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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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犹念昔日情。”人老了，远离了是非与功名，剩下的只有情、义二字。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的起来、打的起来、用的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林遵后来当了东海舰队副司令，兼任海军学院副院长。父亲说：“人尽其才嘛。”

原国民党第一舰队司令方莹参加华东海军后，被任命为七舰队副司令。40年后，方莹的女儿从海外回国，不忘旧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对方莹的器重和知遇之恩。

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称，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

还是毛泽东讲得更确切。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历史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党靠的是什么得到了天下；另一个党为什么会丢掉了江山。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一些东西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当年经中共华东局批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海军建设方针，在军委海军成立后被改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的建设海军的组织路线。（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12页）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海军。

时过境迁。父亲回忆起当年他的这些老朋友时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帮助共产党撑起了最初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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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

1949年9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8月1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C－47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3天，9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

苏方答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一年内，通过速成训练，帮助中国培养350～400名飞行员。这样加上中国自己训练的110名飞行员，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均3团制）。

苏方还答应，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各15架，雅克－11（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机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2（图－2）轰炸机20架。作战飞机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苏方将派出飞行教员和其他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派驻空军司令部和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878名。

同时双方还议定，半年后再商定第二批援助项目，即组建3个作战师的具体办法。

刘亚楼司令表示，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签字后，维尔希宁元帅盛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观光名胜和航空设施。老大哥是慷慨的，盛在篮子里的礼物是丰盛的。

刘亚楼司令和代表团的同志对此感触颇深，他们说，苏方一直待我如上宾，这既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

是吗？结论下得早点了吧！也许和坐火车的经历相仿吧，父亲代表海军在苏联受到的待遇和刘亚楼代表空军可是大相径庭了。

父亲说：“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做了汇报。”

“阿芙乐尔”巡洋舰，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据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涅瓦河上，仍然停泊着这艘百岁高龄的巡洋舰，舰体油漆一新，在太阳下银光闪闪，舰上挂着大字标语：欢迎各地的旅游者！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用中国的观念衡量，难道连讲真话的勇气也没有吗？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

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同样是两个中国的代表团，反差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在这悖于常理的后面，难道还隐含着更深层的秘密吗？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海军，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出现的尴尬场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深不可测的大洋下面，隐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对这个刚刚走上国际大舞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来说，的确需要一个拭目以待的过程。

苏联的海军战略。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汇，苏联人自己并不承认他们有海军战略，他们习惯的词是“战略使用”，但这并不重要。海军自诞生起，就是与国家对外战略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是一个喜欢大海的国家，它濒临两个大洋13个海，共拥有4万公里海岸线。但机会不会总落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给了你海洋，却唯独忘记了给你出海口。俄海军面临的几个大洋，天各一方。往西进入大西洋，要走西北的波罗的海，从沿线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兰、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鼻子底下经过；由西南的黑海走吧，又有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还要经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走西南进入印度洋吧，那就只有借道苏伊士运河，穿红海，过曼德海峡；进入太平洋就更困难了，且不说，日本像一条锁链紧紧地环箍着它在远东的出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单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维系东西方的生命线，就无法承载向外扩张所需的巨大的战略物资保障。北边呢？那是北极圈恶劣的严寒，终年封冻，要不发展破冰船，要不靠潜艇。而潜艇冰下航行是危险的，库尔斯克号的沉没至今让人不寒而栗。没有出海口的海洋就像橱窗里的蛋糕，其作用就是催生涎水。几个大洋和海域之间既无法进行战役的协同，也难以构成战略的支援。300年来，面对西欧列强的崛起和历史的挑战，为了打通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彼得一世开始组建海军。铁血女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在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日本海频频爆发了为夺取出海口而引发的战争。但结果呢？300年来出海口的争夺，也只是个美丽的梦。

中国共产党在东方的胜利，似乎给苏联人带来了转机。中国是个海岸线达一万八千公里的临海大国，在她的东面是浩瀚的西太平洋；转道南中国海，可以直下东南亚、澳洲，迂回印度洋。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以及初生婴儿寻求母乳和襁褓的紧迫性，都给苏联人提供了畅想的空间。中国人需要什么舰队啊？他们只要提供军港就足够了。这个鬼主意，在后来的中苏谈判中，果然昭然若揭了。当然，谁都知道，当年掌握着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吃洋面包长大的那批留苏的共产党人。更有甚者，他们还曾受过那批洋博士的欺负和嘲弄。对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于摆弄的精灵，既要使它迅速地长大，又不能大到难于驾驭，尾大不掉。机遇和风险同在，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

海军和空军不同，虽然每个军种都爱把自己说成是老大，都爱给自己冠以战略军种的头衔，但就二战结束后的科学技术水准而言，空军最多只是执行和配合实现某些战略任务的军种，而海军，则是独立达成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军种。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的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先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

英国人说得好：海军——女王皇冠上的一颗钻石。海军，你将担负起共和国未来的使命！

还能再说什么呢？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个人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父亲的看法和回国后的汇报，并没有引起当时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一度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国家关系的主导作用，混淆和误导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但在这个星球上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利益。果然，没有多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这种脆弱的同盟关系，在受到国家利益的挑战时，合作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后来发生的远东防空协议、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海军联合舰队等事项，终于激怒了毛泽东。9年后，也就是1958年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注：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322～333页）

究竟谁对谁错？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史学界看法不一。但我知道，没等多久，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清了他的这位老大哥。

父亲说他心里清楚，一个大国的海军，靠别人怎么行？北洋舰队不就是想靠外国人吗？结果怎样？还是要靠自己。后来萧劲光司令亲自去了趟苏联，他比父亲强，多少要回了点东西。1950年8月12日这天，驻青岛的海军部队像过节一样兴奋，经萧司令亲自奔走，终于迎来了从苏联老大哥手里买来的6艘木壳鱼雷艇。大家都说，别看这玩意小，是木头壳的，大军舰也经不起它打。那倒是，当初对海军的认识，不都是从苏联电影上看来的吗。1953年6月4日，中苏签订了海军交货和技术转让协议，俗称“六四协议”。苏方承诺，两年内，卖给中国舰艇32艘，转让制造49艘。在这份菜单上，虽然一多半都是鱼雷艇，还有部分潜艇，但毕竟包含了4艘驱逐舰，后来它们被中国海军自豪地称之为“四大金刚”。对老毛子来说，中国海军不是进攻，而是防御；还不是近海防御，而是近岸防御。这距离父亲访苏已经整整过去了4个年头，而许诺的这点东西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到手。

喔！可怜的中国海军。

父亲说他一个人沿着涅瓦河畔走着。就这么回去吗？两手空空的？他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伴随着俄罗斯歌曲低回忧郁的旋律，使人感伤。在一家乐器店的门口，他驻步良久，口袋里还有点卢布。他回忆说：“这东西只怕在这里还有点用处。”他买回了一架手风琴。

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他想起了他的那支文工团。

江南古城苏州。

自海军在白马庙的小村镇里成立后，父亲就率领他的13个人的队伍进军大上海了，在那里他将接管国民党海军。途经苏州，父亲和10兵团司令叶飞受到当地欢迎。晚会是由一支管弦乐队承办的，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父亲说，你们可真阔气啊！还养了这样庞大的一支乐队。这是一支满洲国的宫廷乐队，满洲国解体后这批人流落到江南，被荣毅仁收留，现在归了苏州当地，正面临个去向问题。叶飞说，那就跟我10兵团走吧；父亲说，当然是海军要了。这下可为难了。父亲说，干脆，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兵荒马乱、颠沛流离、浪迹天涯，忽然间，命运之门向他们开启，展现在这些艺术骄子们面前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这就可以穿上军装了！不会是在做梦吧？更惊喜的是，去陆军还是海军？由他们挑。或许是海军更浪漫些吧？大海、舰队、雪白的海军服和飘带，还有涌起的波涛，和跟在舰艇后面成群的海鸥……

海军，我们要去海军！

于是，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不是先有的坚船利炮，而是先有的会唱歌跳舞的文工团。

当他们的司令从万里之外的异国给他们扛回了这架手风琴的时候，父亲说，出乎意料的是，大家把他举起来了。人们欢呼着：张司令万岁！

多少年后，当我问起他这段插曲时，他只是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海上生活是枯燥的。”

海军官兵们当然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世上的确还有比军舰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奇特的创业之路，只有亲历过它的人才能咀嚼出其中的苦涩甘甜。

4　陈船厉炮

“张震找我，给我看了粟裕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中央决定由三野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同时要我们海军负责搭载并掩护登陆行动。我觉得可笑，我说你这个参谋长也替我想想，我拿什么配合几十万大军行动？你告诉他，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张震很为难，说，还是你自己向他报告吧。我就给粟裕发了电报。粟回来后在前委开会时说，你怎么把电报发到军委去了？我说，不讲，怎么完成？反正我认为，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夸这个口的。”

“粟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要有准备期，除空军外，海军主要是登陆舰艇和战斗舰艇的准备。我提出，国民党留下的船都在地方和招商局，都给我调来。海军建设是综合性的，现有的领导机构不够用，调几个现成的军一级机构来，再就是搞几所学校，加大培养的力度。粟裕他赞同我的意见，马上报告华东局批准了。”

我曾经和父亲探讨过，在当时条件下渡海作战的可能性。当然，我知道历史是没有假如的。父亲的看法是，作战行动是受地理条件制约的，作战指挥就是建立在这个条件之上的艺术。登陆作战，尤其是跨越海峡的登陆作战，是建立在优势的武器装备基础上的作战行动，拿不到制海权、制空权，登陆行动就无法进行。渡海解放台湾的作战行动与我们历次作战都有本质的不同，已经超出了我军擅长的运动战的作战样式。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只是个常识问题。以消灭了800万蒋匪军作为完成这次作战的依据，是荒唐的、可笑的。如果没有苏联在海空军上的支持，单靠我们自己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中央是希望苏联的介入，但这只是单方面的愿望。撇开两国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不说，单从二战后的战略格局上看，斯大林是不可能打破与美国的力量均势的。所以，只能是立足于自己。

父亲的这些看法，从近几年公布的历史档案中可以得到印证。

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N．B．科瓦廖夫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专家C．H．冈察洛夫披露：“斯大林认为，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战争已使苏联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干，俄国人民是不会理解我们的。不但如此，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不管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否带有蛊惑性，反正他是不会出兵的。更不用说，不到一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对苏联人的失望，几乎影响到整整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30多年从事国防工业的生涯中，父亲成了死硬的自力更生派，不能说这与海军的创建没有关系。中国要想强大，只有靠自己。

打台湾的作战行动取消了，但海军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成了父亲朋友的国民党海军将领曾国晟给他出了个主意：“陈船厉炮”。这个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的少将署长，是一个卓越的造船专家。父亲请他出山，主抓舰船装备。做事在于思路，海军的当务之急是清剿沿江沿海的国民党残匪，保卫航道和海上运输的畅通，完成这一任务，并不一定需要大舰。关键是一旦遇上国民党的大舰怎么办？那就要比试一下谁的火力更强了。在现有的较小吨位的舰艇上，改装上口径大、射程远、射速快的火炮，增强炮火的威力。大炮上小舰，取个好听点的名字：“陈船厉炮”。

船从哪来？一是国民党投诚、缴获的舰艇，第二舰队遭国民党空袭后所剩不足26艘；在镇江向我8兵团投诚的国民党第5巡防区的26艘；长江沿线投诚的6艘；向中南、西南军区投诚的7艘；自己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