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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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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大抬杆”（一种威力较大的火药枪，需两个人抬，又称“二人抬”）、“快枪”（步枪，因射速比火药枪快，东北人称之为“快枪”）踊跃来投，很快组织起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第二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队伍已达1。6万人，接受改编的3万人，在濒临朝鲜、旅大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区。
12月26日，就在东北军即将退出锦州时，义勇军攻打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凤凰城。邓铁梅亲率一路主力，首先解决了南大街的伪警察大队，随即分兵捣毁了县衙门、公安局，砸开监狱。日军凭借炽盛火力顽强抵抗，大都是庄稼人的义勇军凭借人多势众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几次冲锋，前仆后继，日军除少数钻入地下室，大部被歼。
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1934年春，邓铁梅患病，不能随队活动。当时，东北各地义勇军将领大都脱离战场，去往关内了，队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劝邓铁梅去关内治病。《塘沽协定》已经签订，邓铁梅的部队只剩下千把人，大气候，小环境，义勇军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邓铁梅留在这里，这方天地的反日旗帜就能撑下去。部下扯来敌人悬赏10万元取他项上人头的布告，他看罢，哈哈一笑。
邓铁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5月30日，邓铁梅在岫岩县小蔡家沟养病时，被叛徒出卖了。
1932年，日军曾以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和20万元编遣费招抚邓铁梅及其部队，先让汉奸送信，不久又派来日军军官劝降。为了彻底断绝某些动摇分子的投降念头，邓铁梅下令，将6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
日本人明白，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动硬的是没用的，就以礼相待，饮食很好，还让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军官也常来狱中与之交谈，对他的气节表示敬佩。一次，一个军官拿把折扇，请他题字。邓铁梅略加思忖，提笔挥就：“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三岁。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5日沿锦（州）山（海关）公路西犯。锦西县长张国栋召集官员开会，要大家立即赶制日本国旗，一会儿随他去城门欢迎“大日本皇军”。公安局长苑风台竭力反对，无济于事，一跺脚，带上几个部下跑了。
跑去县城西边的龙王庙，去找他多少年的冤家对头、当地最有名的胡子头“亮山”。
身为公安局长，苑风台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剿匪打胡子。他知道一些胡子的去处，晓得其中一些人的脾性，明白眼下打鬼子、保国家还得靠这些中国人。
而用报号“亮山”的胡子头刘存启的话讲：虽说俺们和官衙势不两立，也跟这位局长大人打红过眼睛，可咱们到底都是一个祖宗，不能让日本子欺负咱中国！
当即联络“德全”、“震东洋”等绿林好汉，当晚大败古贺联队，击毙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近百人。
邓铁梅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时，把胡子剿得七零八落，无处藏身，都往境外跑。胡子中流传一句话：“谁若口不对心，出门让他碰上邓铁梅。”而当邓铁梅树起抗日大旗后，他的队伍中就有当年被他剿过的胡子。
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中，或多或少，都有收编的胡子，有的就是以胡子为主改编的。像辽宁的“老梯子”（高鹏振）、“老北风”（张海天）、“项忠义”（项青山），吉林、黑龙江的“宫傻子”（宫长海）、“双山”（姚秉乾）、“海青”（李忠义）、“天照应”（张希武）等，还成为义勇军的旅长、师长，或某某路军司令。
“老梯子”举旗抗战第一仗，就几乎全歼不破直治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连）日军，还生擒7人。
“老北风”的第一仗，是活捉了台安县大汉奸凌印青和他的13名日军顾问。
他们在黑土地上呼哨而来，呼哨而去，不大讲战略战术，却是枪准马快（大都为骑兵马队），熟悉地形，善于奔袭、偷袭，连奉天城也敢于攻击。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装成伪军混进城去，大白天把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搅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进东塔机场，点燃汽油，十多架飞机在冲天大火中烧成铁骷髅。
东北素以多匪著称，张作霖、马占山都是绿林出身。“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又多打抗日旗号，难免鱼目混珠。但是，作为义勇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许多队伍是坚决抗战的，许多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像堪称“胡子专业户”的“老北风”，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台安县的“荣山”崔德志，被俘后拒不投降，日寇把他关在笼子里游街，押送刑场，一路大骂鬼子。曾任吉林救国军旅长的“老双胜”祁永全，弹尽粮绝，敌人上山喊话，封官许愿，他宁肯冻饿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扬威，能耐大得好像这个世界都盛装不下的、也最该与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一夜之间或者没了影儿，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样地陪着新主子登场了。而这些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灭的，在黑土地上被称为“胡子”的土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向着侵略者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发出愤怒的最后的吼声。
1931年11月、12月，马占山将军率部进行江桥抗战，民族英雄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收复凤城县城凤凰城，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随之，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宁的唐聚五、耿继周、郑桂林，黑龙江的苏炳文等部，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次，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袭击。
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都是日军官兵——而这时尚属义勇军抗战方兴未艾之际，大数还在后头呢。
据当时的巴黎《救国时报》披露，在日伪当局的报告中显然是被大大压缩了的日伪军战亡人数，实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曾达40万以上，半年后主要部分就被消灭了，再半年后除本书后面将会写到的王凤阁等几支零星武装外，就不存在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200多架（或300架）飞机，完好无损地送给了敌人。江桥抗战中攻击马占山的部队，以及后来轰炸锦州、热河的飞机，有些就是原东北军的飞机。有老人说，那飞机上的太阳旗，有的红油漆抹得挺薄，低飞时还能看得出底下那蓝色的青天白日。还有仅奉天一地的10余万支步枪，近3000挺轻重机枪，近千门火炮，26辆坦克，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号称“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当然还包括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的大量财富，价值达17亿以上。当义勇军为补给愁苦，因缴获一支“快枪”、一挺歪把子而欢欣鼓舞时，又如何当得了不抵抗政策“无私”资敌的财富、武器，更不用说敌人原本就十分强大了。
江桥抗战期间，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马占山时，有如下问答：
——武器子弹何来？
——有库存。
——库存用完呢？
——民间有枪弹。
——民间枪弹用完呢？
——只有一腔热血！
敌人太强大了，义勇军又不懂游击战，袭用正规军的运动战、阵地战，一经敌人迂回抄袭，就陷于包围。没有统一指挥，各打各的，难得齐心协力，一些将领互不服气，互相掣肘，甚至火并，自相残杀。没有正常、可靠的后勤保障，而任何一支缺乏补给的队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战斗下去的。补给困难，纪律也就不好，特别是一些胡子改编的队伍劣性不改，一边抗日，一边发财，那结局也就注定了。
事变当时，日军只有个多门师团，到1933年已经增至5个。开头敌人只能占据城市和铁路线，特别是江桥抗战，更使其穷于应付，各地义勇军即迅速兴起。待到日军兵力增多，腾出手来，义勇军就难以支撑了。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不抵抗政策。
陈广忠老人说，日本子进攻北大营，有人还击，有枪的就跟着打上了。俺们小兵知道个什么呀？那也明白日本子不是打演习，那就得跟他干哪？天亮了，咱们的飞机呢？怎还不起飞揍小鬼子呀？撤出北大营时，有一些弟兄还傻乎乎地问长官，咱们啥时反攻呀？俺嘴巴子挨了一枪，一个多月不能说话，还能听、能想呀！
事变10天后，熙洽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宣布吉林“独立”，并通知全省听从他的命令，一切收入要上缴伪省国库。结果吉林43县中，服从熙洽的有10县，服从李杜的也是10县，23县保持中立。所谓中立，就是等待、观望，看看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态度、动作，再决定是继续打着青天白日旗，还是扯起膏药旗。
马占山为什么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们关内不出兵，不帮俺，俺自己个打不过日本子。他绝望了，还上当了，上了日本人的当，想与日本人周旋一番，俟机而动。
而从马占山到邓铁梅，以及以往难得关心国家大事的胡子出身的将领，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战的信念之一，就是认为少帅和中国的当家人不会把东北扔给侵略者不管。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ABC了，简直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诉他们什么。可忙于“安内”的蒋介石，向东北发过一兵一卒吗？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满洲国”，一纸《塘沽协定》却把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等于成了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安全边界”，也就在事实上釜底抽薪把义勇军出卖了。
张学良倒是同情、支持义勇军的，也不光是“旅长”、“师长”、“司令”地发些委任状。可他总担心被日寇用作寻衅的借口，好像不是日本强占了东三省和热河，而是他偷了人家的东洋三岛似的，那支持、援助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其能量、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为无望取胜的抗争。
但请记住邓铁梅的那句话：“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马上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义勇军失败后的抗日联军？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充。一句话，作为人、军人、军人生存、作战的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是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属别样的、罕见的，甚至是再难寻觅的一支队伍。而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广袤天地，无论黑眼睛、蓝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联那样，面对那样强大的敌人，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的种种缺陷、弱点，全凭人的意志、毅力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不屈不挠地进行着那样艰苦卓绝、悲惨壮烈的斗争。
惟其如此，当年发生在东亚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难为人详知的这场可歌可泣的殊死抗争，才爆发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历史和未来。
只是必须让我们尽力地走近历史。
一、奋起
第1章 伟哉，罗登贤
正好有了自己的领袖
一盏油灯摇曳着，映照着一张张或明或暗的严肃的面孔。
这是“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准确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点是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
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叫罗登贤，这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罗登贤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灯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墙上，那张清癯的南方人特征明显的脸上，沉稳冷峻中透着激情：同志们，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谁也不离开！大家异口同声。
罗登贤原名罗光，曾化名达平（到东北后）、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抚养。因生活困难，十一岁辍学，跟姐夫在太古船厂做工，四年学徒，又当六年钳工。他聪明、勤勉，又敢仗义执言，颇受工人拥戴，是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狱中经历各种刑罚，坚强不屈。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初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当时，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入狱，经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书记张应龙的住处，张应龙随之被捕。这个人也是个软骨头，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2月，中央决定由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后，到1935年4月无形中撤销，不到八年的时间，换了12位省委书记。他们依次是陈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民族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而这时是11月间，江桥抗战硝烟正浓，张应龙还未被捕叛变，罗登贤的身份还是中央巡视员。像本书将陆续写到的许多在东北抗战初期就牺牲的烈士一样，罗登贤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很少，难以知晓他和童长荣以及后来的同志还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是，“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断决意，充分说明了他对童长荣的信赖，而且正好诠注了他在东北的所作所为。
在罗登贤的部署、指导下，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干部，一批批分赴各地斗争第一线。像省委几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都被他派了下去。当时东北有党员2132人，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是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点儿的义勇军，几乎都有党员在其间工作。其中以活动在东满、吉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当时属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国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活动也最得力。像李延禄被王德林委任为参谋长，周保中为总参议。后来的抗联4军、5军，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在义勇军失败后发展起来的。
童长荣、杨林、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则被派往各地领导、组织、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们发动群众，夺取武器，从无到有，陆续创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像南满的磐石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的延吉游击队、和龙游击队、珲春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北满的巴彦游击队、珠河（今尚志）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吉东的穆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等——后面将会一一详述。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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