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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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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代条件下作战对火力的依赖，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步兵班不再编制轻机枪，集中到排编制机枪班；排不再编制迫击炮和火箭筒，改为连组建炮兵排；营编制炮兵连和重机枪连。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火力和集中使用火力。
……
这是一个推行新政的年代。
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是一种改革，它不仅是物质和制度上的变化，也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变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我军固有的传统，只不过在当时，它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在为他人卖命，而是为自己打仗。毛泽东为之感慨：“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毛泽东问到，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靠的是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就是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了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自己管理伙食，从菜钱中节余一点，名曰‘伙食尾子’，每人能得六七十文。”
简单而质朴，但管用！
毛泽东又说：对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简直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建军宗旨。
我们怀念那个时期，因为我们从那里走来，走向了胜利。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吗？彭德怀有他自己的说法。
他指出了供给制所产生的若干弊端：不是按需要，而是按标准，需要不需要，照样供给；供给标准难以照顾到现实中的特殊情况，形成供给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不是按劳取酬，而是一律供给，因而产生供给上的平均主义，难以鼓励上进；由于供给制的关系，不能不规定按军职来限制结婚等等。
他分析，当我军还不可能从国库中来领取军费，而要靠自己打土豪筹粮筹款，靠自己动手生产，或只靠农民交公粮来维持军费的时候，实行薪金制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如果现在不实行薪金制，则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人，将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来赡养其家庭。”他又说，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当兵是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很短的期间，对于士兵，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
改革的萌芽产生了，不要以为对商品的认识只是我们后人的智慧。我们不谈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会怎样，单就军队建设来说，面临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冲击，我们过去战胜敌人的看家法宝，似乎受到了挑战，不再好用了。
但，什么才管用呢？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彭德怀和粟裕真聪明。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在乎做什么，只是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我去，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我们那时称军人，都要冠以革命两字。现在还是不是，离开军队久远，我不知道了。但革命军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就要生儿育女。战争、和平、现实、传统，交织在一起。
各项规定陆续出台。步兵团团部在乡镇，后来叫公社。陆军师师部靠近小城市或县城，野战军军部靠近中等城市。进城了！老婆们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们可以上学了，这对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军人来说，真是个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队营区也发生了变化。学苏联时，一到节假日，军官们都回家了，部队就交给司务长管了，这像话吗？连长、指导员和部队必须住在一起，于是又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以连为伙食单位，一个排在一起居住。营部单独设立，团里设有家属区。老营长、老教导员家属可以随军了，但记住，只有周末才能团聚。不过，团级干部可以每天回家，终于能享受老婆做的饭菜了……
都不愿意戴牛逼帽怎么办？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亲回忆说：“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打仗要戴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板式——解放式。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父亲抓正规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做法，他说：“正规化要讲，管理部队要严格，但我们不能搞国民党、日本人的那一套对待士兵，我们是人民军队。”学习苏军时，强化部队上下级的等级意识，强调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父亲说：“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不错，但也要强调上级必须还礼，而且要主动握手。”他补充说：“对我军来说，礼节，更多的是官兵之间友爱的表示。”
“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5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50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浙江籍战士，说话别人不好懂。你爸爸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些战士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啊，紧张得不行，钢笔又不出水。首长说，我看看，是过去那种自来水笔，笔尖堵了。打了盆水来，教大家怎么清洗。都是些农村兵，不懂也不奇怪。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说，都过来，我给你们照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沉思了好久，动情地说：“留恋啊！”
“彭带着我们去给毛汇报，毛说，解放军现在可漂亮了，你们身上那两块砖头是干什么的啊？”回忆中父亲多次提到这件事，联想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他并未反对的态度，看来他是挺欣赏毛泽东这句玩笑话的。
“军衔是指挥的级别，是授予指挥员的。什么是将军？将军是指挥不同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头衔。我提出机械化师的师长必须授准将军衔，但其他同志说，那样将军就太多了。是嘛，现在什么人都搞个将军。离开了作战指挥，搞军衔就没有意思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回忆这些细小琐碎的往事。我知道，那曾经是他的生活。
在新的变化面前，军队管理的形式方式不改变是不行了，但军队的宗旨不能变，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在感情上，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独有的道德理念和内在机制是留恋的，虽然他明白，走向未来与继承传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一样，父亲内心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3 一把板斧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吗？在我父亲报到时，彭德怀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大刀阔斧”。是的，彭德怀完全能预料到，面对这样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要使它灵活轻便地运转，需要一把厉斧。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各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关闭他们长期统领的部门，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我想，在他脑子里肯定会闪现出许多的面孔，但他偏偏看中了张爱萍。除了资历、战功、学识、人品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外，恐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不好言表的因素——个性。要狠，但不能蛮；要计划周密，步骤稳妥。要敢干，还要能说；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敢得罪人，但不是只对下，不对上，分人行事。原则性要强，可办法要多，但又不能油滑。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要能舍得这顶乌纱帽。老实说，这样的干部有，但并不多，张爱萍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不说，就拿打一江山来说，百折不挠，关键时刻，敢于负责。台海危机过去了，现在慢慢回味，不是这家伙力挺，还不定怎么样呢！
华东军区的那封告状信，还真帮了个忙。状告他不认真理解上级的意图；岂有此理！难道上面反对打一江山？从中央到军委到总参谁说过不打了？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嘛！至于骄傲、固执，这和坚持原则、据理以争，怎么区别得开？独断专行和力排众议同样也分不清嘛！说到生硬粗暴，对一个面对强敌的将领来说，未必就是缺点……要干成事，还真就要有张爱萍那股子拗劲。我们还就欣赏这种人。这种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样看来，张爱萍无疑是个要找的合适人选了：一个能作为板斧使用的冲锋陷阵的人！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去揣测他的上级，一事当前，先去分析个人的利弊得失，那他就不是张爱萍了，也就不会有他自己辉煌的历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聪明过人的人，往往成不了气候。当然，我还不能算是这种人。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8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军委只是党在军队中的委员会，对下行使职权是通过总参谋部的。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八大总部，实际上实行的国防部体制，也就是政府管理体制。要管理这8个方面，军委就必须成为实体，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5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彭老总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一直搞到1957年才算最后敲定下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划归了总参；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划归了总政；军械部归属总后；撤销了总参谋部警备部；撤销了省兵役局，并入了省军区，将市县的兵役局改为人武部。
父亲说：“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
解放初期，空袭频繁，我国幅员广大，重点目标多，因此效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独立的防空部队。防空依靠的是歼击航空兵和地面高炮，而防空军自己仅有高炮、雷达、情报、探照灯等兵种部队，歼击航空兵全部编配在空军。实际上，我们的空军就是一支防空部队，直到现在除少量的战场支援力量外，也没有苏美那样的战略轰炸部队。因此，要地防空任务是由空军和防空军一起担任的，而且空军逐渐还唱了主角。这种交叉的体制和相近似的任务，以及保障、勤务部队和装备的重叠配置，在当时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总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慎重的。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彭老总当时的秘书郑文翰日记中记载：“1956年11月5日，上午参加会议，研究统帅部机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注：这个会议由黄老（注：黄克诚）主持，主要研究军队整顿组织编制问题，为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
“7日，今天上午10时老总等从济南飞回。座谈会谈统帅机构问题，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又谈军兵种问题，对空、防（注：空军与防空军）关系如何解决辩论了许久。”
“23日，讨论兵种问题。大家把许多矛盾和困难都提出来了。但在如何解决上面，意见纷乱不一，最后仍由黄老提出，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改善的办法，大家均表同意。”郑文翰在日记上注释道：“彭于1956年5月19日军委例会上说：建立防空军早了一两年，装备、技术和干部条件都不具备。……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事曾一再商讨，但军委扩大会议上并未做出决定。”
在军委尚且如此，可见意见分歧之大。父亲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
那当然，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
果然，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去了几次你都躲着不见，今天又说出这样无道理的话来，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
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中央军委第99次会议正式下文。
5月16日，总参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5月17日零时起正式合署办公。原防空军各部队、学校根据国防部7月26日命令，番号均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某部队、某某学校，原防空军军种名称正式宣布撤销，空防合并工作至此即告结束。直到1975年10月，探照灯部队全部撤销。
公安军，这个曾是我军5大军种之一的部队，是体制变动最大的军兵种。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精简整编，1950年4月解放军陆军部队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组建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三支力量，罗瑞卿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直到1955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总员额40余万人。
195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和领导机构的决定。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从此，公安军作为一个军种消失了。
一直到1982年，中央决定将担负内卫勤务任务的部队，同实行义务兵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先后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有：武警内卫部队、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消防部队、武警警卫部队、武警黄金部队、武警水电部队、武警交通部队、武警森林部队等。从此，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重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在循环着。当年在公安军机关的安置问题上，父亲和公安军司令，后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罗瑞卿发生了冲撞，一个倾向削减，一个倾向保留，虽然未见得有什么大碍，但总归是官场的忌讳。“文革”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们背后说他，这种得罪人的事，办起来，怎么就一条筋？这不，终于落进自己挖好的陷阱里去了吧！
1957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定父亲就三军发展的比例和重点问题向大会做一个说明。父亲一贯的看法是，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在国家经济的现有条件下，我军应以陆军为主，在海、空军的发展上，优先发展空军。这是一个全局。”
“我的观点是，陆军要重点发展火炮、坦克和野战防空武器。现代的战场是炮战而不是枪战；没有坦克就无法形成突破能力；战场防空主要靠陆军自己，不可能过分依赖空军。”
“空军主要是保障国家重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的制空。空军以歼击机和地空导弹为主。发展强击机和中近程轰炸机，突击敌战役后方、交通线和破坏敌战役的集结、展开。空军还无法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所以现阶段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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