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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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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想的缩影
还是李自强的回忆：
“来来来，小李，新任务来了。中央有个大首长，到这来搞社教，你和董副书记陪他蹲点，你主要搞文字工作。
“……他们搞社教的方法跟句容就不同了。他们不谈什么四清四不清，直接学毛主席著作，大宣大讲毛泽东思想。号召农民都学习老三篇，学了还要会背。文章那么长，农民怎么背的了呢？于是就摘警句，油印出来发给大家。背下来后，再讲是什么意思。老三篇开讲后就收到效果。小册子随身带，处处学起来。学呀学的，慢慢就开窍了。张爱萍叫我每天下去收集新人新事，编起来，再发下去。好事还真不少：有的为五保户做饭、洗衣；有的自觉到田里干活；有的好事做了不知是什么人。”
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开始起了变化。李自强说：“学了四个月后，干部才开始对照自身的缺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自己评议，自己给自己定案。多吃多占了，退也行，不退也行。很多干部说，原以为工作队是来整人的，没想到是来教大家怎样做人的。一个大队长，谈出自己多吃多占，不要他退赔，一分钱也不要他赔，只要认识就行了。他还是把钱交了，要取信于民，工作劲头不得了，日夜奔忙，哪家有困难马上就帮助去解决。”
“和战争年代在根据地的做法一样。”父亲谈起社教，总是这句话。
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父亲来说，家乡的农民协会、农民夜校；苏区的共青团、少先队、农民自卫军；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哪一件不是在教育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呢？面对方巷朴实的农民，关键在于启蒙。启蒙靠什么？学文化，明事理。要让他们明白，共产党是帮助你们过好日子的，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像太阳。要听他的话，跟他走，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农民是相信这个的嘛！
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每一个人都要为集体，为国家，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不可有私心，要有公心、对别人要有爱心，像一个叫白求恩的外国老头，不远万里来帮咱；还有呢？还要肯干、实干、苦干、持之以恒地干，就像古代的愚公，把山都给搬走了，咱还种不好一块田？这就是老三篇。后来父亲又加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他说我这里是老四篇。告诉农民，要克服恶习和散漫，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他们把毛泽东的著作编成课本，边识字，边明理。父亲在封面上题写书名：《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识千字》。他说，要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有兴趣，还要能朗朗上口。我揣测父亲可能多少是受到当时发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启发。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的精神，在每天的报眼上选登毛主席语录。我记得当时有些警句，父亲还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下。后来总政治部在1964年印成了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经全军政工会议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为了便于战士携带，改为64开大小。父亲亲自参加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就有些类似毛主席语录，也是64开本，只不过要薄些。不同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里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而是按三个字一组讲解革命道理，如：共产党、爱人民；勤劳动、讲卫生……属初级本，对象多为老人、妇孺。《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则是高级本，全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它从《语录》中摘取比较通俗易懂，又贴近农民生活的句子，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共千把多字，学完这本，就可以练习读报了。在贫瘠封闭的中国农村，这两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的确很抢手。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说他这是亵渎毛泽东，以学文化取代学毛选，把林副主席提的老三篇改为老四篇，用心何其毒也……真他妈的惨！
当然，这不是方巷农民说的，是上面领导机关说的。
父亲毕竟是个农民的儿子，对新农村有他自己的蓝图。
他说，苏北这个地方沟渠河道很多，疏通河道，一可以运输；二可以积肥；三可以改善环境。现在还留下他挽起裤腿、打着赤脚，与社员一起挑泥的照片，那年他55岁。他们车干了44条河沟，挑出了50多万担塘泥，给大队所有的麦田上足了肥料，1966年夏收时，方巷大队的小麦增产2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方巷农业收成不好的原因是抗灾能力弱。地势东低西高，低的抗不住涝，高的挡不住旱，所以旱涝都不收。工作队请来两个技术员帮助勘察地形，并帮助大队制订规划，挖河筑堤、东水西引、清塘蓄水、挖泥积肥。父亲像一个生产队长一样，亲自带队，组织群众挖河筑堤。总参的领导来干，附近的驻军哪里还坐得住，也参加进来，和群众一起疏通河道，修筑防洪大堤。这条堤被称为“军民团结堤”。
工作队还帮助方巷建起了粉坊、石磨坊、蚕房，又在河塘里撒鱼苗养鱼。还从县农技站请来技术员，指导群众种桑树发展养蚕业，插白柳发展编织业，种银杏树和各种果树增加副业收入。有人担心会不会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父亲说：“那就让社会主义看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吧！”
方巷大队还成立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红领巾小乐队。开起了俱乐部，墙上挂了毛主席像，摆放了书籍和毛主席诗词、歌曲集，还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方巷的农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
父亲特别喜欢树林，他退休后回到家乡，说树怎么都没了？小时候屋前屋后全是一片青山绿水。陪同的官员说，五八年大跃进全砍光了。父亲勃然大怒道：“五八年、五八年，一提就是五八年，五八年到今年有多少年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去了！”他在方巷带头植树，和我妈妈亲手在河边栽了两株青松、一片红梅。他对老乡们说：“以后我们都生活在桃花源里了。”
他对我说：“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影响我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再之前，我向往的是陶渊明桃花源里的理想社会。”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父亲突然拖长了嗓音吟诵起来。
“桃花源记，我从小就会背，现在记不住了。你背背看。”他说。
中学语文课都要求背的，现在哪里还记得。我说开头第一句好像是“晋太元中”。
“不错，陶渊明是东晋浔阳人，今天的九江。‘浔阳江头夜送客’，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父亲一手击案，随着节拍断断续续地、跳跃地搜寻背诵着他记忆深处尚存的词句：
“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他解释道：“扩大耕种、修建水库、种桑养蚕、组织起妇女搞编织、修公路发展交通，陶渊明想到的，我们在方巷都做了。”
“黄发垂髻，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他问。
是老人和小孩的意思。
“对！我们在方巷把老人和小孩都组织起来了。整个精神面貌和风气都改变了，一扫过去那种懒散、猥琐、浑浑噩噩的样子。”
“……自云避秦时乱（注：原文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父亲背诵时掉了“先世”二字）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革’关在狱中，我就想，能活着出去，我就带着你们和妈妈到这样的地方去。”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革’放我出来，毛泽东说，都是桃花源中人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是叫我们这些人出来了不要乱说话。5年了，与世隔绝。”
父亲说到这里，不正应了《桃花源记》中所写到的：“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小院的风，合上了翻开的《桃花源记》，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相对无言。
《桃花源记》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后遂无问津者。”
是啊，书写到这里，我在想，当那一代人渐行渐远，离我们而去时，对这段历史，还会有问津者吗？
3 平民教育
我对父亲说，在方巷的做法和晏阳初很相似嘛。
“谁是晏阳初？”他问。
你连晏阳初都不知道？哈！我心里想。晏阳初是和梁漱溟、陶行知齐名的近代平民教育家！你的四川老乡，巴中人。上世纪20年代留美的洋博士，回国后举家到定县落脚，推行一套独特的平民教育方法……
父亲说：“喔，是这样，那讲来听听。”
我说，他认为“五四”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口号，是急功近利的。科学和民主不建立在国民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只是一句空话。这和毛泽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认识基础上是接近的。
父亲说：“教育农民的思想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更早是孙中山的思想，他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是一个文盲充斥、民智滞后的社会。我在读高小的时候，每天出早操，校长都带着大家背诵。”说着，父亲背诵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我很感慨，你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从小造就人才，这才是读书育人啊。哪像现在的教育制度，就为了考个高分，将来好吃香的喝辣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说，你不是搞了个《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吗？晏阳初也编了本《平民千字课》，他认为认识千把个汉字后，农民自己就能学了。
父亲说：“学文化和明事理是一致的。毛的老三篇，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道德教育，怎样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把识字和学毛选结合。”
我说，晏阳初也提到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但他更系统。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由此针对性的派生出四大教育法：
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父亲说：“你把这些都给我写下来。”
对于“五四”以来民主主义教育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思想，父亲年轻时也曾致力过这个目标。但是，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在一个封建、腐败、战乱充斥的社会里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首先进行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败政权，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过去叫公民课，我在中学教书时，教的就是这个。李中权就是上的这门课。”
李中权，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开国少将。他写书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新来的青年教师讲课，他高高的个子，端庄的脸庞，双目炯炯，很有朝气。……给我们讲起了苏维埃，讲起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公民们，怎样在工厂和农庄里愉快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大家被他的讲课吸引了，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憧憬之中。……先生，我们中国能有这一天吗？他语气坚定地说，能！中国人民一定能有这一天的！
“……他沉思地喃喃地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早日迎来这一天。……必须动员起全国民众，一齐把反动派消灭掉……热血青年们，都来参加拯救国家的斗争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爱萍，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注：《李中权征程记》16～18页）
唤起民众，改造社会——这才是共产党人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很了解的，对党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系统研究过，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很清楚。我问过他，他甚至连农业六十条、农业八字宪法都没有在意过。建国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拘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何况，他对自己分内的工作出奇地投入上心，而对别人管辖的领域几乎是没有一点兴趣。他独创的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这套方法，虽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但据我观察，并不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政策有多深的研究，我也无意在此对他本人加以拔高。我只是认为，这一切得益于他自小的农村生活，得益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得益于组织农民运动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给了他感悟和积淀。
他，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们祖上是从湖北孝感因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川东北来的贫苦农民，到父亲是第八代了。父亲自己回忆说：“我父亲12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经营一块菜地，家里没有男劳力，全靠她自己，天不亮就下地，黑了才回来。小时候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妈妈的，陪嫁过来的，我和哥哥都上小学了，还同妈妈睡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单人床，父亲的。……爷爷去世后就常受人欺负，要霸占那块菜地，奶奶就和人家打官司，她不会写状子，要花很多钱请人代笔，奶奶从中悟到不识字不行，就一定要让父亲读书，地里活她一人干。我上学之前放牛，上学后是早晚放牛，牵牛到水田边，喝完水再牵回牛圈。……那时的说法是，高小毕业就是秀才了，中学毕业等于举人，大学就是进士。开始只让哥哥一人读书，我就赌气，认为是瞧不起自己。后来母亲说，上学一个人就要四五十块大洋，你爸爸犯愁，到处借钱也借不到。我哥哥就说，还是让弟弟去吧。考中学报名要一块大洋，要连续考几天，借住在城里一个亲戚家。父亲母亲再三叮嘱，人家要开饭时，一定借口躲出去，免得人家为难……”
父亲说，他哥哥英年早逝，解放后，他把哥哥的两个孩子带出来，送去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倍加关照，算是了他的一个心结吧。
听着父亲娓娓道来的贫寒的童年和略带心酸的回忆，怎么也无法和眼前的他联系在一起。父亲和革命队伍中许多出身赤贫的同志不同，到了读书年龄，家境逐渐宽裕了。他的父亲由种地，逐渐搞些手工业，腌制酱菜、酱油醋、染布什么的；农忙时还请了雇工。有了产品，自然要推销，叫跑生意，就是经商。父亲离家参加革命后，爷爷还在镇子上开了铺子，比游商进了一步，现在的说法大概叫零售业。
估算起来，父亲离家参加革命时，家境算得上是个中农或富农了，后来土改时划为小地主。我们小时候，听说爷爷是地主，就想他大概和黄世仁一样。父亲说：“你们的爷爷其实是很善良很勤快的。你们奶奶刚嫁过来时，送亲的人说，你们张家的堂屋还不如我们伍家的猪圈。你爷爷就受不了了，非争这口气不行。他因为读过些书，见过世面，又能吃苦，家境就慢慢好起来了。”
我们说，不对！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
父亲说：“也应该有区别。恶霸地主，欺压老百姓的就要打倒。但像你爷爷那样的，自己有一块地，农忙时请个帮工，主要还是靠自己劳动，这样的，旧中国的农村，也不是少数几个，没有必要统统都整倒嘛。你们爷爷有些旧思想，从旧社会过来，不奇怪，我们还是要靠教育，提高觉悟，帮助他们改掉旧社会的习气。我每月寄60块钱给他，一大家子人，也不能算多，保持在中等生活水平线上，既不要饿肚子，也不要因为儿子当了官就神气起来，脱离了群众。当然，作为他，还是要自觉接受改造。”
我妈妈也说：“你外公是资本家，可他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队，把我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里来了。一解放，就把自己的果园、农场捐献给了国家。他说，希望看到新中国富强起来。”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地主、资本家也有好的？我在中学上政治课时，就对老师说了这样的话。老师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记住，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可惜，我不是好学生，我没有记住老师的话，以致长大后吃了大亏。
后来在大学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的热潮中，父亲给我写信：“你要记住自己先天的不足。我和你妈妈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多少会影响到你们，你们也有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是不是指的上面他讲过的这些呢？我没有问过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其实质是土地革命。这是一场阶级的大搏杀，从整体上打倒和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中，一切个体都将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中国农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作为我父亲来说，他毕竟只是个军人。今天来看，他在方巷的所作所为，带有明显的质朴的情感，是他自幼生活的环境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告诉他，在这样一个贫瘠落后的农村，他应该做些什么。13年后，安徽小岗村发生的事实证明，针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说，包产到户毕竟激发起农民生产和致富的热情。但历史的发展同样也提出了，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这些刚刚脱贫了的农民能够抵抗外来资本的侵入吗？要想占领市场份额，仅靠农产品的优质廉价是不行的。他们仍然需要组织起来，形成有当地政府支持的农产品加工和贸易集团。只有觉醒的有现代企业思维的强有力的农民组织，才能在市场经济的角逐中抗争，而不是个体的农户。也许，像我父亲那样的上一代人对生产关系的理念，超越了中国农村低下的生产力，但我相信，他们认定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从整体上教育和组织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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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思想的信徒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气氛中，方巷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不引起反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同志来了，他高度赞许了我父亲的这套做法，并请他在扬州地区召开的三级干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四清问题做一报告。父亲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还是围绕着他的那个中心——教育农民。农村存在问题不假，根子在哪里？在我们共产党自己身上！是我们进了城把农民忘了，把革命战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三大法宝忘了。出了问题，不去找自己的毛病，反倒抓这个、整那个，有这样的道理吗？
怎么办？就一条，到农民中去，去学毛主席的著作。
他的话，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台上观点鲜明、激扬挥洒的报告内容和风格大受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连续报道，《解放军报》的社论是《根本之中的根本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引导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它说：希望“全国每个县、每个公社以及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认真一读”。
人们不禁要问，既没有查四不清干部，也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何以就旧貌换新颜了呢？这些有悖四清规定的非常规的做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方巷大队出了名，真成了全国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向”。几个月内，26个省市17万人先后到方巷参观学习，工作队忙得不可开交。
1965年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专门听取了父亲关于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
还是几天前，父亲在扬州地委做报告时，会场里来了个穿着风衣戴着口罩的女人，夹杂在各地来学习的听众之中。她的特殊装扮立刻引起保卫部门的注意，经总参工作队的同志辨认是“林总的夫人叶群同志”。她在附近的洪泾大队搞试点，也在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方巷不同的是，洪泾不是从抓群体入手，而是抓的个人典型顾阿桃。不用说，“立即请叶群同志到主席台上就座”。叶群说，林总就在苏州，很关心军队同志参加社教的情况。不几天，林办的通知就来了。
庐山会议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了与彭德怀时期重点不同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和方针。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即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政治工作“四个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四个第一”思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其内在的涵义是，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和革命化的进程中，革命化是首要的，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是勇敢、不怕死，是苦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在军队各项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因此在全军开展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活动，是军队日常管理和部队生活的基本内容。在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是思想工作第一。因此，在全军掀起学毛主席著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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