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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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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李坚贞（注：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姐（这里是按父母的叫法称她为“大姐”）说：“那时你的父亲啊，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比你们这几个小子可白净得多了。总是见他手里拿本书，一见面就听他提问题，可能说了，什么阶级斗争啦、无产阶级专政啦、列宁主义啦。中央直属机关搞活动，总能见到他，常主持个什么报告会的，是个挺活跃的人。”
共青团嘛，中央直属机关活动，出来张罗，自然少不了。我想像中的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棱角分明，目光略带些忧郁，有些像保尔·柯察金。也许是在团中央工作的原因吧，给了他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广泛接触的条件，像周恩来、博古、朱德、顾作霖、任弼时，还有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罗荣桓、张鼎丞、邓子恢，以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生气挺足的年轻人。
父亲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队伍中，独有的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关系。他们是一群有着远大抱负和学识的热血青年，有一种全新的观念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写出大量的文章，《我们怎样进行阶级斗争》、《青年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对战争和战略的思考》等这类的专题，慷慨激昂、热血沸腾见著笔端。他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并谱写军歌。他率领少先队员们配合正规军作战，活捉韩德勤。但他们不认识他，还像对待一般俘虏一样，；放下武器的，一律发给路费，送他回家。这一疏忽给他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8年后，在抗日战争中，韩德勤出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10万，成了他在苏北反摩擦斗争的死对头。
在共青团中央的几年中，他的眼光和思路打开了，思维层次提高了，思想方式更加趋于理性化，在气质上增添了更多的激情和浪漫。同时也学会和掌握了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的艺术，以及高层机关工作缜密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团中央工作的特殊性，使他能够经常地、毫无顾忌地和党内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军事家、理论家接触。这对他的人生阅历和今后的政治生涯，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他的本性并不喜欢这里的工作。
红色政权在危机中！他要求去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4年五次反围剿，红军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风雨飘摇。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保卫红色政权。他送走了由少先队扩编起来的最后一批红军队伍，这个少共总队长，先入红军大学，紧接着被派往前线，编入彭德怀统率的红3军团，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与那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相比，他或许太像个小布尔乔亚式的白面书生了。但战争是不论背景和长相的，在残酷的拼杀中，很快就显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个性和品质。湘江战役，他率部队担任阻击，身先士卒，敢打敢拼，他拼命三郎的狠劲释放出来，人们对他刮目相看。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斗，红军伤亡达5万之众，湘江水成了血水。湘江两岸流传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在长征路上，他先后率领红12团、红11团、红13团，作为红军的主力，一路夺关斩将。土城激战、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一占遵义、老鸦山阻击战，然后是二占遵义、克贵阳、强渡北盘江、逼昆明、抢占金沙江绞车渡、大渡河、过藏区、翻雪山、过草地，然后是狙击马步芳的骑兵，一路打到陕北。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几乎都刻上了他的名字。翻开16军、22军（舟嵊要塞区前身）、38军、64军的军史，记载着这几支王牌军的前身红4师及所属红10团、红11团、红12团和红13团的辉煌战绩。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5年的军事指挥员的生涯。
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有：军长何昆，师长洪超，团长邓国清，共青团时的好友，他的参谋长钟伟剑。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他的怀里，血和脑浆喷洒了他一身。
他的性格变得粗犷、豪放，言语辛辣、尖刻；他的意志刚强，喜欢独断；他不再热衷奢谈理论，而更崇尚实干；他的面容渐渐脱去了天真和无邪，变得威严而刻板；眼神由温情和忧郁，变得冷峻甚至冷酷；他总是腰板笔挺，再热的天也是风纪扣、腰带、绑腿严紧，不苟言笑；他自信，甚至自负，他认定的事情，几乎没有商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和别人闲聊，没有任何嗜好。空闲时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书。即使读书，也是正襟危坐；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苦行僧。他也很潇洒，探访名胜古迹、写诗、照相、书法、篆刻。他好像总有些和周围的氛围不大和谐。他的上级、同级认同和信任他，但很难说是喜欢他；他的部下倒是喜欢他，但又怵他。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
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彭雪枫说起他：“张爱萍，你看人，鼻子都是朝天的。”他也不示弱，谈起彭雪枫也是：“你问彭雪枫啊？这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
陈老总挖苦他：“被你张爱萍看得上的人没几个；但要知道，看得上你的，也没几个！”
只有周恩来有些袒护地说：“其实，爱萍还是服道理的。”
多么牵强的评价。
他说：“我就是这么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但我不后悔！”
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便走向了无为。有所为，固然是可贵的，但有所不为，同样也是一种境界。战争、功名、荣辱、生死……当这一切渐行渐远离你而去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学会遗忘。
没有任何的治疗，只有营养和运动。酸奶给予他养分，划船带动他肌体，生命自身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了。远东浩瀚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负氧离子，用当代的术语解释，是否就是“有氧运动”？生命像野草，只要有雨水、空气和阳光，它就能冲破死亡，从石缝中倔强地伸展出来。
命运的转机要到来了。
1948年春末，父亲离开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转到海参崴红军疗养院。
海参崴虽属苏联版图，却离中国只一水相隔，在这里可以眺望自己的祖国。他毕竟只是凡人，时时站在江边眺望家乡，思念亲人，沉默无语。他似乎能听见隆隆的炮声，看见自己军队前进的脚步：1948年9月12日，东野主力70万大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11月6日华野和中野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一战歼敌56万之众；紧接着平津战役宣告胜利，北平不战而得。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一个将军，他曾从艰难中走来，在最后的决战关头，却只能远离战场，在异国眺望家乡。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进入梦乡时，战火中厮杀的呐喊才会在血液中奔涌。1948年在苏联，在《渴战》一诗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决战金鼓催人急，改天换地在旦夕。”
“半生征战血征衣，梦回沙场马扬蹄。”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奈啊。
1949年1月，父亲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当妈妈第一眼看到父亲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妈妈说：“一开门，你爸爸就站在门口。穿了一身苏式军便装，戴着斯大林式的大檐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俄文讲得很好，经常和苏军驻守部队的军官们，满嘴‘达瓦里施’、‘哈拉索’的不算，连生活习惯也苏化了，喜欢吃西餐，喜欢野炊，喜欢洗冷水澡。连洗脸也学俄国人，不管多冷的天，对着自来水龙头，用双手一捧，哗哗地冲，再用干毛巾擦，说这个办法卫生……简直换了个人。”
大连的日子，在我记忆中已经很模糊了，只有凭着照片才能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父亲和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多的就是给我照相。照片上的我，穿一身儿童式的苏联军装，戴上船形帽，再配上一支冲锋枪，那是父亲带回来的模仿二战时苏军最常用的转盘冲锋枪的玩具，神气极了。父亲还给我带来一辆吉斯牌的玩具汽车，可以坐在上面脚蹬着跑，这些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90年代前，对中国的孩子来讲，恐怕都是一件奢侈品。父亲每天带我去吃冰淇淋，吃一种只有我和爸妈三个人称它为“高高塔”的奶油点心。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到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当我和父母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还经常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千百次地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
他是不是要弥补自他负伤以来对我和妈妈欠下的关爱呢？他喜欢让我骑在他背上，像马一样的在地上爬。我们有过这样的照片，这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放大后张贴在旃檀寺的国防部大院里，下面写着：“看！张爱萍的丑态！”我后来调总参工作，许多老参谋就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骑在你爸头上的那小子？他们说，都说张爱萍厉害，想不到还挺有人情味的。也不知大批判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父亲多少次经受了命运的捉弄，跌宕起伏，而他都能以一种恬静的心态泰然处之。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这次从生死界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三章 第一代海军军人
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统领的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跨过长江天堑，三野第35军率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宣告了蒋介石22年的统治土崩瓦解。钟山风雨，兴衰存亡，长达百年的战乱结束了，天下一统。
就在这一天，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了。它的第一任司令员就是后来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的我的父亲张爱萍。
1 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
他是自己驾着一辆美式吉普车，穿越华北战场，日夜兼程，来到三野司令部驻地安徽蚌埠的。在这之前，他曾通过大连党的组织向华东局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已经痊愈了，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可以重上战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自己搭乘火车奔赴前线，途经沈阳、锦州，到了天津，再往前，铁路就不通了。刚刚解放了的天津，由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掌管，在他麾下的正是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3师。他调任4师后不久，黄克诚就带着这支部队闯关东了，先编为东野2纵，后扩编为四野14兵团第39军。老战友们相会，自然许多话要说，但频频传来的捷报和源源不断向南开进的军队、辎重，在这大战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愈发使他心急如焚。还是吴法宪了解他，给他弄来了这辆美式吉普。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扮演的角色，毕竟不只是丈夫和父亲，他是个军人，战场呼唤他。他养伤这一走，就是3年。这3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天翻地覆的3年，中国共产党人从50多名党员起家，经过28年的奋斗，今天，他们将执掌国家的政权。当父亲还在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挣扎时，他的战友们已经在大决战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辉煌的剧目了。
翻开第三野战军战史可以看到，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的作战，就是父亲参加指挥的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战史记载1945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作战指示，18日战役发起。（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6页）但据父亲回忆似应更早一些，我查到的资料证实，就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的第3天，国共两党就开打了。8月18日父亲接到作战任务，电报指示：“集中主力迎击何李两顽，仍采自卫立场，如向南进军，大超出自卫，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均于我不利。……集中力量歼灭一路是有把握的，可相机攻占永城、孙町，以去我心头之患。”
这就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4天前，便于8月11日下达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去我心头之患！”这是华东局和中央对他的重托。他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场解放战争中的开场大戏。可惜啊！两个月后，他就因车祸负伤，离开了指挥位置。这才仅仅是大决战的序幕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在这之后，就有了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鲁南战役一下子就消灭了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以后仗就越打越大，莱芜战役，3天之内，干掉国民党精锐师团7万余人。不到3个月，华野部队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了蒋介石称之为五大主力的王牌军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毙命。陈毅说：“我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紧接着是洛阳、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6万余人，它的恢弘战绩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上。
与父亲同时期的，也就是大革命后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这批干部，长征前后，由于各个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在中央红军的，大多是师团级干部；在二、四方面军的大多是军师级干部；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中大多是旅团级干部，新四军中大多是支队或后来的师旅级干部。解放战争后期，全军统一整编为四个野战军，外加华北军区，共辖属16个兵团，这批人基本都是兵团级的干部了。他当年的参谋长张震，已经是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了；他的副师长韦国清，现在是兵团政治委员了。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人才济济，齐装满员。虽然国民党仍有半壁江山，但“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毛泽东所说，剩下的只是“追穷寇”了。
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国共两党28年的拼杀已近尾声。大幕，即将落下。
是啊！遥望决战的旌旗号角，一个有血性的军人，远离厮杀的战场和他的军队，他又能怎样呢？虽已时隔久远，但我仍能从他回忆时的神情中，觉察出当年的孤寂和无奈。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只有两个字：“养伤”。
被时代遗忘是可怕的。好汉不提当年勇，抗日战争中，他那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7、8、9、10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9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9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父亲的回忆跳过了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他回前线后，先是到的总前委。总前委是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决战时形成力量的优势，中央决定，把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整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形成压倒之势。总前委于1948年11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组织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父亲就是在这个期间重返前线的。他的情况多少让组织上有些尴尬，给父亲任了个总前委委员，算是暂留总前委帮助工作。显然，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转折年代，像我父亲这种人是决不会甘于这种闲差的。于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给宋时轮当副手的情节。
在父亲一生中，宋时轮是他最信赖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年长3岁，他们都是大革命后期的干部，同年入团、同年入党。解放战争一开始，父亲留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宋给陈老总统领的山东野战军当参谋长。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豪爽、正直、疾恶如仇。只不过宋比父亲更有城府，更为老辣，父亲见到他，总是叫一声“宋老鬼！”
“尚有半壁山河没有解放”父亲回忆说：“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他在苏联的疗养院里，像个听话的孩子，遵从医嘱，拼命地划船强身，大口吞食着对他来说是怪味的食物；他在绝望中，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奇迹般地复原；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己驾车驶往前线。只要能在火与血中厮杀，让他干什么都行，即使给他的下级去当下级。
但就是当下级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还没走，又来了新的指令，成立后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喝过墨水，又吃了洋面包，调任驻外使节再好不过了。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闹学潮时，他这个拼命三郎就想真刀真枪地干；好不容易走出家乡，来到上海，又分配做地下工作，撒传单、搞游行；要不是因为组织苏北农民暴动，他还去不了红14军。本想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吧，却打残了一只手；也是像这次，伤好了，辗转到了苏区，结果又被共青团看上了，一干就是4年；五次反围剿临近失败，急需充实干部，他这才得以重回军队。抗日战争开始，别人都去了野战部队，却把他弄去搞统战……
过去在部队呆过的，都有这个体会，没文化不行，但文化太高了也不行。什么写稿子啦、学习啦、宣传啦、俱乐部啦，就找上你了，时间长了，脱离了军事业务，成了个文化兵，结果影响个人发展，一事无成。我当兵时，就怕让我干这个，我就不给他好好干，这一招还特灵，到底还是把我留下搞军事工作了。可我爸就没这么多心眼了。我查到当年由粟裕签发的电报：“……张爱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起这一段。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养好伤归了队，不仅没位子了，连军装也要扒下了。
“临去时，陈老总找我，走不了了！”
怎么呢？“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你，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什么海军？”父亲回忆着：“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的，分内的事，认真做好，没有把握的，位置再高，我也不争。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陈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军委已经定了，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说，你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问，去海军怎么个干法？他说，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父亲苦笑着说：“他倒真是痛快！”
白马庙，这个坐落在江苏泰州城边上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海军“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者算上父亲共5名干部，他们是：82师参谋长李进；三野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另外，还有8名战士。父亲说：“加我这个司令共13个人，我是个空头司令，没有机构。其实，要机构也没用。”
因父亲与4个人在这里开了半天的会而扬名的白马庙，2000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匾额。如今，白马庙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成了泰州市旅游和招商引资的热点品牌。
关于海军的成立日期一直争论不休。40年后，1989年，在父亲离开政坛的两年以后，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像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在经过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后，当影响政坛的种种因素渐渐淡化，才能被人们认可下来。
父亲回忆说：“陆军驾轻就熟，海军呢？我曾读过《对马》这本书，就算是对海军的全部了解了。我没有把握能驾驭它，何况，就眼前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人、船到哪里去搞？”
这本书，我是在长大一些后才读到的。我喜欢在父亲的书柜里翻腾，父亲并不阻止，只是必须保持原有的摆放。书的纸页已经发黄，扉页上有父亲的签名。书中记述了1905年在日本海的对马海峡日、俄两国海军进行的一场海上恶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一举摧毁了俄国沙皇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蒸汽时代阶段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它对之后的世界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近代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作者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是这一战役的幸存者，他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了许多难为人知的战役战术的细节，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军事教科书。还是抗日战争在皖东北时期，根据地被敌人封锁，缺吃少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刘少奇来皖东北视察时，特地从上海购买了大批书籍。记得小时候，父亲讲到他当年读到这些书的心境：“久旱逢甘露啊！简直是吞食。”后来经历了“文革”，在那个人类文明被扫荡一空的年代，我才体会到父亲所用的“吞食”这个词的真切含义。在父亲吞食的那批东西中，就有《对马》这部书，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一本准海战教科书了，它给了在平定洪泽湖战斗中的我父亲以极大的帮助。翻开《张爱萍军事文选》，可以找到《平定洪泽湖》这篇文章。文章附有舰艇战斗编组和攻击路线的插页，一眼就能辨别，这是《对马》书中插图上的舰艇符号，可见此书对父亲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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