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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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4军2师师长。2师改编为7军，陈荣久当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书记，他派军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队做统战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头弟兄，只向他汇报工作。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山林队，临行前在军部讲话，说他要成立个11军，跟7军竞赛。

原2师5团团长邹其昌，到虎头另立山头，成立“暂编1师”，反对7军。原2师7团团长贾瑞福，发表声明当胡子，全团只剩下5个人。

内部如此，外部环境自然恶化。原来团结在7军周围的山林队，有的不听调动，有的离去了。叛徒罗英和混入7军的奸细，乘机大肆活动。天津班战斗后，罗英干脆准备夺权。

让陈荣久当军长，应该不无对这种内部纷争的考虑。在苏联学习两年回来，跟这些人没什么瓜葛、矛盾，同时不利因素也相当明显。不熟悉情况，独力难支，也就困难多多。虽然枪毙几个奸细，并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给××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议”、“1·26”指示信，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各自经历的坎坷、磨难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饶河游击队这样，开头几乎清一色朝鲜（族）人的队伍，由于地域、领导人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而由4军2师改编的7军，与4军的差异就更大了，却也同样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宝清县大叶子沟密营整顿完4军，月底又以吉东特委代表身份来到饶河县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着手整顿7军。

会议开了5天，通过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改选下江特委，改选了7军党委执委，并改选了7军领导。由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调换了一批师团干部。

4军整顿相当成功，7军则不然。因为4军的问题比较单纯，偏居饶河一隅的7军这个“闺秀”，原本就鲜为人知，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帮派体系仍然存在，这种体系原本就是难以消除的，除非在军与军之间进行干部调换。而且郑鲁岩当了政治部主任，会议决议取消军事干部的专权，无形中又增大了他的权限，这个模样文质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对抗联七军党特委的工作检查》中说：

目前成为七军最大障碍者，厥为干部中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着个人之成见，骄纵、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发生联系，互相猜疑、嫉恨，以怨报怨，脱离组织原则，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应一律肃清之！

单立志老人说，徐凤山是1939年6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的。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执行，他不干，被批评，流着眼泪执行的，回来后大哭一场。

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为7军经济部长、2路军总部交通站虎饶站主任的徐凤山，罪名是“民生团”。

与东满、汤原不同的是，7军并未掀起大规模的反“民生团”运动，而且被杀害的还有汉族人，比如景乐亭、毕玉民、王贵祥等等。

这叫“内部处理”。

毕玉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中学毕业，1931年在虎林县吉祥镇入党，先后任虎林区委委员、县委委员、7军副官长、虎林办事处主任和补充团政委，1938年9月被郑鲁岩指使人杀害，罪名是“与七军对立和不服从领导搞分裂”。

离休前为辽宁省盖州市农业机械厂党委副书记的王云庆老人，除了抗战打鬼子，这辈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机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朴实、文雅，用放大镜看完我的文职干部证，说：你想了解抗联的事吧？找我采访的人，没别的事。

老人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还不记事时一家人闯关东，来到虎林县义和乡同和村。1935年参加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8年初给毕玉民当警卫员。

老人说：

毕玉民大高个，文化挺高，还会武术，一人来高的墙，跑几步，一按墙头就过去了。这人爽快，有主意，还和气，能逗乐，我给他当半年警卫员，没有愁的时候。现在都叫“警卫员”，那时叫“传令兵”、“勤务兵”，还有叫“护兵”的。他走到哪我跟着，倒是他经常护着我、伺候我。那年我还不到十五岁，长的也小，爷俩似的。

第一次跟敌人交手，是抓两个朝鲜族特务。那时朝鲜族人两极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当走狗。那时日本人对铁路看得紧，南满我不知道，北满的火车司机几乎都是朝鲜族，信得过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过来两个人，他一递眼色，我就知道有情况。我们俩各有一支撸子，揣在兜里，他还有支左轮，撞针坏了，背着，在屁股上拍打着。走到跟前，特务一下子掏出枪对准我们，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轮。我还没反应过来，“当”的一枪，一个特务倒了，另一个的枪到了毕玉民手里。特务拿支左轮扣不响，毕玉民说那个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东腔，不紧不慢，脸上还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带我的时候不多，“过苏联”都是独往独来——那时管过界去苏联叫“过苏联”。他去一趟个把月，背个帆布兜子，那时叫“水楞布”，通常背回些药，伤员多呀。有一次不知去哪了，背回大半兜子钱。现在寻思怎么也有上万元，那时买件衬衫才两角多。

那时我们管伪军叫“满”军，现在也难改口。虎林县“满”军、警察、自卫团，少说有几千，头头脑脑的，毕玉民少有不熟的。游击队、人民军时期和抗联初期，战场上能跟“满”军做生意，卖你子弹。后来不行了，作战消耗多少弹药，战后鬼子还让上交弹壳。归屯后形势恶化，“满”军也随风倒。可毕玉民在虎林县的“满”军中，照样吃得开。部队缺什么，他写个条，去人就取。听说他当过警察，是“在家礼”的，和一些人磕过头。这些我说不准，反正这人神通广大。他被“内部处理”两三个月了，写个条，盖上他的戳，还好使。后来人家知道了，这些关系就断了。

让我给团长×××（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当警卫员，给他擦枪，这不是毕玉民的枪吗？觉得不对劲，再一想，一个多月没见到这人了。不敢问，就留心听。那时都把我当小孩，一些话不背着我。毕玉民是去军部路上被打死的，从背后开的枪，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个王副官。听说本来没他什么事，可他在现场，怕传出去，就顺便“处理”了。

补充团有个“中央队”，头子姓刘，是×××（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打死的。还有个“得胜队”，头子姓李，四十多岁，杀毕玉民也有他的份。后来听说也“处理”了。

李得胜、刘中央有股匪气，野蛮，骂人。毕玉民没一句粗话，讲道理，那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这个人也有毛病，倔，有时抗上。听说李得胜、刘中央打日本也挺厉害，但是到了困难时期，这种人就容易动摇、叛变。可毕玉民怎么可能呀？后来又听说是搞分裂、闹独立。真要这样，不说别的，他还能把那么多钱给抗联花吗？

8团团长王贵祥，也是山林队出身，报号“君子人”。这人困难时期也跟着咱们，也被“内部处理”了。他的女儿王铁环，和我同年参军，开头都在土顶子密营种地做饭做衣服，那年只有七岁。我寻思她应该是抗联最小的女兵了。1954年我在沈阳当拖拉机站站长，见到她，问她知不知道父亲怎么死的，她说不知道。

1956年，在北京见到×××（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我说我那时是个战士，不知道上边怎么弄的，你什么都清楚，毕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总得有个结论呀？咱们这茬人要是没了，就再也弄不明白了。需要我打证明，我现在就打。他叹口气，说：过去了，拉倒吧。

第24章　这是最后的斗争

两位军政治部主任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生于山东省，十多岁闯关东谋生，在磐石县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冬回国。1935年2月被选为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3月任2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任军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学忠率2团两个连南征，到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和成功，两大游击区沟通联系，两个军协同作战，并为后来组建1路军打下基础。

已知的一次重要战斗，是独立师成立不久，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与敌遭遇。李学忠带9个人掩护主力转移，就打剩他和1个女兵，他的一条腿也负了重伤。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奋力把他拖到个草棚子顶上，用乱草将他遮盖住，然后向树林子里跑去，边跑边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学忠在抚松县老碱厂密营养伤，遭敌袭击，突围时中弹牺牲。

4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只知道他是湖北省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不知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1934年秋和吴平一起回国。

1935年初，何忠国率部转战密山、勃利、穆棱、依兰等地，炸毁了滴道河子日军军火仓库和三道河子大桥。4月底途经依兰重镇阁凤楼，何忠国给驻镇伪军连长写信，劝其反正，或者让路。伪连长自恃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拒绝了。何忠国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部队，当晚兵分三路猛攻，将敌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备队7个鬼子携机枪、掷弹筒，到附近的何家屯侦察。何忠国正带3团和“自来好队”在那儿宿营，当即卡住敌人退路，发起攻击，只跑掉1个鬼子。部队立即转移，在马鞍山被乘汽车的敌人追上，何忠国胸部中弹牺牲。

这个军政双全的“九头鸟”，倘非过早牺牲，后来4军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坎坷。

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

周树东，1918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北滚泉，1925年全家闯关东到珲春县，1930年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1932年4月参加救国军，10月加入珲春游击队，不久入党。历任团珲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2军1团政委、1师政委。1936年9月师长安奉学叛变后，为师长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树东和6师师长金日成率4师、6师各两个团，从抚松挺进安图、和龙，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先在安图县荒沟岭截击敌人运输车队，又在升平岭与日军交战，将其击退。24日，先头部队在大沙河上搭便桥时，遭到安图县伪治安队袭击。这是一群效忠日本的疯狗，队长李道善双手沾满抗日军民的鲜血，堪称恶贯满盈。周树东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穿过树林绕到敌后，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此战毙伤敌百余，李道善也被打死。周树东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从照片上看，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英俊、帅气，充满活力，成熟、老练中，一张明显的娃娃脸上也不无稚气。

永远十九岁的周树东，让我想起同样是中学生的孟杰民、王兆兰、初向辰，也不能不想到我们这一代的十九岁，以及我的孩子这一代的十九岁。

负伤叫“挂彩”、“挂花”

安图县北部，有个叫翁声砬子（今明月沟）的小镇，一条布尔哈通河从旁经过，吉（林）敦（化）、天（宝山）图（们）铁路在这里交合。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张作霖时代就在这里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后，驻防的是东北军29旅676团3营，营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日俄战争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条从中国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并于1909年签订了条约。由于遭到国人反对，只建成吉敦、天图两段，敦化至天宝山之间未接通。事变后，熙洽为了向主子表忠心，就把修筑这段铁路当做一份礼物，献给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3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护卫下，来到3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给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3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是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如今参军讲保卫祖国，那时军阀混战，民生困苦，许多人就是当兵吃粮，拿命换口饱饭。要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的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2军2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出来。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2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见他血肉模糊，官兵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3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去苏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提起负伤，抗联老人都说那叫“挂花”、“挂彩”，就是“披红挂彩”的意思，光荣。轻来轻去没什么，那时那人抗造，重了可就光荣不起了。那时不怕打死，就怕挂彩，打死拉倒，“领静”（清静、没麻烦），挂彩遭罪不说，还拖累别人。

“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回国，在4军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7军老人说，他不牺牲，7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4军4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4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

饶河反日总会悼文

——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沈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映！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

“一门忠烈”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队伍打日本。早晨起来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再抽一阵子才下地，多大的瘾啊。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给戒了，多大的毅力啊。这人中上个头，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打左眼不中右眼。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你听“吧吧吧”，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这一家人都上队了。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她，叫“大婶”。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