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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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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中，讲的这位“有山里风味”的曲大爷，广交朋友，什么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宽，活得滋润。东北各地都不鲜见这种“路路通”的人物，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李延禄广交朋友是为了反日救国，多个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识了，却违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会议”是把除了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半斤八两的都当做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在产生本书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则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仍是一条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是后来的话，其实东北抗战十四年间，某种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的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
第6章 惨烈东满
“苏维埃大哥”
延边虽然是满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种种特别的条件：一、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势力比中国统治势力强大。二、在日领所属之民会和分甲的二层支配之下。三、韩人住户的数量比中日人住户的总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经济在日本金融机关支配之下。五、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别处广大深入，反面三民主义之影响的广大，也可说在东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韩民有土地所有权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朴××给省委的报告》中开篇的一个自然段。
如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当年则是东南部。所谓东满，即是指延边地区。这里是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邻苏联，北接吉东的牡丹江（今属黑龙江）地区，西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长之意），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进入东满，并不断扩张，设领事馆，驻扎军警，享有“治外法权”，工厂矿山大都由日资经营，土地也多由日本人收买，俨然国中之国，其统治仅次于被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地区。历史上，东满是朝鲜人最早过界闯关东讨生活的地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难民大量涌入。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革命者流亡东满，这里就成了朝鲜爱国志士反日活动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话讲，是“间岛的朝鲜人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从事任何职业，几乎无人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1933年10月，在一篇署名“华西里”的文章《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评说东满党：
本区内我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我党曾领导一九三一年三二年农民秋天分粮的斗争。党员有一千二百人，团员有一千一百人。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党的组织也好，群众组织也好，95％是韩国同志。
这时，东北共有党员2100人。
前面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共产党人的反日运动，是以朝鲜（族）人为主体的。而东满地区因为“有种种特别的条件”，就有了占全东北一半还多的党员，其反日斗争也就越发得突出、热烈而又火暴。
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惨烈。
在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东满共产党人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东满各县就都建立了县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龙县立一校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反对日本殖民地教育，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接着，其他学校和农民也游行示威，到农村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契约账据，并在药水洞建立了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5周年，东满各地举行暴动，仅延吉县就有数万农民参加。人们到日本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涌入地主庄园开仓夺粮，炸毁天（老头沟）图（们）铁路桥，破坏龙井发电厂，焚毁日本警察署、东洋拓植会社和一些走狗机关，并处死了一些走狗。
这种斗争方式，固然使敌人受到打击，但代价也大。东满党认为，应该在全东北组织暴动，以使延边不再孤军作战，同时配合关内的革命战争和武装保卫苏联。在条件允许时，即便在山谷里也要组建苏维埃政权。
这年秋天，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再次号召农民举行暴动，在天图路组织工人罢工。愤怒的群众烧毁地主庄园，甚至杀灭走狗全家。压迫是双重的，反抗是双倍的，日寇和奉系军阀的镇压也是双倍的血腥。刚成立的红色政权被摧毁，或者名存实亡，被杀被捕达1000多人，有700多人被日寇押解到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关在西大门监狱，其中大都是党团员，东满党的力量损失过半。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党组建了东北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同时建立起东北的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2年11月20日，延吉县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设十余个村苏维埃政府。其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或多或少也都陆续诞生了。
这时的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样子？
在农民运动上，不仅跳过目前的过渡阶段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并且根据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主义”空想，实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组织集体农庄”，组织共同的“劳力队”。高喊世所未闻的口号：“农民八小时工作”“妇女六小时”“青年六小时”，反对中农，分粮分地的斗争，连中农贫农的粮食和土地也分配了。以“防谷”为口实，禁止农民商品买卖的自由，以至没收农民的粮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段——当然是在接受“1·26”指示信、开始批判“北方会议”后，完全用一种相反的目光描述的文字。
在接受中央路线以前（今年五六月以前）那时有苏维埃，汪清有嘎呀河苏维埃，大小汪清苏维埃，延吉有湾湾沟、八道沟苏维埃，珲春有荒沟、烟囱砬子苏维埃。那时所谓赤区与白区对立之下，对于白区的民众关系极坏，在中国人眼目中的苏维埃是老高丽的政府，是反对中国人的。白区的特别是中国群众，深恐共产党来杀人放火，对于苏维埃没有一点儿好感和了解，有“苏维埃大哥”的称呼。而接受中央路线之后，恶影响有很大的转变。在群众方面，特别是中国人与山林队等，喊称“新共产党来了！”“中央苏维埃派人来了！”“共产党不好（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志派（指中央路线）”“新路线是我们早已说过的，他们不干”，在游击区的民众免除了不知道多少痛苦和恐怖，党的正确路线受了广泛群众的拥护。以前中人及“白区”群众不敢来游击区的。但是现在很多，并时有参观团来（如湾湾沟）被逼搬到城市的，均多数搬回，以前被两重恐怖（日本子与共产党）的白区，特别是中人群众，得到了新生的道路。
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当时认为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公开投降的，一种是假装爱国，利用反日招牌进行投降活动，反正没好东西。地主打倒了，腿脚快的跑城里去了，富农也跑了，一些中农也跟着跑了。像延吉县王隅沟，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谁爱跑就跑，这下子成穷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设苏维埃。
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房网、牲畜、粮食以及锄头、镰刀、犁耙等等，统统归公共所有。很快的，连锅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体食堂大锅饭，家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农庄——有人去过苏联，亲眼见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切都学苏联的样儿。更多的人是从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碍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实在搞不懂这“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儿。在朝语中，“苏维埃”与“速射炮”谐音，去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代表，就认为这回开会能发几门速射炮，回来打日本子。汉族人不了解“苏维埃”，叫“苏维埃大哥”，朝鲜（族）人也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说“叫‘苏维埃’的大官要来，咱拿什么‘好嚼裹儿’待客呀”？
当时有宣传材料，“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朝语“集体农庄”——笔者）”，“什么叫哥穆那（朝语“公社”——笔者）”，通篇外来语、新名词。有的苏维埃干部讲得口干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涂。
之前，特别是每年的红五月，从满洲省委到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回建立了苏维埃，立即实行，妇女、青年还是6小时。问题不仅在于节气不等人，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懒觉，更在于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而且给予鼓励、提倡，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标志。一些年轻人就不参加劳动，而是这村去那村地“革命”，还骑着打土豪打来的马，那情景比今天驾私家车出游还潇洒、浪漫。那些8小时、6小时劳动的人，自然就有意见了：“苏维埃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劳苦的人劳苦。”
在把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同时，这个只凭一腔热情和理想而创建的乌托邦就破产了。
成立苏维埃后，红地盘、红区之外的就是白地盘、白区，白区和白区的人就被视为“走狗屯”、“走狗”，来红区就是“侦探”，红区内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与白区通商。眼见着土地荒芜，白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去了，还有到白区去投亲靠友的，反正就是为不饿肚子活个命。开头是被视为“背叛”、“投降”的，后来就默认了，再后来就允许经商、通商了。过去有商人经过红区，货物一律没收，这回改为收税。号召、鼓励农民打黄皮子、狍子、野鸡，采集木耳、药材等山货，到白区出售。
最根本的还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关于秋收运动的工作计划》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提出口号：“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根本消灭浪人吃白食的现象，各人、各家、各机关提出口号：“闲人恕不招待饭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帮人家干活，干活条件自由规定。至于农民个人自由互相交换帮助收地，那并不是“共同劳动”，不应禁止。青年团与少先队，必须在自己的会议上严重讨论，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劳动的分子斗争，把每个团员和少先队员动员起来参加秋收。那些不劳动的分子应该认为团与青年群众的耻辱。
“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
苏维埃红地盘，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游击队，顾名思义，是要游要动，在游动中击敌。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延吉游击队，还有和龙、汪清、珲春游击队，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红区，寸土不让。
“死守苏维埃区域！”“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珲春县委为“五·一”纪念告中韩劳苦群众书》中的口号——其他县委也是如此。
据1942年写于苏联的《抗联第一路军略史》载叙，从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伪在东满共产党活跃地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男女老少被屠杀4000多人。正值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时期，东满党选择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屯建立苏维埃政权，既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也想建立几个巩固的根据地，武装保护自己，使群众免遭屠杀。敌人来了，游击队游击走了，这不是逃跑吗？不管人民死活，这叫什么人民武装？
而且，“武装保卫苏联”喊多少年了，连自己的苏维埃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卫苏联？
无论这些共产党人怎样狂热，不切实际，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们都是虔诚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献身精神的战士。
苏区保卫战在各县打响。
兵力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悬殊，日军还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游击队则是连挺机枪也没有，最好的是步枪，大都是鸟枪土炮。游击队的长处是熟悉地形，敌明我暗。探哨报告敌人来了，是日本子，还是“投降军”（东满称伪军为“投降军”，北满通常称“汉奸队”，南满大都叫“走狗军”），多少人，游击队就选个好地形等上了。看着敌人来了，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开火了，手榴弹也砸下去。若是伪军，这么一顿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没多大劲头了，苏区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乱一阵子，炮弹就飞过来了，鬼子就冲上来了。游击队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几个人掩护，主力撤走了。
建立苏维埃后，各地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珲春县委还在山沟里建设“电灯厂”，即发电厂。人民的天下了，当然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电灯厂”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可是发挥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也无从采访，不能妄言。但是，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将其解散后并未消停，而是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段大做文章，并获得丰厚战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1932年春荒斗争中，即前面写过的红五月“抢粮分谷吃大户”，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揭露、打击，这时没有任何问题。灾难缘起于后来的“宋老头事件”。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秘书。据说，宋老头四十多岁，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都比较年轻，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这是必须审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回来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是否有变节行为。审查期间，抓住个日本宪兵，供认宋老头是宪兵队派回来的特务。不知是诱供所致，还是这个鬼子信口胡说，甚至是敌人早有预谋，反正是不得了了。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严刑之下，宋老头说他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多名部下、同伙。延吉县委就开始抓人，并在前线开展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3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金圣道去和龙县巡视，认为平岗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化春是“民生团”，审讯后将其处死。随后成立一个五人“清算委员会”——这是东满第一个专门负责反“民生团”斗争的机构，有生杀大权。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和龙是金圣道去巡视的，去后两三个月内大杀民生团数十人。
与金圣道在和龙县大杀“民生团”的同时，东满特委与汪清游击队干部开会，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有所准备，就怀疑队内有奸细。缩小范围重新研究，发现敌人仍有准备，便认定县委军事部长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团”，将其撤职审查。审查期间，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惊之余，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反“民生团”斗争迅速扩展到东满全境，乃至其他一些地区。
10月7日，《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民生团延吉一县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团员。
1935年3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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