一点点对美国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从他的眼神中，二狗也没有读到一丝对客死他乡的三名同胞的同情，更没有从他手舞足蹈的谈吐中，看出哪怕一分一厘对此事的悲哀。

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凭什么举着国旗去游行？或许，他只是想去凑热闹吧。

6年以后的2005年，在上海人民广场临近延安东路的天桥上，加了一宿夜班准备回家的二狗，又亲眼所见一群嬉皮笑脸地举着“抵制日货”的大横幅游街的学生。看到他们洋溢着兴奋与激动的脸庞上那空洞的眼睛，听着他们喊着仿佛中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一样欢快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声，二狗实在无法跟着兴奋起来，反而心中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凄凉。

当时二狗还拉住一个笑得最欢、喊得最响的男孩子问：“同学，这次是因为什么游行啊？是因为有人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还是……”该同学支吾半天，竟无法回答二狗的问题。二狗的心沉到了谷底。二狗相信游行的人群中有许多爱国且有思想的同学，并且钦佩他们。但从心底，二狗鄙视那些在游行队伍中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参加这盛大的集会为目的的人。或许，他们只是想“赶集”而已。

赵红兵去游行却被嘲笑，那是因为他是流氓，他是黑道大佬，他是几进几出监狱的人。但二狗相信，经历过战火并为此付出了三根手指的赵红兵，爱国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义为流氓，连爱国都变成了笑料。

由于重伤办公室李主任，赵红兵蹲了半个月的小号。这位李主任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后又去上班了，不过气焰相比以前差了很多。

从小号出来后，赵红兵像是变了个人，成天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凭着他爸爸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再去银行上班，但他没有，姐姐们怎么劝，他都不去。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月，偶尔出门转转。一向严肃的赵爷爷，这次也没有过多地批评赵红兵，因为赵爷爷虽然严肃得很，却个讲道理的人。他明白，除了踢那一脚外，儿子做得都没错，说得都有道理；而踢出那一脚，更多的是因为被那句“你这个残废”戳到了痛处，一时冲动才做出傻事。

其实，赵红兵在想失去工作以后究竟要做些什么，他想了很多。比如想过和小纪一起去经营废品回收站，也想过承包一辆大巴跑运输，还想过自己经营一个小杂货店。总之，只要当时能够想到的职业，赵红兵基本上全考虑了，唯独没有考虑混黑社会。

二狗的爸爸和妈妈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道义上，都站在赵红兵这一边，他们在愤怒的同时也替赵红兵出谋划策。当时，二狗爸爸建议赵红兵在火车站前承包一家旅馆，二狗爸爸和这家国营旅馆的负责人以及上面的领导都很熟，希望赵红兵能在1987年年初把这家旅馆承包下来。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基本敲定了这件事。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后，赵红兵明显开朗了很多。

在两三个月后，春暖花开的一天，赵红兵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二狗，后面带着侄子晓波去买自行车的辐条，准备帮姐夫修自行车。正骑着，忽然后面有人大喊：“红兵！红兵！”

赵红兵回头一看，惊喜地喊：“张岳！”

张岳下了自行车：“红兵，什么时候复员的？怎么不去我家找我。”

“唉，别提了。你呢？毕业了？”赵红兵说。

“是啊，分配回来了，在粮食局上班。”张岳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学不是要四年吗？我还以为你现在没毕业呢，所以没去找你。”赵红兵说。

“我只上了专科线，3年就毕业了。”张岳笑着说。

说着两个人到了跟前，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谁都不会想到，这次久别重逢的握手彻底改变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

两人紧接着好一通叙旧。听了聊天二狗才知道，他俩是高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张岳是个清瘦秀气、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谈吐文雅且举止斯文，一双大眼睛透着一股精明劲，一双手细细长长，像是个弹钢琴的。几个月后二狗就知道了，这个浑身透着书卷气的年轻人的斯文外表全是假象，他发起狠来恐怕十头牛也拦不住。

后来二狗又知道，张岳家堪称“流氓世家”。张岳的爷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纵横当地及周边几市的著名土匪，匪号“镇东洋”，意思就是压住小日本。当年他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到处抢夺，手下常年百十来号人，见到日本鬼子就抢日本鬼子，见到地主就抢地主，见到土匪就抢土匪，完全没规矩没章法。虽然见谁抢谁，但还是有特别对待的——对同胞他们基本是只抢不杀，对日本鬼子是抢完再杀，之后还把鬼子的头割下来示众。当时，我们这里属于伪满洲国的地盘，每个乡镇都会有几个日本兵把守，但通常不会超过10个，几个日本鬼子怎么会是百十来号如狼似虎的土匪的对手？日本鬼子是真怕他，“镇东洋”这绰号来得一点都不含糊。“镇东洋”行踪飘忽不定，谁也奈何不了他。

二狗听过他的一个确切事迹。有一年，他勇闯伪满警察公署，并且打死打残了三个持枪警察。据说，他当年去警察公署要人，要一个月前被抓的两个兄弟。进了警察公署大院以后，他站在门口大喊一声：“我就是镇东洋，赶紧把我兄弟放了，否则我烧了你们警署。”

这时警署值班的只有三名警察，一听见他这声吼，全拿着枪出门了。出门一看，镇东洋正站在警署的院子门口耀武扬威，这三个警察上去就要抓他。镇东洋以为凭自己的匪号完全可以震住这三个小警察，哪知道这三个警察胆子也不小。镇东洋手里拿着两把匣子炮，先是鸣枪示警，目的是让警察别过来。当时还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镇东洋多看看电视剧就应该知道，鸣枪示警应该朝天上打，而不是朝地上打。

镇东洋当时鸣枪示警就朝地上打了一枪，结果不知道是因为喝多了还是枪管没矫正，他这一枪竟然打在自己脚上了！这三个警察一愣：嗬！敢情这镇东洋到我们警署自残来了！“抓！”

镇东洋一枪打在自己脚上，气正没地方撒，拿起匣子炮就和警察开打，这几个警察也开枪还击。他们四个人互射了十几枪，结果，三个警察两死一重伤，镇东洋除了“自残”那一枪外居然毫发无损。

据说，在四个人对射的时候，那三个警察全是边开枪边躲，而镇东洋则站着纹丝不动，只管开枪，根本不躲。这股狠劲，天生就是土匪头子的气质！不躲的人毫发无损，东躲西藏的三个警察却两死一伤，这不是传奇是什么？

枪战过后，镇东洋从容地救出那两个兄弟，扬长而去。

按理说，既然你镇东洋是抗日救国，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你也该收山了不是？他不收山，没日本鬼子那就抢地主。后来人们都说，镇东洋这人好啊，不但杀日本鬼子，还杀富济贫。二狗爸爸却不这么认为，他说：镇东洋杀富的确是杀富，因为他杀穷人也抢不到什么。他的确也济贫，那就是他们土匪在谁家留宿，看谁家实在揭不开锅了就扔几块大洋，算是住宿费和伙食费。他眼中就一个字——钱。没传说中那么高尚的精神。

镇东洋就是这么个传奇，日本鬼子、伪满政府、国民政府拿他都没什么辙。但是1947年，他便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了。不久，镇东洋就被押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边上，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执行枪决。结果，在马上就要开枪执行死刑的时候，镇东洋突然跳进大河中。从此，他是死是活无人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看到过他的尸体，他也再没出现过。

镇东洋没挨这一枪，但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四十几年后，他的孙子却挨了这一枪。

镇东洋留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张岳的爸爸。

人们都夸镇东洋的儿子仁义、明白事理，一点也不野蛮。直到1966年红卫兵去抄家时大家才知道，镇东洋的儿子的确仁义，但是疯劲上来恐怕镇东洋也比不了。

张岳家是土匪出身，红卫兵自然要去抄他们家。一大早，十几个红卫兵闯入张岳的家准备抄家。但是，还没等这群红卫兵进屋，张岳的爸爸就冲了出来。

根据当年闯入他家的一名红卫兵，也就是赵红兵的表姐回忆说：当时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汉子手持一根扁担冲了出来，只见这汉子浑身赤条条，只穿一条红色的三角裤衩，这个三角裤衩根本遮不住他那胯下之物，十分性感。

据说，当时很多女红卫兵第一次看见那东西，都羞愧地转过头去。看样子，他还没起床，不知道是不是正晨勃呢。二狗不禁感叹他真是聪明啊，几乎全裸地跑出来，基本上就消灭了对方的一半有生力量——在那个年代，女红卫兵看见这阵势，谁还好意思上？

“你要干什么？我们是来抄家的。”红卫兵喊道。“操你妈！小逼崽子们，谁上前一步我就打死谁！”张岳的爸爸吼道。赤手空拳的红卫兵们已经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抄了太多的家，他们哪知道，这次遇上硬茬子了。“打！”领头的红卫兵解下腰上的武装带抽了过来。只见张岳的爸爸不慌不忙，武装带抽下来他根本不躲，而是迎武装带而上，同时挥起了手中的扁担。“啪！”武装带的铁头结结实实地抽在了张岳爸爸的头上，鲜血顿时流了下来。

同时，张岳爸爸的扁担也砸在了那个红卫兵的头上，红卫兵顿时倒地。

满脸是血的张岳爸爸嘶吼着继续挥舞扁担，有如下山猛虎一般，在他家狭小的院子里把这群连武装带都来不及解的红卫兵打得狼哭鬼嚎。但是，女红卫兵他一个都没打。

头上的那一武装带，也是张岳爸爸唯一挨的一下。

“滚！”张岳爸爸吼。

“你等着。”那个领头的红卫兵被人扶着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说。

一个小时后，一百多个红卫兵骑着自行车，风尘滚滚地冲进张岳家的胡同，气势汹汹，各自手里都拿着家伙。这次，一个女红卫兵都没来。

而张岳的爸爸正坐在自家院子前的门房顶上等他们。身上，穿的还是那条红色三角战裤；手里，拿的是一把锋利的砍柴刀。他的身后站着14岁的大儿子张飞，手里拿的同样是把砍柴刀，只不过穿得要比他老爸整齐多了。看来，那时候老一辈的人更加开放。

当地50岁以上的人，全知道这一仗。那年，张岳的爸爸一定是本命年，否则一个大男人穿什么红色三角裤衩？

这一百多号红卫兵见此场景，愣了一愣，没想到张家父子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崽子们，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张岳爸爸在屋顶上说。

“今天就是要抄你的家！”这回领头的红卫兵年龄更大，气势也更盛。

说着，领头的红卫兵解下了腰上的武装带，身后的红卫兵们也下了自行车，举起手中的角钢、板凳腿、菜刀。“操你妈！”张家父子先后跳下房，和这群红卫兵相距不到一米。

这时，红卫兵们才发现，张岳的爸爸连鞋都没穿。

“让开！”领头的红卫兵喊。

“儿子，他那条武装带不错，给我抢过来。”张岳的爸爸没答话，淡淡地跟他儿子说了一句。张飞一刀砍向领头的红卫兵，然后只听见“啊”的一声，武装带落在地上，张飞顺手捡了起来。红卫兵们呆住了，他们100多号人本来是来抄家的，居然在一瞬间变成了弱者，领头的竟在转眼间被人缴了械。半分钟过去了，没一个人敢动手。“儿子，给我砍！”张岳的爸爸吼道。

只见这父子二人杀入红卫兵中，如入无人之境。红卫兵们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个个都手软，拼命想往后退，但胡同比较窄，在前面的想往后跑是跑不掉了。这父子二人冲向红卫兵后，红卫兵们没一个人敢还手，全被这气势和杀气所压倒。

三分钟后，胡同里的角钢和板凳腿满地都是。人，只剩下毫发无损的张家父子。

朝阳升起，一缕阳光照在张岳爸爸那只穿着一条红色三角裤衩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暖暖的。

人的尊严和家的尊严，在张岳爸爸的心中可能远比生命重要。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起码有四十多个红卫兵在这仗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致命的没有。从那以后，当地的抄家和武斗少了很多。有人说，这是红卫兵们被张家吓破胆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或许只有真正的斗士，才能抵挡那群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却被“革命”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小将。

【四、国庆节闹灯会】

张岳和赵红兵见面以后，相谈甚欢，约定了再见面的日子。

1986年，城里的幼儿园正在重建，因此二狗回城以后一直没上幼儿园。

到1987年初，幼儿园重建完成时，二狗直接上了大班，而且只上了半年就上育红班（学前班）了，小班和中班都没上过。所以，二狗的童年不是跟着漂亮的幼儿园阿姨度过的，而是和一群成天打架斗殴的社会流氓一起度过的。因为父母工作忙，城里的亲戚又少，父母就把二狗交给赵红兵去哄，反正赵红兵无业在家，要哄同样没幼儿园可上的侄子晓波。“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俩孩子一起哄吧。”二狗妈妈说。

所以，哄孩子成了赵红兵在1986年初到1987年的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后来成了副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赵红兵喜欢哄孩子，这是他的爱好，而他的那些兄弟显然也有这爱好。当时，二狗的爸爸被省里调用一段时间搞统计，而二狗妈妈则由于当时搞全国土地普查，结束后又去管理另一个城市的化验室，所以也不在市里。二狗就吃在赵爷爷家，住在赵爷爷家，俨然是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