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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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当局曾这样评述：“过去同人民革命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自卫军的根据地，设在临江、通化、辑安3县交界处的大罗圈沟、果松川、闹头沟一带。这里属长白山脉南麓，老岭山脉横亘其间，地势险峻无须多言，而且物产丰富，可谓得天独厚。为坚持长期抗战→←，王凤阁苦心经营，选择地形构筑山寨、暗堡、地道上百处，还有粮谷加工厂、油坊、烧锅等等。

日伪当局一直视王凤阁的自卫军为心腹大患，不断“讨伐”，特别是秋冬季。王凤阁善打游击战，自卫军熟谙地形，大部队进山让它抓不到影儿，小部队瞅准了就吃掉它，百人以上的把它诱到适当地点打伏击。像抗联一样，树叶关门是自卫军的活跃期，小部队四处出击。

这支义勇军能够坚持五年抗战，一个重要因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受到重创的也是与人民的联系。“独立大讨伐”前，根据地周围的沟沟岔岔几近无人区，都被赶到“集团部落”里了。而那些修筑在险要地势的山寨、暗堡、地道，在传统的观念里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可面对飞机、大炮也只不过抵挡一阵而已。

深山老林间，昔日宛如世外小社会般的山寨，房倒堡塌，雪白血红。一人来粗、两人合抱的大树，在皑皑林海中熊熊燃烧。

“这是最后的战争”——这是一支不会唱《国际歌》的队伍，但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有几处阵地都是战至最后一人。王凤阁指挥残部转移到老虎顶子，顽强阻击三昼夜，又退守1310高地，直到弹尽粮绝。

王凤阁是在突围时负伤被俘的。这是1937年3月27日，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妻儿和8名部下。

敌人在通化城有名的“东江春”饭店摆下酒席，邀请各界“名流”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略略一瞅，微微一笑，伸手掀了桌子。

4月1日，通化城戒严，伪保甲长挨家挨户通知要人们站到路边观看处决“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刑场设在玉皇山下柳条沟门。王凤阁下车，站定，高声道：父老乡亲们！俺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连俺的小名你们都知道。俺是为抗战打日本子而死的，俺死得值！乡亲们不要泄气，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打倒日本子！铲除伪满洲国！中华民国万岁！

鬼子推着王凤阁的妻子张氏，让她到挖好的小土坑里去。张氏抱着四岁的儿子小金子，走进丈夫倒下的那个大坑，说俺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做鬼也饶不了你们！

张氏倒下了，敌人向小金子开枪。孩子哇哇大哭，敌人又打了一枪。孩子还哭，又开了第三枪。

“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尔农，笔者家乡本溪县下马塘人。父亲务农，农闲时挑担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苗可秀1906年出生，九岁读私塾，之后小学、中学，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在北京大学借读，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11月5日曾和部分东北学生参加“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为负责人之一，南下请求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苗可秀曾迷信国家主义，幻想国民党能使中国强大，加入国民党。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民众的力量，东北青年要做抗日救国的先声，奔赴前线杀敌保家。

1932年2月，苗可秀来到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被委任为自卫军总参议。

8月13日，自卫军打下岫岩县城，除指导官岗村逃脱外，城里几个日本人全部被活捉。内中一商人愿以两万双胶鞋赎人，自卫军则要20万发子弹，并将其释放，由此拉开长达两个月的谈判序幕。

鬼子的算盘是“招抚”，苗可秀说那得有条件。一是自卫军全部保留，不得拆减一兵一卒；二是依旧驻防原地，不能外调；三是按3个旅和3个独立团进行编制，补发子弹粮饷；四是全体官兵竭诚拥护邓总司令统帅这支队伍，不准更换长官。

这样的条件，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当时自卫军需要喘口气，进行休整补充，谈判意在与敌周旋，争取时间。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讨价还价，不就是想弄顶大点儿的官帽吗？既节省了“大和男子高贵的鲜血”，又除了“匪贼”，何乐而不为呢？

从凤城县红旗堡谈到县城，9月5日又把谈判桌搬去奉天。先与关东军司令部谈，再与伪警务处、情报处谈，各部门贪功，都想自己“招抚”。苗可秀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提出要回去与邓铁梅商定一切。10月10日回到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等5个鬼子，也要和苗可秀去见邓铁梅，也是想揽下这份功劳。

近两个月的谈判，有利有弊。自卫军鱼目混珠，一些人认为张学良不出关，抗战没指望，就想假戏真做。苗可秀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断了这些人的念想，稳定军心，恢复民望。邓铁梅同意，并派他全权处理。

13日，苗可秀下令，将5个鬼子和随行翻译处决。

“招抚”期间，日伪明里对自卫军虽无大的举动，实际一直在调兵遣将，谈判破裂，友田等人被处决，立刻开始大举“讨伐”，疯狂报复。

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附近的黄土坎，被敌人占领后，不但对司令部形成威胁，而且当地盐滩税款一项即损失数万元。10月下旬，苗可秀指挥1团、10团、15团、18团和武术队，激战大半夜，将其夺回。

12月8日，日军调集重兵，从岫岩、凤城、安东三个方向进犯龙王庙。苗可秀在龙王庙西北鸹鸹窝设伏，打死打伤日军60多人。自卫军司令部向尖山窑转移，日军200多人赶去文字街堵截，被苗可秀率军击退。日军退守红花岭不支，又退守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等家具搬到街上，构筑工事。苗可秀指挥部队将堡子团团围住，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大刀队趁夜色冲进堡子，砍杀50多日军。

尖山窑是自卫军发祥地，辽东三角抗日区的重要据点，这时已被日军占领。自卫军部署妥当，炮兵发射10余发炮弹，冲锋号响，苗可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日军凭借工事，拼命抵抗。苗可秀冒死爬上墙头，坐在墙上指挥，官兵大受鼓舞，奋力向前，终于将敌人打垮。

1933年4月，日军对三角地区再次进行“大讨伐”，尖山窑等处据点再陷敌手。自卫军损失惨重，转入山林，坚持小股游击。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被俘。苗可秀大恸，一边拾整队伍，一边派出精干队员暗中寻访，处死了出卖邓铁梅的两个叛徒。

年底，三角地区除苗可秀领导的少年铁血军外，其他义勇军都溃散了。

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率铁血军40多人在岫岩县羊角沟宿营时，被汉奸刘仁安告密。500多日伪军将村子包围，苗可秀指挥部队突围时负重伤，战士王德林背着他冲出包围，在山林中隐蔽。21日辗转到凤城县碑家岭老乡家养伤，又被告密，被捕。

敌人将苗可秀押到凤城县城，又用装甲车送去安东疗伤。苗可秀说：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也就用不着假惺惺地来这套了。

7月25日下午，在凤城县城南山沟，苗可秀被绑在一棵松树上。一个日本军官道：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如果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不死。

苗可秀轻蔑地一笑：打死日本人是我的天职。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你就来吧。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苗可秀高声吟道：“尔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

在狱中，苗可秀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老师王卓然，一封给同学张雅轩、宋忱。因前者内容在后者中有所表述，故在这里只抄录后者。

雅轩、忱老弟：

不见面已二年矣，念念！兄今为日本阶下囚，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昨夜秉烛作书，寄与卓然师，其主要用意在于托孤。但此书能否到达王师左右，则未可知。今再与吾弟话陈一切：

一、被难经过：六月十三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兄为炮弹中伤臀部，创甚剧，遂潜伏地方养伤，二十一日为日军所搜获，遂罹于难。

二、嘱托吾弟者：

家属：

甲、吾家至贫，弟之所知也。舍弟被吾所累，吾心实觉不安。吾弟当向卓师及与吾有关系诸公处恳请设法少为赈济。

乙、吾妻至愚，吾子尚弱，教育抚养无人负责，此兄最为关心之一事也。昨天与卓然师书，大意如下：秀予吾子拟名为苗抗生，令吾妻即在王家作仆妇，令抗生即以祖父礼事王师；王师即以义孙视抗生而善教之。吾弟以为如何？我身后事，大家要看在我的身上，时时关照也。

丙、我家属事，找余七弟沛料理，亦系线索。

（2）其他之一：

弟等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之行事。墓旁植梨树四、五株，小亭一间，每有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魂魄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为矣（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要注意此点）。

（3）其他之二：

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

（4）其他之三：

少年团所印诸书，皆系余一手作成，在余被难前，亦曾删订几册，弟等可与赵氏叔侄谋之，付之石印局少印几本，分赠我之友等以作纪念。此外尚有几片信稿，亦可付印，文章大致可观也。

（3…U…W…W）其他之五：

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可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作重整山河的圣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失败便灰心，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

一手执笔，一手执纸，仰面而书，故笔迹至拙也，不多谈了。

再会吧！祝

你们健康！快乐！

希尧凤生

诸公同此不令

兄苗可秀书

六月二十四日

第28章　他们不会唱《国际歌》

王奎一们

土龙山暴动前，王奎一的学生从县城给他捎来一封信，说日本子要来收缴地照了。王奎一把信给景振卿看，景振卿立即集合三百多人去找谢文东，于是土龙山暴动爆发了。

王奎一是土龙山来才河人，知识分子，人称“王老先生”，名流、大户。土龙山暴动，投笔从戎，带领当地农民保卫家园。白家沟战斗打死饭塚等人后，日军攻打太平镇，王奎一战死。家人闻讯，妻子和儿子也拿起枪，投身暴动队伍，后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一窝子上队，一门忠烈。

土龙山暴动的首倡人、重要领袖之一的景振卿，1880年生于长春，迁居依兰土龙山清茶馆，兄弟中排行老二，人称“景二爷”，为人豪爽、性情耿直，讲义气。有七十多垧地，为当地大户，清茶馆甲长。5月1日攻打湖南营，敌人火力很猛，部队被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不进则死，后退亦亡。在小山丘后指挥战斗的景振卿，一跃而起，大呼冲啊，身先士卒发起冲击，中弹身亡。

前面写过的九里六激战，是景振卿的儿子景龙潭带一个中队打的，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据说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笔者家乡本溪县清河城，有个有名的“黄家大户”。主人黄拱宸1899年出生，其父因在王府中伺奉王爷有功，王爷将其在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的土地，全都赏赐给他，从此黄家富甲一方。黄拱宸奉天中学毕业，不愿在奉天经营客栈，回乡栽培果树、养蜂，优哉游哉，广交各界。本溪、兴京两县提起“黄大爷”来，几乎无人不晓。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凤城举义，黄拱宸参加邓部义勇军，被任命为13路军少将左参赞。黄拱宸出钱出枪，以其声望，号召、组织各界人士和农民参加义勇军，收编山林队。

1933年3月，黄拱宸带几个人到兴京县西厢小堡收编“双虎队”，正值奉天靖安军在这一带“讨伐”，躲避不及被捕，并将黄拱宸携带的13路军印信和自卫军空白臂章搜去。

家人探监，告诉他正在花钱托人营救。他说不用了，这样的归宿挺好。把俺赎出去，日本子成天监视着，那种亡国奴的日子俺活不了。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的老乡李德恒，是桓仁中学校长、桓仁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他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抗联1军，他领导救国会为1军募捐，购买粮食、衣服、弹药，派人送上山去。

六十多年后，李德恒的已过八旬的女儿、女婿，和许多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告诉笔者，李德恒是1936年9月被捕的，在沈阳关押半年后被害。那天晚上抓了好多人，救国会的骨干几乎一网打尽。李德恒他们知道日本子要抓人，那天晚上都没在家，怕吓着家里人，说开会，到学校去等着。逃跑的没几个。他们觉得那样会让日本子看低了中国人，他们要让日本子看看中国人的骨气。这些人大都是教师，瞅着弱不禁风，那时教师可都是体面、有身份的人呀。临押去沈阳时再看，眼镜没了的，鼻青脸肿的，一瘸一拐的，没模样了。可一个个都昂着头，上汽车前还喊口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这是一群文弱的男人，也是“宁肯掉头，不肯低头”的真正的男人、强者。

像李德恒、黄拱宸、景振卿、王奎一这样的中国人，东北各地都有，在有义勇军、抗联活动的地区更多。

与黄有们不同的是，王奎一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信仰三民主义的烈士

盖文华，1894年生人，山东省福山县人（又有说是河北省炫），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在大连、安东、上海等地从事银行、钱庄业。目睹国家衰弱，列强横行，忧国忧民，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他痛心疾首，将妻子儿女送到大连岳父家，在敦化、蛟河、安图等县串联爱国人士，准备组织反日武装。王德林的老3营起兵抗战，他认为这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队伍，遂投身救国军，被任命为上校参议。

盖文华才华出众，机敏干练，善于交际，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1932年2月救国军攻打敦化县城，守敌火力很强，正僵持不下，城内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盖文华事先带人潜入城内，策动伪军阵前倒戈，在日军背后打响了。内外夹攻，很快拿下敦化城。

3月中旬，盖文华在吉林市被捕。据说，在日本宪兵队，鬼子动用了所有的刑具，也未撬开他的嘴巴。又派汉奸劝诱，许以高官。盖文华冷笑道：余一生致力于中华之富强，凡违反三民主义者，皆余之仇敌，凡侵略中国者，亦余之仇敌，余必竭力歼灭之！

30日，盖文华和十几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雪。

作为国民党员，盖文华是反对共产党的。到救国军后，在力主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反共。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他的文字，几乎只有反共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中国抗战时期牺牲而入忠烈祠者，共有270余人，其中东北为60余人。

苗可秀和盖文华，都是国民党员。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们首先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属性，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即便像盖文华这种抗日又反共的人，那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精神，不也值得后人学习、怀念和敬仰吗？

老于太太和李三侠们

在桓仁县采访，不时听到关于“老于太太”的故事。有人说她是抗联，有人说她不是抗联，无论是不是抗联，都说她打鬼子。

“九一八”事变前，老于太太就是胡子。有人说她长得漂亮，被胡子抢上山当了压寨夫人，胡子头叫官军打死了，她就成了胡子头。有人说她是为了逃婚，自己上山当胡子的。胡子忌讳女人，认为队中有女人不吉利，而她特别能干，比男人都“飒”（爽快、利索、果断），又有一手好枪法，没她不行，就当了胡子头，叫“大姑娘队”。

而据老于太太的大孙子于海金说，他的爷爷叫于德荣，宽甸县八河川人，老家山东，三十多岁时在宽甸张半子沟被日本人打死。爷爷怎么当的胡子，怎么跟奶奶结婚的，他不清楚。

关于老于太太是抗联的版本，说是红军到桓仁后收编胡子，“大姑娘队”也被收编了。有人说编为一个支队，有人说编为游击大队，老于太太是支队长（大队长），有委任状，上面盖着杨靖宇的官印，老于太太也有官印。程斌投降后，杨司令带红军走了，老于太太还打了半年，抗不住了，下山投降前把委任状和官印烧了。还有人说是放个罐子里埋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老于太太挨批斗，说她是胡子头，想起这个罐子，上山去找，没找到。

非抗联的版本，说你拿不出是抗联的证据，那不就是胡子吗？

笔者请教县党史办的同志，他们说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些，多少年了，查无实据，都是民间传说，但她打鬼子是真的。

一双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两支匣子枪，5个儿子都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出没山林，打家劫舍，袭击日伪军。赶上敌人“讨伐”，这山那山，这县那县，没白没黑地到处跑，桓仁、宽甸、兴京的山林里，到处都留下了那双半大脚的足迹。孩子饿了，脑袋从她腋窝下拱过来吃奶，或者把奶子撩到肩头上，吃得更舒服。据说她的奶子特别长，民间叫“布袋奶子”。有人说那不是天生的，就是那样奶孩子奶长的。奶孩子也不妨碍指挥、打仗，喊着叫着，趴着跑着，左右开弓，孩子也不把枪炮声当回事了，照样吃奶、睡觉。不过，打完仗了，背上的孩子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母亲就赶紧解下来，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待到下山投降前两年，3个大点儿的儿子都拿起了马枪、手枪。

据说，在辽东山区的山林队中，最多时近百人的“大姑娘队”，女人是最多的。平时在老于太太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女兵，丈夫死后更是如此。老于太太留下5个儿子，小产的，夭折的，不知有几个。那年代女人生孩子叫“过鬼门关”，更不用说她们这种境况、生涯了。死人不说，怀孕、生孩子又怎么行军、打仗呀？那时没有避孕药具，她们就吃了一种什么草药，绝经了，每月再也不“来事”了，这辈子也不能做母亲了。

1军是1938年秋后陆续撤离本溪地区的，老于太太应该是年底，或者1939年初下山投降的，之后就住在桓仁县普乐堡，直到去世。

1998年3月28日，我在于海金家采访，中午去路对面的小卖店买烟。开卖店的老人叫王志祥，七十四岁，他说老于太太下山时他见到了。是从大荒沟下来的，日本子领着伪警察押回来的，押到孟家店的院子里。就剩十几个人了，头发老长，披散到肩上，分不清男女。脸、手和胳膊腿，露肉的地方都是锅铁色。棉衣刮得像烂羊皮袄似的，袖子、裤脚丝丝缕缕的，不少人没穿鞋，用破布、麻袋片包着脚。大雪隆冬，那时但凡有点儿办法，也不会下山投降的。老于太太背着老五，脸上看不出表情，那眼色刀子似的，昂着头，挺刚强。

张翔，年三十九岁，吉林省宁安县南湖头人，家庭业农，身为农民，善打枪。事变后，本身虽未参加反日运动，但其对反日部队有很大的帮助，以后被日走狗知道，报告日贼，将其家庭人口杀尽，房子纵火，剩他一个乘机逃出，加入救国军。后因救国（军）失败，自己单独领一部分队伍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他队内的士兵，都是打枪的能手，所以在每次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多少要受些损失。特别出名的给敌人一次打击，即是三四年日本福田大学的学生视察团到镜泊湖去视察，在他们未到之前，他先探悉，以后设兵埋伏，至敌人的汽车到时，即陷入阵地，结果被他们全数打死，一人未剩，枪械、经济都获得而去（敌人十四人全武装，轻、手、机枪都有）。以后在三五年又遇敌激战，因众寡的关系，他本身牺牲了。张翔队长他虽然全家被杀，后自己亦牺牲。但在他的一个时期战争当中，一方面能够全国家之大义，另一方面能够为家庭复仇，其即死于九泉之下，亦能瞑目矣。

感谢先人给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文字，也只能这样子写到这里了。

《东宁县志》介绍伪满时境内9支较大的山林队，排在首位的是“李三侠队”。

没人说得清李三侠的真实名字。本世纪初，笔者在东宁县采访十多位八十岁以上、见过李三侠的老人，说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大高个，有点儿水蛇腰，一身武艺，枪法十分了得。

据说，当年李三侠闯关东走到东宁县老黑山时，黑灯瞎火中，有只狗从背后把两支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有杆烟袋，烟袋杆子二尺多长，比大拇指粗得多，黄铜烟锅子酒盅大小，小榔头似的，扬手向后一刨，那狗就瘫软下去了。又攀上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