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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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大着呢。她说，那时真累啊，一倒头就睡着了，就是在老百姓半尺宽的长条凳上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时怕我乱爬，就像拴小狗似的，用绑腿布一头拴住我的脚脖子，另一头拴在凳腿上。

妈妈说，那时她什么愿望都没有，唯一的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就这样，也不知熬了多久，突然有一天，她一点觉也没有了，困乏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大脑精神和情绪控制的记忆产生了，这就是失眠。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每晚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

战争中的女人啊！

大连，是座美丽的如梦幻般的城市，异国风情的小屋，栉鳞彼伏、依山傍水，比比皆是。在领略了幽美如画的海天山色之后，日俄战争遗留的碉堡、堑壕和街区深巷里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小窝棚，以及随处可见的和服、俄文招牌，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这是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取向也是多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为苏联军队所占领。他们也奉行国际主义，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赞助并提供便利；但不允许中共进行公开的活动。应该说和平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就像所有经历了战乱的城市一样，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粮食、药品、燃料，弥足珍贵。电力不足，电灯的灯丝总是红红的，像是烛火，在黑暗中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妈妈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一个小小的电炉，在微弱的电压下，一壶水足足要烧两小时。临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了些大洋。随着战事越来越扩大，一些伤病员和领导干部的家属也陆续转移到大连，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妈妈把这些大洋兑换成卢布，分给了大家。

父亲除了昏睡就是抱个收音机不放，是那种用干电池的像电台一样的军用收发报机，缴获日本鬼子的，一天到晚地听有关战事的进展。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拒绝吃饭，成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听说脑外伤病人的特征就是脾气、情绪异常的焦躁和暴烈。总得要补充营养啊，妈妈是整天去弄吃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搞了点牛奶，热好了端上来，好劝歹劝，不料父亲手一挥，就将牛奶打翻在地上，恶狠狠地说：“要吃你吃！”妈妈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她说：“一个病人，你能拿他怎么办？”

“你爸爸总是头疼，他会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脑袋说，头要裂开了啊！疼得没办法时，就使劲往墙上撞……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全身疼痛，我就给他揉。祸不单行，你爸又得了急性盲肠炎。手术是个日本医生给做的，你想怎么能不让人揪心？可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看着他动刀子。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担心。你想，四肢、五官残了，别人还可以帮一下，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子要是坏了，那可全完了，真就是个废人了。”

妈妈每到医院给爸爸送水送饭，把我先喂饱了，拴在桌子腿上。等她回来，我都尿得湿透了。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妈妈说，在和爸爸的一次争执后，她冲出家门。她找到刘尹兰大姐，诉说内心的苦闷，求大姐帮她找份工作。她还年轻，她要革命，她不能把自己的一生糊里糊涂地葬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刘尹兰当时负责铁路医院的工作，作为女人，她能理解，说你就来我这里吧。妈妈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亲了亲我，就带上了门，这一去，她真的不想再回来了。

她能走得出去吗？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当她面对一个躺在床上受伤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时，她能迈出这一步吗？在寒风中，除了无助的失声痛哭外，除了默默的叹息自己的命运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妈妈说，她就这样，一个人沿着岭前的那条小路走了很久很久，前面就是大海……

从此，她就不再去想了，不再去想未来，不再去回忆少女时一切美好的梦境。她将她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葬送”在陪伴病中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的漫长的日子里了。

当我长大以后，当我也恋爱，当我也有了爱我的女人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纯为什么会离开他。据杨纯的密友，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回忆，她们之间就杨纯的第一次婚姻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的婚姻解体了。”黑暗中，杨纯静静地说。“为什么呢？”唐棣华轻声地问，她忽然间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绪而自责。“因为我还没有学会为他做出牺牲。”……（注：选自《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199页）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让爱他的女人为他做出牺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于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去牺牲的。

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呢？

妈妈比爸爸小9岁。爸爸出身在四川东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境并非富庶，他种过地，放过牛。

可妈妈就不一样了，浙江宁波镇海的小港李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名门望族。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伴随而来的是西学东渐。外公李善祥，性格开朗，敢闯敢干，思想新潮。年轻时接触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实业救国派人士。小时的娇宠，使他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参加革命后，决心戒烟救国。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责令家人无论怎样都不许松绑。现在人们常说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这个青天，戒掉了大烟。我外婆出身贫寒，但我外公破除门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真诚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态度，立马引起了李家长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来，在这钟鸣鼎食之家，犹如刮进一股清新的风。外公当年是镇海地方长官，为破除旧习树立新风，自己剪掉辫子，让外婆剪成短发，挎着胳膊在镇海街上昭然过市，看热闹的人群，一时沸沸扬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很超前了，比比老一代人，这种向社会世俗挑战的勇气，我们可差得太远了。

外公后来去了东北。他办农场，建果园，以实业救国。后来又开办学校，提倡耕读，教育救国。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日本人要他出来做锦州地区农会会长，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给日本人干这种事呢？他流亡逃回到宁波，“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出资在家乡成立了一支抗日救护队和一支救亡宣传队。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使妈妈与生俱来的具备了许多特质：家境富庶，因此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外公是个社会活动家，且思想激进、新潮，妈妈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具有革命倾向；在大家族中，我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妻子了，这种多少带有“庶出”色彩的背景，使妈妈待人处事纳敛、通明、周全；在家她又是大姐，下面一串弟妹，加之外婆是穷苦出身，从小要替母亲分忧，早当家，明事理，能吃苦，养成办事沉稳、练达，极善于和周围融洽相处。这些家庭给予她的特有材质，使她一踏进革命队伍的大门，便迅速崭露头角，受到多方面的赏识。不像我爸，他的那个脾气、秉性，只能靠自己一路打拼出来，不到危急时刻和用人关头，没有人会理睬他的。

“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妈妈和我阿姨、舅舅，连同李氏家族里的许多年轻人，以及他的学生，一行十几个人都送往抗日队伍。我妈妈那时也才18岁，但论年龄是大姐了，该她带着这帮弟弟妹妹们闯天下了。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浙江青年战时训导团，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国民党不是积极抗日，于是就相约逃离投奔延安。他们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军营，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一心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被周恩来说服了，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妈妈回忆说：“我们异口同声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来说，八路军是哥哥，新四军是弟弟，弟弟要成长壮大，需要你们。”许多老同志后来见到我妈妈，开玩笑说，幸亏听了总理的话，要是去了延安，就凭这段经历和出身，肯定逃不过康生的“抢救运动”。

妈妈在新四军军部搞速记，很快展现才华，在同期女生队里成为佼佼者，担任了速记班的班长。我没有学过速记，但听妈妈说，真正掌握这门技术是要下工夫的。她说，她做的记录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讲话人的习惯语句和口头禅。真是个录音机！不，比录音机还要强，因为整理编辑出来的稿子，比原始的讲话更精炼、更具有逻辑性。这就要靠记录人的文字功底了。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叶挺、项英等人的文章，很多都是妈妈速记下来的。我见到过妈妈当年送给父亲的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亲笔记录的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做的《战略与策略》的报告。字迹娟秀、工整，密密麻麻的厚厚一本。妈妈把它作为信物送给自己的恋人，或许是想告诉对方，这里凝聚了她的心血，也展示了她的才华。枯燥的速记，被动的文秘工作，在这个小本子里被赋予灵性，也同样找到了成就感。

妈妈终于开始讲她的故事了：“第一眼见到就喜欢他了。”

是那种心跳的感觉吗？为什么？我的确是个很难缠的家伙。

“听说是八路军过来了，我们好奇，跑去看……”妈妈指的就是父亲随黄克诚一起由皖东北到苏北来开辟根据地的那回事。

“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骑着马，后面跟着四五个警卫员。军装洗得都灰白了，风纪扣严严的，腰上别着手枪，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可神气啦！翻身下马，一个军礼，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第一印象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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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

￣书〃√

￣网〃√

￣小〃√

￣说〃√

￣下〃√

￣载〃√

￣网〃√

“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参加过长征，我心目中的红军就该是这样子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妈妈不肯说了。

但有这句话就够了，什么都明白了。有一次和父母闲聊，我问，为什么当时那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父亲指了指母亲说，你问她吧，她是亲历者。母亲说，还用说吗？要抗日啊！我说，国民党也不能说不抗日啊。卢沟桥、台儿庄、八一三，坚守四行仓库，武汉保卫战，打得多惨烈啊。佟麟阁、张自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出了多少民族英雄！

母亲说：“那不一样，去延安是要革命。”

革命？是的，延安是不一样，延安不仅抗战，还革命。对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来说，对比现实生活的苦闷和压抑，革命，意味着理想、激情、青春和战斗，意味着追求社会的正义，个性的解放。牛虻、保尔以及眼前的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和他所亲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等等，甚至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统统被革命演绎成为了一种审美。

爱情，当她初来时，细若游丝，但她就是这种审美的胎儿。

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涵其中了。

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

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为亡夫守节是封建礼教压在妇女头上的一座大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恰恰是革命的内容之一。但一切服从组织，党的利益至上同样也是革命队伍的原则。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和在一起。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　？＇…＇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

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

在现实的个案面前，革命的理论显得如此苍白。

在事业上倾注全力的人，生活上总难免是粗线条的。父亲原来还真不知道他为之心仪的女人居然会有这样高深的背景，面对人们异样的目光，他不明白，周围的人都是怎么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女人是他不能追求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张爱萍喜欢哪个女人还要看什么人的眼色，还需要什么人赞同？当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时，他愤怒了：真是岂有此理！

妈妈呢？当有人婉转地提醒她是否需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注意一些影响时，她说：“谁的人我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

谁追的谁？

“华中局开会。那天是分组会，我做记录，记得好像是讨论彭雪枫的问题。屋子又小，坐在老乡炕上。我小时候老得冻疮，一热，手就痒得厉害，随手把手套摘了放在一边，是那种无指手套。会散了，手套就找不到了。搞速记是很紧张的，白天要记录，连夜还要整理出来。会一完人就散了，回去各单位要传达，等不了的。那时没有打印机，全靠手写。手套丢了，也就没心思去找。第二天，你爸来找我，说是捡到了我的手套。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么拙劣的把戏！”

“他说党校请他去做报告，要我给他做记录，我知道他憋什么主意，但还是想去听听。”

在这次华中局的扩大会上，应刘少奇同志要求，父亲向各单位介绍了他白手起家创建9旅的经验。当时邱一涵（袁国平夫炫）在华中局党校工作，她参加了会，会后邱一涵就邀请父亲到党校再讲一次。袁国平是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和夫人邱一涵，以及我父亲都是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的。后来他们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邱一涵对我妈妈说，爱萍为人正直，是个可以信赖、托付的男人。妈妈和邱一涵，还有吕振羽的夫人江明，她们三个人是桃园三结义，同属当时的新文化女性，她们在苏北那样落后保守的地方，冬天里下河游冬泳，以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很新潮、很时尚的。

妈妈说：“你爸口才真好，也不用稿子，口若悬河。我是搞记录的，他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很好整理。讲起话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没有那些官话、套话。一连4个小时，听得人都入神了。”

对女人来说，男人的语言也是魅力。

“他可赖了！不理他吧，他就死磨硬泡。跑到你宿舍里，把被子一拉，蒙头装睡，当着一宿舍人，打他拉他，就是不起来。真是厚脸皮！”

厚脸皮！当一个男人钟情于一个女人时，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敢恨，也要敢爱。也许，正是这个厚脸皮，显现出来了在这个英武的军人背后的童真和率直。

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女人，当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时候，她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新四军干部的婚姻情况，张震在他的回忆中有阐述：“中央规定的结婚标准为‘二八、五、团’，即男方是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女方年龄不限。我们商定也按这个规定办。部队中有些女同志认为这不合适，一找就是老头子，说这是走干部路线。尽管这样，当时基本还是照此执行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干部切身利益的问题。”（注：《张震回忆录》162页）

组织真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管。

一个红小鬼，一个穷学生，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地走到了今天，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甚至是领袖级人物时，当他面对大批投身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孩子，他是否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拼了多年，怎么还是孑然一身呢？即使是铁人也会青春萌动。但怎么去向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敞开自己的心扉呢？爱情和性欲，婚姻和堕落，简直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我们在她们的眼里可是英雄、是领导，甚至是长辈啊！虽然也就大那么十来岁。年龄、地位、文化的种种差异如同三座大山，横跨在他们面前。于是，组织就出面了！

但遗憾的是，世上的事，并不是都能由组织解决的。当组织部门的领导找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们去谈话时，先给你倒一杯水，笑眯眯地，做出关心你的样子，绕了180度的弯子后，会神情严肃地说，某某首长很关心你啊，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所有的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对付说：“很好啊！”那就太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某某首长希望和你结成革命的伴侣。“啊！”革命伴侣？不就是夫妻嘛！怎么？不明白？那就好好考虑一下，不！是认真地考虑一下……应该说，这样的介绍成全了很多人的幸福。婚姻就是婚姻，浪漫的爱情毕竟不是婚姻，婚姻是现实的，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必要的程序。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人，当你刚刚走出少女的阶段，当爱情对你还是那么神秘时，你就要站在“对待革命的感情”这样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了，你会是怎样去想、怎样去做呢？

父亲是个不愿意走组织路线的人。不错，组织在他眼里是神圣的，但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自己会遭到拒绝。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能拒绝。

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变故，使她头晕目眩。未亡人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真真切切追求她的男人，而她也喜欢他，虽然他的追求显得那么笨拙，但爱一个人是不讲求优点和缺点的，有时缺点也是优点，而且更显得可爱。

这就是爱情吗？当它向你悄悄走来的时候，你会品尝它的甘美吗？

是陈老总亲自批准了他们结成伴侣。面对这对新人，面对自己的部下和战友，面对这段苦涩的爱情故事，组织上难道就不应当承担点什么吗？他就像一个长者，不！一个主教，为他们祝福。他特意送了一支派克钢笔作为给这对新人的贺礼。

也许，因为他们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也许，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都痛苦地挣扎过，当幸福终于降临时，这幸福就伴随着他们走完了整个人生。他们是一对互补型夫妻。父亲刚烈，伟岸如山；妈妈细腻，柔情似水。父亲是为了事业忘身忘家的英雄，母亲则是甘愿为丈夫，为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女人。

妈妈说：“你爸爸送给我一个类似指环的银圈，是绑在军鸽腿上传递信件用的，从鬼子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小巧精致。”是信物吗？古人鸿雁传书中确有雁足系帛的说法。这是战场上的礼物——伴随着硝烟气息的军人特有的婚戒。

1942年8月8日，这一天，永远成为了我们家庭最重大的节日。长大以后，儿女们走向四方，一年中节日众多，难以聚齐，但只有“八八”这一天，我们都不会忘记，因为我们知道，对两位老人，这一天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第一个爱人杨纯是一个丽达式的女英雄，她的飒爽英姿能吸引男人，但未必能做个好妻子。经过浴血奋战走入而立之年的男人，或许更钟情于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女性。她吸引了他，他需要她，这就足够了。至于她的人生理想，她对事业的追求，这一切不知他为她想过多少。

父亲刚烈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执著，注定了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妈妈把一生交给了他，就和他一起品尝甘苦。妈妈本是个军中才女，和父亲结婚后不久，就遇上苏北反扫荡，她辗转回到老家，生下了我哥哥。返回部队又赶上父亲负伤，一直照顾他，失去了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全国解放后，出台了一项政策，凡不满30岁的在部队工作的女同志可以报名学一门专业。妈妈想，这些年照顾病人，脱离了原来的岗位，回去继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已不可能，不如趁着年轻学些东西，将来也好从事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但年龄正好卡在30岁。她说：“我和你爸商量，向组织上说说，通融一下。但他说，这种事怎么好向组织开口的？明明是违反原则的嘛。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实在不行，就在家教育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下谈起这个话题的，但从妈妈重复爸爸的口气来看，他大概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为了照顾伤员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虽然这个伤员是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呢？难道只要是涉及到个人问题，就一定是违反原则的吗？就算是在原则范围内，难道就真的不能通融了吗？

1955年初，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军队中，没有专业的女同志一律转业或复员。当时不少人都在找关系、找借口。父亲说：“我就在做别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要带这个头的嘛！”妈妈心里很难受，但又能怎么样？只要对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