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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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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他的“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也并没错，甚至好像还带有一种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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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赵尚志率3军主力回师庆城、铁力途中，写信指示6军政治部主任张寿海В幌б磺写勰孟吕锨瘛�
老钱柜位于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中游，是为伐木工人发放钱粮的地方。小兴安岭南靠张广才岭，连接完达山脉，松花江主要支流汤旺河在汤原境内流长400多公里，汤旺河的700多条支流则成了小兴安岭的血脉。这里无霜期每年只有100天左右，气候恶劣，人迹罕至，只有少数猎人和山民才能进出，自然是建立密营的天然去处。
汤旺河沟里有帮胡子，头子于桢，百步穿杨，人称“于四炮”，手下多是猎人出身，个个枪法了得。他们霸着汤旺河沟里，进山伐木、烧炭、打猎都得给他们纳贡，别的胡子都怕他们，没人敢惹。日寇占了汤原后，用钱收买，将100多人编为森林警察大队，于四炮为大队长，并有7个日本警察担任指导官、教官，保护日伪砍伐木材，有时还偷袭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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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钧老人说，这人有本事呀，制定个奇袭智取计划。当时正准备打鹤岗煤矿，主力都在军长夏云杰那边，这边只有个戴鸿宾的4团。洼丹岗区李凤林的游击连挺能打，附近还有个“阎王队”20多人，都调来，就顶风冒雪出发了。3天后天擦黑时赶到岔巴气，是敌人的第一道卡子，河边一幢木头房子，对岸两个大院套。张寿海衔荒苊笆В痛骱璞鲆簧塘浚暇龆ǎ茸シ病Ｕ庖徽檀虻媚敲雌粒丶褪嵌缘星榱巳缰刚啤�
李凤林趴到木头房子窗前，用舌头舔破窗户纸一看，两个警察坐在炕上喝酒。他一摆手，王钧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去，大张机头的匣子枪就对上了。
押着两个警察去河对岸大院，哨兵老远就拉着枪栓喝问。被张寿海в们箍诙プ藕蟊车木欤凳前趁橇┗乩戳恕Ｔ傥屎蟊咴跄敲炊嗳耍退凳巧较峦粤傅睦习傩铡５降媒埃蹙蝗簧锨埃髯攀置谱拥氖治孀∩诒淖彀停畔乱桓霭碜樱阉丛谘┑厣稀＠罘锪执欢尤酥逼硕海钢Р角勾哟盎苯ィ蠛八蛩浪徒萁汕埂�
这里驻守一个中队，西院是中队部。张寿海Ш痛骱璞龃顺褰ナ保父鐾纺空稍诳簧铣榇笱獭Ｒ桓雎坊泼男∽油椋唐鹧痰拼蛳蛎趴冢褪品碓酒鹑デ缴献デ馈Ｕ攀俸＇“吧”的一枪，打在黄毛手前寸把远的墙上。这小子还不老实，王钧抢上炕去，一把薅住那头黄毛，差点儿把脑袋按进肥大的缅裆裤的裤裆里。
关键是抓住了于四炮的把兄弟，人称“五炮”的中队长宋喜斌，由他带路，迷惑敌人，没费什么事就把老钱柜的敌人缴械了。
老钱柜里面的松树沟，有两幢挺漂亮的木头房子，指导官森山住一幢，另外六个鬼子住一幢。李凤林带着10来个人，把房子围住，就进了森山那幢。这小子也躺在炕上喷云吐雾。李凤林没理他，上炕去摘挂在墙上的王八盒子。森山“嗷”的一声，拦腰抱住李凤林，想把他摔倒。李凤林人称“大老李”，又高又壮，只一下就把这小子甩到地上烧得通红的炉子上。瞅着杀猪般号叫的森山，李凤林随手给了一枪。
张寿海е富拥恼獬≌蕉罚�7个鬼子，俘虏100多伪军，缴获1挺机枪、100多支长短枪、上万发子弹和1部电台，还有几万斤米面和两大缸大烟土，为在汤旺河谷建立密营扫清了障碍。
前面说过，张寿海Ь褪枪耸熘睦钫作搿�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回国前都改了姓名，原名李烈生的张寿海В俅位袄钫作搿薄６诙笨拐街谐て谑褂玫幕罢攀俸＇”，则鲜为人知。
1909年，张寿海诜钐焓×裳粝匚餍∪俟偻停咝”弦祷丶椅衽�1930年因宣传反日被捕，同年在北平入团，第二年转党，被派回东北，在义勇军中工作。1932年10月到本溪湖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任奉天特委军委干事兼兵委负责人，9月任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1934年4月后，先后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代理政委、宣传科长、3军1团团长、2团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6军政治部主任，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写于1942年9月10日《张寿海Ф懒⒒疃罚睦源┲校猿啤笆芄沉尉妫窝现鼐妫际钦紊系拇砦蟆保⑺担�
十月因敌人大举讨伐，我提出“冲破敌人的包围，开辟新游击区”的口号，与省委巡视员和县委的意见对立，省委认为这是逃跑主义。省委当时主张“保护游击区，不让敌人进游击区”的口号，以及未能经常给省委写报告，手枪放火不谨慎打伤自己同志等等五条，省委撤销我的领导工作代理政治委员，党的处罚，给我严重警告。十一月赵尚志负伤，我以宣传科长的职务，在冬季日寇大讨伐的严重情况，配（合）地方党部支撑珠河、延寿、宾县的活动局面，打击敌人保持实力。十二月司令部派我到方正县领导第六总队，开辟了方正的新游击区，与土龙山民变的谢文东部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山林义勇军。
这位身材魁梧，大眼睛，高鼻梁，相貌堂堂，严肃、稳重，好像不易接近，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的东北汉子，阅历丰富，有着坚强的意志，善于独立思考，是那种能担大任的职业革命家——他的精彩华章，主要是在担任3路军总指挥之后。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
汤原游击队攻打太平川“连环窑”，引起震动。张传福率自卫团起义，影响更大。人心所向，有钱（）大户纷纷靠拢（“炫”）游击队，穷苦（“书”）百姓自（“网”）不待言，太平川遂成红地盘。再以太平川为中心，向格金河、黑金河、西北沟、吉星沟、穷棒子沟、竹帘镇等地扩展，所到之处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自卫队，1936年春还成立了汤原县人民政府。红地盘内民众站岗放哨，保卫家乡，为抗联送情报、粮食，并参军参战。像吉星沟，40多户人家，先后有20多人参加游击队、6军。
这些与前面叙述的其他地区的红地盘大同小异，更能显见汤原人民同仇敌忾的，是1937年9月18日格金河区大暴动。
鬼子曾偷袭吉星沟，烧杀完后就走了。格金河区委所在地四合村，20多个鬼子驻进丁家粉坊大院不走了，守备司令叫明越。鬼子在吉星沟杀害10人，除1名为自卫队哨兵外，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赵玉峰的女儿跑到河边被抓住，强奸后推入河中淹死。在四合村，这帮禽兽枪杀两个甲长，又将尸体挑刺剁烂，扔到门外粪堆上。
汤原县委决定发动群众，9月18日举行反日大暴动。既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也想引蛇出洞，把这帮魔鬼灭了。
17日夜，各区数千人带着老洋炮、大刀、扎枪和棍棒、锹镐、斧锯，会聚到格金河宝宝山一带，锯倒30多根电线杆子，烧毁格金河上两座桥梁，并在宝宝山至老母猪岗挖掘6公里多长的堑壕。妇女会、儿童团给送水送饭。6军3师及各区游击连，则早已部署停当，准备阻击各路可能出扰之敌。
18日上午，宝宝山上红旗招展，暴动民众召开誓师大会。县委书记高雨春讲话，号召人民牢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和全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沿途村民散发传单，并派人给明越送信，跟他叫号：你不是天天叫嚷要打抗联和抓“通匪”的人吗？今天都送到你眼前了，请你出来打吧抓吧！
暴动期间，驻县城和其他地区的敌人，始终未敢出动。而明越这个魔头，先是“武士道”变成缩头乌龟，接着就化装成老百姓，天黑后自顾自地跑去县城。其余的鬼子，也都只剩下逃命的“道”了。
有这样的红地盘和人民，6军成为下江地区一支劲旅就是自然的了。
4军军部密营设在大叶子沟。大叶子沟位于宝清、富锦两县交界处，沟口有两个屯子，李金围子和杨荣围子。杨荣围子西边有个孤立的方家大院，是进出大叶子沟的必经之地。方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家大业大，院墙高厚，修筑炮楼，养着炮手。
4军刚到这里时，李延平让军部陈副官去方家，说明我们是抗日联军，不抢不夺，但要住下房子，用些粮食，希望合作。陈副官去后半个多小时回来了，说不行，他们骂咱们是胡子，让咱们走，不走就打。李延平让陈副官再去一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路过，让他们别妨碍我们，这样双方相安无事。陈副官走了10多分钟后，李延平下令部队成一字队形，拉大距离从方家大院西边通过。正走着，大院里枪响了，是冲天上打的，警告停止前进。这时陈副官也跑回来了，说不行，不让过。
部队趴在待割的高粱地里。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这样就向后转太丢人，没面子，往后还怎么在这地界活动？就决定打。官兵在高粱地里毛腰前进，接近大院后，机枪、步枪向炮楼上射起来。从下午4点多钟打到天黑，根本攻不动，秘书彭施鲁还负伤了。
彭施鲁老人说，杨荣围子有伪自卫团，我们没把他们当回事儿。用那时的话讲，那叫“官家的买卖”。伪满时讲“磨洋工”，给日本人干活尚且磨洋工，这卖命的事谁肯舍命向前？这地主大院就不同了。炮手是花钱雇的，地主不会随便什么人都用来充数。天下的男孩子都喜欢枪，如今是玩具枪，那时有钱人家玩的可是真家伙。继承、发达家业，不光需要经营头脑，还得有保护家业的本事。多少有钱大户都让胡子打开了，从此家道败落。像汤原县三大户之一的夏家，有上千垧土地，200多支枪，还有机枪、小炮，被胡子抢了，从此一蹶不振。那时有钱人家的男人，少有没枪的，甚至一家就是个武装单位，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且，这些大院从选址时起，就是有打仗眼光的。像方家大院，孤零零建在个坡岗上，居高临下，周围都是开阔地，光凭轻武器，怎么打？
1937年1月，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30多名骑兵，来到大叶子沟密营，免不了又唠起方家大院。路过那里得绕圈子，而且有这么个“钉子户”钉在那里，其他一些大户就有了榜样，影响根据地的开辟。如果他们再跟日寇勾结起来，那对密营更是一种威胁了。
黄玉清出个主意，并由他亲自率队实施。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方家大院门前来了一队“皇军”，叽里哇啦一通“日本话”，要进去搜查“马胡子”。这回方家人可惹不起。黄玉清在门口留下一个班警戒，进院首先占领炮台，待把枪都收缴了，就实话实说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方家表示认罚，并承诺与抗联合作。
东北抗联11个军，少有没打过这种大院的。成功的战例，几乎都是化装智取。像富锦县头号大户何木林，那时连伪县太爷都少有车坐，何家光小轿车（那时叫“小卧车”）就有两辆，别的就不用说了。戴鸿宾穿上伪警察署长的服装，徐光海扮作日本指导官，裴敬天为翻译官，用朝鲜话当日本话糊弄何木林，就进了何家大院。
从当年到今天，笔者都未见到称方家为“反动地主”、“汉奸”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方家确实兑现了承诺。
无论何时何地，大户大院那威严、厚重的大门，都不会轻易向任何不知根知底的武装开启。你说你不抢不夺，那些使大户家破人亡的胡子，说得比你还好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与你为敌，就像他们给“皇军”开门，并不等于甘愿当汉奸一样。他们只是信不过你，而且认为能够抵抗得了你，而日本子是抵抗不了的。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日本人当靠山。实际上，在那种乱世，特别是各种武装常来常往的偏远地区，他们希望与任何武装都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绞尽脑汁为的就是两个字：生存。
方家大院不再是“钉子户”了，其他大户自然都跟着走了，杨荣围子和李金围子一带，很快成了红地盘。
打下老钱柜后，3军、6军在人烟绝迹的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大青山、帽儿山、锅盔顶等10多处密营，这是东北抗联经营得最成功的密营群之一。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将密营误作根据地。
1941年3月28日，张寿海担骸笆髁肿硬皇歉莸亍！�
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那么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关内都没有密营或类似密营的处所。密营里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可以办学，当然也能储存粮食、给养，后期还开荒种地。官兵有时也会一师一团地到密营休整一段时间，但这都是临时的、无规律的。除了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外，平时密营里没有战斗员存在。如果说山寨是胡子的活动基地，那密营就是抗联的后勤基地，而且只能是部分的后勤基地。
根据地必具的条件是人民。没有人民，根据地就没了根。
密营是一种极个别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的产物。抗联之所以不得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建密营，只是因为那里远离人群，比较隐蔽、安全。而当抗联只能依托密营进行活动时，那就是最艰苦的时日到了，甚至就是最后的斗争了。
小丫头
李在德老人说：
我参加游击队后第一次战斗，是在格金河沟里的炭窑。天快亮了，我们正准备出发，汤原县伪警察大队来了，想包围我们。步枪、机枪那个响啊，还听他们喊“大裤裆”没多少枪呀，抓活的呀。游击队大都是朝鲜族人，朝鲜族衣服肥大，他们就叫我们“大裤裆”、“大裤裆队”。
枪一响，我就蒙了，有的吓得尖叫，有的顾头不顾腚趴那儿一动不动。男队员枪都不够，女队员哪有枪呀？那时也没经验，想不到让徒手队员抢救伤员，有人嫌我们碍事，就让我们“到一边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着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瘫那儿了。
1930年为准备武装暴动，梧桐河模范学校办军事训练班时，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也拿根棒子练队列，练站岗放哨抓特务，搞紧急集合、野战演习，还练胆量。练胆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让你去坟地送情报，把张纸条压在哪个坟头的什么地方。好大一片坟地，白天走到那儿，一些人还得唱歌给自己壮胆。这回领导还安排个人在坟地里，怪里怪气地学什么鸟兽叫，或是坐在那里抽烟，烟袋锅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样。经过几次，慢慢地，枪一响就能判断出距离，再判断敌人是奔你来的，还是和什么队伍打起来了。是抗联？山林队？敌人是日军？还是伪军？包括双方兵力，听枪声也能判断出个“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该冲上去增援，还是就地抢占制高点——当然得听指挥员的了。
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孩子，照顾我。行军过河，有时水深流急，就背我过河。刘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参军前我们是邻居，我叫他叔叔，后来他牺牲了。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河，我就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宽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说：来，丫头。
到个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抗联，见到队伍就想跑。我们就摘下帽子，让他们看我们是女的。女人当兵，看着稀奇，拿着枪也不像对男人那样害怕。我们就乘机进行宣传。一些男队员就说：这帮丫头片子真厉害，一个个“嘴茬子”（口才）“吧吧的”（类似呱呱叫）。
东北人管姑娘叫“丫头”，大姑娘叫“大丫头”，小姑娘叫“小丫头”，还有叫“丫头片子”、“丫头蛋子”。因为我年纪最小，前面又给加个“小”字。打李敏参军上队后，这个“小”字就送给她了。
李敏老人说：
我的母亲是农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岁。母亲下地干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几天后就不行了。料理完后事，人们都走了，我说：爸，从明天起，我做饭了。爸爸瞅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转过身去，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父亲叫李石远，1920年前后从朝鲜来到东北。我记事时，就听他唱首歌，头两句是“两千万同胞联合起来，墓地下的灵魂也要抗战”。他是安邦河区第三任区委书记，1938年秋为抗联筹粮时牺牲的。那时我参军快两年了，参军后再没见过爸爸，梦里经常见到。爸爸抱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云彩里飞。先是领导知道了，后来同志们也知道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对我更关心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游击队经常在山里活动，我们那地方管参军、上队叫“上山”。哥哥叫李云峰，比我大六岁，在6军当过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是冯仲云告诉我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没了。我什么也没说，光淌眼泪。有人说我挺坚强，有人说不对，得让她哭出声来，不然会作病。我脑子木木的，就哭出一声又没声了，只是泪水哗哗淌，跟听说父亲牺牲后一样。
哥哥参军了，父亲顾不上家，经常晚上也不回来，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种地回来，累得不想动弹，有剩饭扒拉几口，没有就上炕睡了。黄鼠狼叼小鸡，我也学大人的样儿做了夹子，一张皮子能换40斤小米呢。结果黄鼠狼没夹着，把自己夹得满手血。夏季大烟采浆熬膏，跟着大人出去割大烟挣钱。那时的庄稼院，花钱的地方不多，可盐呀什么的，总得买吧。父亲有时在家里开会，也得给那些叔叔弄点儿“好嚼裹儿”呀。
大烟长得高了，我得踮着脚，才能够着那烟桃。累不怕，关键是担心自己不在家，错过了哥哥来接我上山的时间。
哥哥临走前就说好了，让他过两年回来接我。总不见影儿，我就害怕是不是牺牲了。父亲知道，说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亲摸着我的脑袋，长叹一声，说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顾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参军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编者注）给送去6军4师的。
李升老人中上个头，留着山羊胡子，快七十岁的人了，身板硬实得难以想象，北满山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1939年冬，还一个人去长白山，与1军接通关系。同行的还有个交通员王仁，还有和我一样上山的李桂兰。她不到二十岁，又白又胖，哥哥是洼丹岗区委书记李凤林，后来上队当连长、团长。他们全家抗日，李桂兰做妇女工作，因身份暴露上队。
一行4人扮作一家人，给我当爷爷绰绰有余的李升是父亲，王仁是儿子，李桂兰是儿媳妇，有人问就说是送儿媳妇回娘家。
沿着汤旺河谷走了两天，没人家了，晚上点堆篝火，在雪地上露营。头一回，哪受得了呀，身子哆嗦成刺猬了。那也高兴呀，上山了。至于脚上打泡了，腿走肿了，就更不算什么了。
铁力县东岔河张把头木营附近，有个省委交通站，在那儿见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李升向他介绍我们俩是上山的，冯仲云说欢迎、欢迎，一打量我，第二个“欢迎”就少了个字。李升老人连忙给我讲好话，说这个小丫头能吃苦，这一路上没一句“屁话”（“屁”是认输、服软的意思）。我也赶紧说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干。冯仲云像我爸那样摸着我的头，说欢迎你，小同志。
高兴之余，还是觉得没底。晚饭后问李升：冯省委说了算吗？
李升山羊胡子一撅，说：冯省委是“大先生”（有大学问的炫），北满最大的官，他说欢迎了，谁还敢不欢迎？
到了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见了我就皱眉头，我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十二岁，没杆枪高，心虚呀。可一想到冯省委都欢迎了，又觉得底气挺足。也不知李升老人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是没撵我下山，让我留在师部当炊事员。
马司务长带队，下山背粮。粮食是地方党筹集的，送到山边，再由这些摆弄烧火棍的人背回山里。
马司务长留几个人在那儿观察敌情，敌人真就来了，一个排的伪军，都是骑兵。正好回来背粮的人到了，十几支枪就在雪地里支上了。老套筒、别拉旦、韩林春、连珠枪，少有重样的，关键是老旧，伙头军能有什么好枪呀，连人大都是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却也大都是老兵。待敌人进至50多米时，十几杆老枪齐放，前面的敌人落马了，后边的就掉头跑了。
敌人首先开火，白桦林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落下，落进李敏的脖子里。她伸手去掏，边掏边东张西望左右的队员和前面的敌人，有种过年时看大人放鞭炮的感觉。马司务长喊了声什么，她没听清，脑袋就被一只大手按进雪窝子里，喘不过气儿。她觉得快要憋死了，那只手松开了，随即是炸耳根子的排子枪声，眼前是渐远的模糊的雪烟。
这就是李敏上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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