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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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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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派来了。

“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两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东北农村小康之家的写照，用到中原及全国各地，同样适用。杨靖宇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10亩，自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加上一对小儿女的四口之家，光景应该说是可以的。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丧父失夫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在经济上仍是可以的。杨靖宇一直没有中断学业，应能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和谐，重视教育。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时用的，之前还曾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的化名。杨靖宇本姓马，八岁在本村读书时，先生给他起名“尚德”，即马尚德。以至于建国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和同学不笑不说话，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县立高小当官、有钱人的孩子，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后来1。80米出头的个头，这时也身高力壮，没人敢欺负他，可谁欺负别人也不行。班里有个“孙少爷”，把人打了，还让人家给他当马骑。杨靖宇听说了，把这小子胖揍一顿，问他还欺不欺负人了，并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状，不然还揍你。

杨靖宇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管教杨靖宇等人，杨靖宇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辍学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3…U…W…W）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抱一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镜的继任者，当“1·26”指示信在实际上宣告了“北方会议”路线破产的同时，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历史让他在这个时候走上这个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会议”的精神行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的悲剧，当然更是最早抗战的东北共产党人的悲剧。

赵尚志是曾经表示了异议的，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易于理解的话讲，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省委亲自提议将磐石游击队改称红32军东北游击队，下边反倒起了个胡子字号“五洋”。杨靖宇作为省委巡视员到了磐石，毫不迟疑地将其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

而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则在1933年1月28日给省委的信中说：“关于游击队领导上的错误，指出以后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庄稼人常挂在嘴上的这句歇后语，应该是各地党和游击队再仆再起的写照。而以磐石党和群众的基础，又有省委的大力帮助，却也迈不过“北方会议”这个坎——杨靖宇也是一样。

后来有“南杨北赵”之誉的赵尚志，是罗登贤派下去的最后一位军委书记，杨靖宇则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军委书记。“北赵”到巴彦游击队后，炎炎夏日，却是北方会议的寒流滚滚。“南杨”去磐石游击队时，凛冽严冬，迎面而来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暖暖和风。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对现实，要杨靖宇把拿不到现实中去的口号变成现实，他也会变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

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视的。他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6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个收山货的“老客”（生意炫）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后，那还有个好？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你杀俺，俺杀你，咱们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倘是那种见了绳子和枪就哆嗦的主儿，再有几个，八九也是没命了。见杨靖宇面不改色，穆连山先生几分敬意，再听侃侃而谈挺有道理，当即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朋友了。

这是杨靖宇第一次见识东北胡子，想必印象深刻。

离开“常占队”，又让一帮叫“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指望不上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少数服从多数，就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天地皆白，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悲观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还在跟大家谈话。他指着挂在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家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这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大个子省委特派员，那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常占队”也不是冤家对头了。

杨靖宇到磐石时，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由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又改组了县委。然后，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此前磐石党就在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各地的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队伍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不到100人了，人心惶惶要散伙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巧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了。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的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