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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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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忆说：“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注：195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所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他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
这个指挥结构使人想起了一江山岛，这又是一次联合军种的作战，是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团队。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防科技战线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科研秩序迅速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走向健全；加速了研制进度，各项配套工程协调发展。局面打开了，一盘棋走活了。随着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大振了国威军威。”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与其他地方不同，基本没有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和束缚。这主要归功于1975年的大整顿，特别是经过了1976年的大反复，一正一反、一对一错、一白一黑，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人心上、阵线上、舆论上都已经成熟了。再加上父亲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当仁不让的锋利板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我曾向父亲提过，能不能结合当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谈谈你们的做法？
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等他们讨论清楚，我的导弹都发射出去了！”
我愕然。军人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
1977年的“八一”是令人振奋的。
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曲。
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这件事被中央点名通报，认为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一起政治事件。邓小平虽然出来了，但他毕竟不是最高领袖，有什么理由打出他的画像？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这样的指责了。我们总部的参谋人员之间，竟然拿中央的训斥来插科打诨，就连一贯正统的总政治部，甚至连传达都懒得传达。我第一次感到中央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力。对带兵的将领们来说，毛泽东不在了，周恩来不在了，朱总司令不在了，就你们这几个家伙，还指手画脚的，算老几啊？
邓小平，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眼里，是在彭德怀、林彪相继离世后，军队中无可争辩的统帅。尤其是1975年摧枯拉朽似的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洗礼，他已经是人民心目中最有胆识的英雄了。虽然这时，复出后的他，只还是虚职，而他自己也只要求分管科技和文教，但实际上，军队和老干部们都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他的身边，经历了10年动荡和劫难的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迅速形成，中国，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需要一个继毛泽东之后的强人。
邓小平当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或是在更早，他已经开始思考和运筹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了。
当他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当他准备为党和国家命运去再次搏击时，他必须要选定一个能够信赖而又真正称职的人，把军队托付给他。
他将把目光瞄向谁呢？
“十一大”即将召开。通常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倒出来，一是调节一下气氛，同时也希望抛我们的“砖”，引父亲的“玉”。
果然，父亲冒出了一句：“罗长子要出任军委秘书长了。”
“是吗？”我们都感到惊诧。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以彭罗陆杨的罪名，罗的出山，而且担当如此重任，的确是个新闻中的头条。
“今天见到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推荐我，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
罗自腿断了以后，一直坐轮椅。
“我说，孙膑膝盖骨都没有了，还能灭了魏国，罗斯福不也是在轮椅上指挥二次大战的吗？”
“你推荐罗长子？”我们问。
父亲这才说起不久前，邓小平召见他的事。
“邓要我出任军委秘书长，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随便推辞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的还是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饭桌上静寂无声。
后来才知道，是王胡子的主意，他向邓推荐：“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父亲接着说：“我是诚恳的，我想他是理解的。邓问那你看谁更合适些？我提了罗长子。邓也是那句话，他的腿是个问题。我说，现在这种条件，不比战争年代了，多配两个秘书就是了。”
我们都在沉默。
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作用，并不绝对取决于职位、头衔，许多显赫的职位并不见得就握有实权。军委秘书长是这样一个有着相当弹性的职务。
50年代，军委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他是事必躬亲，日常工作多由他亲自主持议定，秘书长黄克诚的作用和权力不太突出。林彪主持军委期间，虽也是他抓总，但日常工作不管。其他两个副主席，贺龙分管国防工委，后来工委撤销，就管体委去了；聂荣臻分管国防科委，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管国家科委。为了及时高效地处理军队日常事务，协调三总部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关系，在军委下面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三总部和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领导人构成，军委秘书长负责牵头。这就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直接对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负责，成了军队的大管家，握有重权。父亲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因此，他对军委的工作程序和罗瑞卿的组织协调能力是很清楚的。
中央的日常事务，由书记处负责，总书记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大管家。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解决。为了便于协调沟通，军委秘书长同时还兼任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罗瑞卿的权力和地位自然就十分显赫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和知名度有时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元帅、大将。
当然，这也是他后来倒霉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体制，有些像董事长和总经理。没事还好，有了矛盾就很麻烦。林后来对罗生出嫌隙，就开始发难。毛搞“文革”需要林，当然就舍弃了罗。国务院周恩来事必躬亲，没有把党委专门作为一个权力层次，直接由总理、副总理组成常务会议，大事小事都直接处理，麻烦自然要小得多。
日常工作中的秘书长负责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2年，杨尚昆出任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和我父亲都是军委副秘书长。后来杨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提出不再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一律改称为军委副主席分工负责。邓考虑当时几个老帅还都在，说一回事，就不要变了吧。直到90年代后，新上任的几个军委副主席有了明确分工，又都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秘书长的作用和权力相对就减低了，以至取消。
据说，最早动议是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通过。既然这样，那就改当秘书长吧，于是通过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不排除有妥协的成分，但军委秘书长是干什么的？究竟握有多大的权限？和人大、国务院的秘书长有什么区别？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职务特有的弹性吧，使人们对它扑朔迷离。这件事，体现出动议者在政治上的老到。当然，这只能是揣测。
军队领导体制的新格局形成了，上面有叶邓压着，具体操作握在罗的手里。“凡是派”们，你就是再有本事，也鞭长莫及了。
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后，果然表现出高人一头的能力和魄力。
军队也是重灾区。历时10年的党内斗争，一批批人像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文革”开始倒了一批，像被划到刘少奇线上的新四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线上的红3军团的干部；父亲就属于在前两类都沾上边的。另外，还有被划到贺龙线上的二方面军的干部；“二月逆流”后，跟几个老帅的多少都沾了包。杨余傅事件后，左派队伍中也倒了一批；从庐山下来，批陈整风，华北的不少干部倒了霉；林彪事件前后，倒的就更多了；批林批孔又是一批；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下去的多是复出后的干部，属二次被打倒。“四人帮”粉碎后，所有的矛盾都挑出来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1978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给我印象深的是总参、海军、空军、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吵得最凶，互相指责，翻旧账。我还记得父亲在会上的发言：过去的事了，吵就吵得清楚吗？都做点自我批评好不好！徐帅主持不下去，搬来了邓，邓走上台来就讲了两个字：“散会！”幸亏没多久广西、云南边境就开打了，否则还得吵下去。对打这场仗的真正动因，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下面部队怎么样不知道，但在总部工作的同志，绝大部分对罗是很敬佩的。他政治上敏感，善于抓住大事、要事，而且一抓到底。上任后他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表态。记得他曾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闲谈中还向我和弟弟询问了领导层的动向和下面部队的反映。他的这一举措，在被“文革”搞乱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军队各项工作迅速摆脱了“文革”的桎梏。他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大刀阔斧的作风，使许多同志在“文革”积重难返的彷徨和消沉中，看到了军队的希望。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解放军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军队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我为父亲识人的眼光和举荐的真诚感到欣慰。
遗憾的是，罗瑞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时间太短了。对好强的罗瑞卿来说，残腿似乎是他最大的心病。大约1978年初夏，罗瑞卿告诉父亲要去德国治腿。父亲劝过他，算了吧，在国外有诸多不便，还是把医生请到国内来。可罗说，要光安个假肢呢？看来他是主意已定。后来，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到北京就接到罗瑞卿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竟是他和罗瑞卿的永诀。几天后，罗在德国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传来。
罗瑞卿受尽磨难，苦尽甘来，不想走得竟如此匆匆。父亲写道：“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他似乎在问谁。大业方兴，他心痛的不仅是失去了战友，也为了这支军队。当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但乱世安邦，要选出一个有胆有识、敢顶风上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杨勇那里送来罗的讣告草本，父亲修改后作急件送出。他按了电铃，警卫人员离岗，他拄着拐杖去找，刚下过雨，地上又有青苔，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骨折。正巧约来治腿的一个民间大夫到了，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长了。行吗？对这个祖传的技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父亲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说：“那你就试试吧。”真是恶治！随着断折的手臂被用力的拉抻，父亲眉头上豆大的汗珠刹那间就像下雨似的淌下来……幸亏301的医生赶到了，看着就喊，你们他妈的是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吓得大家都面如土色。父亲说：“算了吧，是我同意的。”
罗追悼会后，邓小平顺道来301医院看望父亲，我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回答：“四个字，‘无妄之灾’！”
关于推辞军委秘书长这件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为这本书准备素材，又问起父亲当初的想法。父亲回答说：“军委秘书长，是我一生中最甘心情愿辞掉的一个职务。”
他内心深埋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67岁了，再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打到太平洋上去。”
“这个东西，你们叫它杀手锏也好，叫它核王牌也好，我是叫它打狗棍。有了它，任何人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到那时，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起初，他并不太愿意接手国防科研这项工作。按1955年军衔评定，上将是战役指挥的最高级别，是实现战略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在人民解放军上将一级中，父亲的文化素养是人所公认的。其实他本人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当过教员，办过夜校，在共青团工作期间领导过宣传、文化工作，撰写过大量的文章，还有过文艺作品。建国初期，组建海军，组织三军联合作战，又在苏联呆过，都使他在这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于是，点将就点到了他。他说：“要我来搞现代化，我不懂，相比之下，部队工作要轻车熟路得多。但既然是组织托付的，干了，就一定要干好，要干出个样子来，要不，就不要干。”
20年了。从最初协助聂老总、贺老总，以后又是罗瑞卿总长，在第一线负责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军队武器装备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到现在全面统领这支大军，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这次选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在这条路上，他将再走10年。
但国防科技事业再宏伟，与主持全军工作相比，毕竟只是个局部。对于父亲放弃担任军委秘书长一职，圈内的友人们提起来都颇有微词。
人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在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中，有四个人令国人瞩目，他们是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我的父亲张爱萍。
除周荣鑫被“四人帮”整死外，1978年5月，胡耀邦在党校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率先向凡是派发起了进攻，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搞了“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直到1982年，中国农村80％实行了包产到户，长达25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土崩瓦解。
也是这个时间，1977年9月18日，父亲提出了在两弹一星事业上的三项标志性突破。这就是上面说的1980年实现洲际导弹全程飞行，具备覆盖全球的核反击能力，为共和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1982年实现潜地导弹的核潜艇水下发射，取得二次核打击能力，从实战意义上后发制人，实现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平起平坐；第三是，1984年，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成为征服太空的成员国。
由于他们的行为和业绩，这几个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父亲再次被打倒后，他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在人民中，在党内军内，尤其在高级干部中广为传颂。很多熟悉的人见了我，都要竖起大拇指说，“老爷子真是条硬汉！”所有这些，大大加重了他的政治量级。
12年后，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这里，邓小平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到国务院任第一副总理。只有父亲，推辞掉了军委秘书长的职位，固囿他自己认定的，也是立志献身的国防科技事业。
其实，我们从心底都赞同父亲的选择。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琐事缠身，更不愿意他在政治的漩涡中，周旋于各巨头之间，上下疏通、左右逢源，调节化解各方矛盾。虽然，这需要机敏，也辛苦劳神，如履薄冰，令人佩服。但相比之下，以他的个性、特长，似乎更适于在一个领域去冲锋陷阵。在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化中，他看到的、经过的，毕竟太多太多了，他是个什么人，自己还不清楚吗？就像他对邓小平说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一样，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几件实事。能在有生的几年中，为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支军队，解决几个最需要的、最紧迫的问题，这就足够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领导下的“三抓”成功，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后来的几年，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整个国防建设中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指导思想和人事方面。父亲虽怀满腔热情，却无法挣脱大环境的束缚，他常为此气闷。军队内许多知道内情的朋友们也由此感叹，人微言轻，没有地位和权力，任你再有办法和点子也是枉然。甚至一些不是很熟悉的部队同志见到我都说，军队什么问题，还用调研吗？关键是要有一个敢迎着问题上，敢拍板、敢决断的领导人来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无意中讲出些道理来。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但我更理解父亲的选择。
上高中时我曾就人生志向和父亲有过讨论。那是世界观形成的年龄，我在日记本上抄下孟子那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抱负。我拿给他看时，他沉吟了一下，淡淡地说了句：“不要志大才疏。”
干吗要泼我的冷水？我觉得好扫兴。他说：
“我不要求你们将来一定要干大事，但，一定要干正事，干好事！”
“一个人的志向不是越高越远就越好，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定不变的信念。”
“我这一生从来不去追逐地位、职位，我不去依附任何势力，也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因为我不用这些去衡量、评价自己人生的意义，包括看待周围的人。我想的是，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尽力了没有，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做得最好了。只要这样去想、去做，我对自己就满意了……希望你也这样。”
……
我把这话和许多朋友说起过，反响不一，多是不解，有人说，这是小事业主义者。很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我才逐渐领悟出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其实，人生的真正意义，全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撇开了功利，人生的选择，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得失，也用不着后悔。摆脱世俗的困扰，沿着自己认定的目标走下去，体会一生中你最在乎的东西，你的感觉就一定是美好的。
时光飞逝，转眼第三个年头到来了。
应该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担任第一发洲际导弹一线总指挥的马捷写道：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发射部队指挥员刘德普下达了点火的口令。顿时，排山倒海般的隆隆巨响，震撼着茫茫戈壁。导弹于10点0分23秒拔地而起。
导弹沿着计算好的理论弹道，从华北上空飞出国境，经韩国、日本，在太平洋岛国瑙鲁以东飞越赤道，准确溅落在南纬7．7度、东经172．2度的预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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