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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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京西宾馆没有饭吃，我想自己找出路吧，到附近七机部一个干部家里吃了碗鸡蛋面，吃的时候，心情特别沉重。

我回到家，和老伴说，有麻烦了，只能去拼命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大家都说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安了张床，人家告诉我，住在这里也没饭吃，厂里的食堂早垮了。我说，再说吧。

我首先是找人给我上课，导弹是个什么东西？制造工艺的关键在哪里？哪些人可以用？有哪些技术高手？哪些能工巧匠？几天后，我心里多少有了些数。我听说，张老总和我谈完话后，就飞三线，我想他大概是怕我这里一旦不行，就让107（厂）上。

搞这个平台难度是很大的，不能用磨床，只能用车床。一般车出来的精度，只能是三花七，磨床可以达到四花十四，这个厂的能工巧匠可以用车床车出四花十二到四花十三。车出来的产品用棉布一擦就留下了划痕，就算是废品了，可见其精度之高。230厂只有一个姓邢的师傅能做，他是915的。916一个姓李的车工也能做，叫李凯丰。后来又调来一个叫郭崇伟的，是915的。他们之间也争，但都和张老总很亲近，听他的话。怪了！

这些人谁要有病，张都知道，叫人把药送到他们家里，连谁头痛脑热都知道，特别是对916的人。

我当厂长时，配给我一辆专车，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张老总知道我身体不好，专门批的。我当时身体很不好，无法入睡。有天早上5点钟，有人敲我的门，给我送来4瓶胃得乐，说是张爱萍带给我的，市场上买不到，还带话说，让你先吃，再给你找。这个药真的是很对我的症状的，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百感交集。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有个人关心你，他用你时可能不讲理，但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过去知道他给工人送药，现在叫人这么早给送来，估计是怕别人知道了。230厂派性斗争那么厉害，他一来，就能团结起那么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层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有个既无技术又无本事，专门捣乱的916铁杆，张老总亲自过问他的户口问题，还为此找过丰台区的领导，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办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一条，只要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就要团结。张被打倒后，这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发言，张爱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寸土必争，不惜亲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阶级，分裂革命队伍。我没有技术，他还亲自给我跑户口……

这个人真无耻！许多人都说，不要脸，你要是真的和张爱萍划清界限，那你就把他给你办的户口退出来啊！张老总是自己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千方百计地团结大家，即使对这种人，目的还不是要把我国的尖端事业搞上去？但这些，最后都成了他推行反革命路线的罪行了。

后来批张，除少数916的几个铁杆，绝大多数人都不讲话，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搞的这一套。

那时每天都要搞到夜里一两点钟，很紧张，也很疲劳，但还是向前冲，就像黄河大合唱里唱的：我们一天天接近了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慢慢就不对了。人们的态度在变化，中间派在疏远我，穆可民、王荣都变了，宋彬成也没有踪影了，我想，怎么就丢下了我？

变天了，我们厂有个邓小平的侄女婿叫杨天荣的，也被抓了。开始批判张爱萍了。他们叫我揭发，我说不知道，就说我装糊涂。后来，周总理逝世了。我开始写交代材料，“文革”已经教会了我写这种东西。我写道：我听说张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吃惊，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过去我认为张是全心全意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生产抓得很紧、很细，对生产进度了解得很具体，对干部群众搞五湖四海，对工人生活上关心体贴。经教育，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反革命。

我把检讨贴出去后，他们急了，说是给张涂脂抹粉。我真想这张大字报有一天能让张爱萍看到。

我没有讲更多的张爱萍的事，但你可以体会到那时是在怎样条件下工作的。

4年以后，那时“四人帮”早已垮台了，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了。导弹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从18个浮子里挑选了一个，真是百里挑一。230厂作为重点已不再存在了，因为平台这个难关已经攻克了。苏美作为航天技术的大国，开始攻关时也是困难的，庆幸的是，这一关我们过去了。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特别的激动，那时我已调到部里技术局了，我没有能去发射的现场，但我能想像张老总也一定像我一样。我们搞出来的平台成了国家核打击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张老总，也是他带的我们这支队伍为之奋斗的理想。英雄和历史大概就是这样，恩恩怨怨已经过去。中国的航天之路如此艰难，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我是1979年离开230厂的。当年的造反派刘胜浩还在那里，他是舒龙山手下的一条大兽。

厂里停产了，没有人了，一切又恢复到张老总来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寂静得让人害怕。

毛泽东去世了。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老穆啊，你可是张老总器重的人啊，把你从外地调进来，但你是怎么对待张老总的呢？你在揭发他时，是那么不实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见到张老总，他说，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么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请你原谅。他流着泪，把头往墙上撞……

穆本身有很重的包袱，他孩子有精神病，老婆也是。他说，我不管谁，能生存下来就行。他就是这个心态。如果连工作机会也丢了，就没有生存位置了。他政治上搞投机的原因可能在于此吧。

派性把人们的心态搞得都不正常了，两派都是，就像走火入魔一样。

卢厂长在采访结束后，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喔！中国的航天之路啊……

是啊！中国的航天之路，你走的为什么如此艰难？

在西昌发射中心、在酒泉发射中心、在岢岚基地，以及在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计算机、是大屏幕、是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帅哥靓姐，是系着领带的风度翩翩的专家博士，是戴着透明头盔精神抖擞的宇航员，是许多镶着将星的金光闪闪的肩章……

你们还记得230厂吗？还记得那满是垃圾的工厂大门吗？还记得挂着冰柱的车间和生锈的机床吗？你们还记得卢厂长吗？还记得张爱萍吗？还记得他拄着拐站在凳子上，向工人们演讲的那个场面吗？

当神舟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中国，不应该忘记！

6　四块石头

还有一件被父亲称之为“四块石头”的东西，也一直保存着。那就是经毛泽东4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父亲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当时有人就说：张爱萍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块石头。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6个人，除父亲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

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11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尽管这个批示从字面上看不很明确，但这已经足够了。

这一天，果真到来了！它来得是这么顺理成章，这么合乎预料，这么让人一目了然，甚至没有一点涟漪和心跳。因为，所有的中国人也早都预料到了。父亲自他答应叶帅出山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邓小平也在等着这一天；胡耀邦、万里、周荣鑫也在等着这一天；甚至连卢厂长也在等着这一天。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注定是要承受灾难的，如飞蛾扑火。

还是让我忠实地记录下父亲对会议的描述吧。原谅我，不管涉及到谁。

李：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

沉默……

纪：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是右派说的。

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还用我说吗？七机部问题你不清楚？

纪：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讲到这里，父亲解释说：“这个家伙起劲得很呢，句句上纲。我奇怪，他怎么讲得这么具体，何时何地，讲过什么，记得一清二楚。真是个有心之人！这几个月里，他可是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提过啊！”）

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我们都笑了，用北京土话说，您老真够能矫情的！父亲自己也笑了，说，我的水平，开开他们的玩笑还是可以的。）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这种人，由得他说吧。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

“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20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82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前些年，我曾托一个认识毛远新的朋友，特意当面问了这件事。毛远新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当然是主席批的，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七机部的舒龙山、叶正光，他都记得。审我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篡改主席指示，可审到最后，全否定了。”

能相信他吗？舒龙山10月1日的信是何时到达毛泽东手中的？何以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和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都是在同一天？11月2日这一天。这不应当仅仅看作只是一个巧合吧？

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信。

毛泽东在张爱萍和舒龙山之间选择了后者。

父亲时常回忆起在长征路上，面对横在红军面前呼啸奔涌的金沙江水，毛泽东交给他任务的那个晚上。战史是这样记载的：“……由军团后卫改为前卫的红11团到达皎平渡后，该团政治委员张爱萍奉中革军委命令率第2营和侦察排先行北渡。这支部队抵北岸后，即穿过敌军间隙西进，设法与南岸红1军团取得联系，传达了中革军委要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然后，即在龙街北岸渡口，担负堵截滇军北进的任务。”（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365页）

父亲回忆说，是彭德怀带着他去受领任务的，他也是看着中央纵队和毛泽东登岸后，经过了他的掩护阵地北上的。前有天堑，后有追兵，他率领红11团的将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征故事，大多是前卫部队的辉煌战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父亲说，断后是危险的，也是艰苦的。前边的大队人马过去了，就什么吃的也找不到了。他说，能执行断后任务，是光荣，也是信任！

不！毛泽东应当记得，起码他相信。在红军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信任他，在金沙江畔托付了他这副重担。父亲对我说，长征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毛泽东在他那首著名的长征诗中，只记录下了有限的几个地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暖”一“寒”。

他孩子般的相信，金沙江的滔天巨浪，毛泽东不会不记得的。

他也常回忆起在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回忆起自己那次打了败仗去见毛泽东时的难受心情：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今天你们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他回忆起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叫他去组建海军，为解放全中国未雨绸缪；他那次给毛泽东照相，用的还是莱卡相机，底片和相机至今都还保存着。

现在，他们这些人，在毛泽东眼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的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吗？想打倒就打倒，想关押就关押，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他们之所以敢冒大不敬之罪，能够这样去做，敢于这样去做，不正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吗？是毛泽东自己造就了这样一代共产党员；毛泽东教给他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是背叛毛泽东？是不是丢弃了革命的理想，成了既得利益的官僚？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那些鼠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父亲的心态是恬静的，他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时的那种委屈和困惑。他甚至认为，厄运这次又光顾了他，应该是个必然。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总会发现历史会惊人的相似。

像1975年的这次整顿一样，1962年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错误进行纠正，其动因都不是出自于认识上、理论上的自觉，而是摆在面前严峻的现实。“饥饿规律”有时也是会逼得人们去突破“左”的理论束缚的。一方面在喊坚持三面红旗的口号，一方面在消减经济发展的指标；回归到生产队为基础；颁布执行《工业七十条》。“高速度”和大跃进被否定了；“一大二公”被否定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也被否定了；更不用说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摇了。

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1975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7　困兽犹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从许多公布的文件看，毛泽东似乎并不打算这样快的就结束1975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他原本两年就结束这场革命的，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想把魔鬼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不可能没有反思的。9年的时光不算短了，一个国家如何经得住如此折腾？要迅速结束动荡，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出山，有了1975，有了整顿铁路、整顿七机部……但这一切是要有代价的，这使他在晚年面临着两难抉择。要超越自己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10年前，或许还有可能，因为1966年他的行为多少带有否定自己的因素。其实林彪死后，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错过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毛泽东的好意，左右两边都不接受。毛泽东曾要邓小平主持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定了口径：三七开。但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毛在记述她的父亲邓小平时写到：“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但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慎重的，他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不至于天平过于倾斜。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个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11月22日又批示：“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反倒会增加复杂因素。23日又批示：“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