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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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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有谁呢？
1937年1月，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做统战工作的李延禄，在上海公开发表《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拥护李杜将军北上抗日》的声明，拥戴李杜出任东北抗联总司令。此后上海的东北义勇军联合办事处，一度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部。
这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五十七岁的李杜，能到东北来当这个总司令吗？不能来，在东北选一位主持工作的副总司令，是不是还得从上述三个人中产生？如果选几位副总司令，是不是就跟没这码事一码事了？
1936年3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汤原县委和游击队及尚志、延禄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当时就不同意由你们几部分军队立即成立抗联军总司令部，更不同意以你们各军的代表及军事领袖即组织全东北的政权。可是不知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信，还是在我们信去时，你们已经将总司（令）部与政府成立了？
总司令部，应该是以我六个军及游击队来为骨干的，团结与号召全东北一切反日武装——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记旧仇宿怨、不论组织形式——只要反日的都联合在这一总司令部下，统一行动对日作战。因此，首先我各军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即在各军活动范围内立即实行联合一切反日部队，筹备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以建立抗联总司令部，这样团结多数真正反日部队的总司令部，才能起得全东北反日战争军事上政治上总的领导作用。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这样弄起来了！我们的三、四、六、汤各军均已知道了！下江的群众也知道了！如果取消之，也是不适当的。因此现在我们的意见：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应作为临时的，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总司令部”，尚志同志为临时总司令。这一临时总司令部，应该成为号召与团结全东北反日军队的机关，特别是各军活动的范围内，根据王、康信内指示的具体策略，正确执行我党的新策略，在联合一切反日部队上，准备召开全东北反日军代表大会，以正式成立总司令部。现在既已建立了起来，就应该以之来起以上重大的作用。
抗联总司令部的建立，一是由李杜或王德林任总司令，这一种看似容易些。二是如满洲省委所说，在各军活动区域内联合一切反日部队，然后召开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这是最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两种想法都行不通。杨靖宇到南满后，与赵尚志、周保中再未能见面，这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如何召开？敌人太强大了，它分割你，孤立你，南北满根据地、游击区天各一方。就算偶尔见一面，部队难以协同、配合，又有何用？
方方面面的客观因素，使历史的进程直到这一刻，东北抗联依然来不及产生自己的领袖。那么，就只能像赵尚志这种自下而上地干起来，虽然最终也难以把全东北的反日军都“总”进来，但在北满、吉东应该是可行的。
游击队也好，义勇军、山林队也罢，从1军到11军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有这个人物，队伍就在一方天地中滚雪球般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北满、吉东各军已经“滚”到一起了，成立个联军司令部，是不是就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了？
赵尚志是否曾经这样想过：跟义勇军、山林队都能联合，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自家人，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北满和吉东两大游击区能够“总”起来，赵尚志任总司令，周保中为总政委，或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挥军作战，西征南进，周保中坐镇总部，协调各军关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1936年7月组建1路军和南满省委时，就将各军及师划分活动区域，2军5师仍在东满绥宁地区活动，意欲保持与吉东、北满的联系，使东北的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整体。吉东、北满也有同样的计划、安排，英雄所见，不谋而合。
可连满洲省委都没了，还想把抗联“总”起来，岂不是明摆着的没门儿的事吗？
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误会和分歧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是个战士，后来当个基层干部，那也能觉出没个总司令部不行。象征收捐税引起的纠纷，有的躲在山里等待大事变，咱们管不了，也管不着人家，可总得有个管他们的地方呀？再说了，集中权力，统一指挥，这是执行战术的前提条件呀？那时是职务越高，实力越强，打的仗越多，在这方面感受越深，非得有个总司令部不可。
赵尚志激烈地反对劝群众归大屯，因为这“集团部落”是非破坏不可的。不然，3军再能突击，“隙缝”、“闲空”也将越来越小，早晚没路可走。可3军再强大，能包打天下吗？那是需要联军总动员、齐动手的呀！
最让赵尚志着急上火的，应该是联军猬集下江了。如果说对于“集团部落”致命的危害性，这时尚有人看不大清楚的话，那么联军猬集下江的危险性，稍有点儿游击战经验的人都能明了的。赵尚志当然也明白他这位联总司令的缺陷和局限性，就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出《为反对秋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大声疾呼，说明为什么必须远征、突击的理由。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你走了，腾出了地方，又牵制、调动了敌人，不正好便利我在下江干我想干的事吗？
赵尚志想当这个总司令，而且认为自己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并为此努力了。这在当年和今天，好像都是个挺羞口的事情，其实用不着。因为这不是赵尚志的性格，他不是要当官，而是为抗战，为了更好地抗战。
问题是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热诚的欢迎保中同志前来能与尚志同志或许还有云杰同志以及其他抗日救国重要负责同志会见，以便改组现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能够包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独立师各军，包括全东北区域，使之成真正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没了大省委，也只有小省委和各军之间协商解决了。杨靖宇和其他军长不来，当然不能解决全东北的问题，可北满与吉东能够面对面地交流、沟通、融合，无疑是向前迈出的至关紧要的一步。而且，周保中也迫切希望与北满同志会谈一切，即与“诵”动身北上，最终还是未能谋面——前面写了。
1937年7月16日，《赵尚志、张寿海Ц罨眯拧分校览罨枚粤芄ぷ餍涫峙怨郏跋Ｍ猛居媚愠て诰玫姆岣痪椋懒⒋硪磺形侍狻！懿俊罱屯罱喜慷樱诰律咸弊芩玖畹闹富樱紫仁侨慷蛹峋龇印薄Ｕ饪墒游芩玖詈妥苷尾恐魅握攘艿南盗兄唬皇恰凹槔蠆U”什么不看在眼里？联总处境尚好时，这位副总司令尚且旁观，这工夫能肯当这个出头椽子吗？又有多少权威？
在同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剖白：
华堂同志，你能清楚明白东北抗联各军并非谁的私业，三军几年对各部各军之提携帮助并非完全为三军，同时也不是谁领导之下队伍多，谁就算工作大有成绩，谁能领导反日战争英勇杀敌突击各方，谁能更多准备大批抗日群众基础，谁能整理其属下部队，更坚强，更政治化，更纪律化，大战开始才更有把握操胜利条件。
本来三军本身满可独立发展，为什么偏愿意把主要干部停留在联军事物的漩涡里。同志们，我们懂得工作前进中的纷杂性，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给东北整个抗日事业来着想。东北抗日事业超过我们的生命。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兴担�
现在中央对于东北联军编制等问题，是否有详细的，根据东北实际情况，有了具体决定，是组织路军总司令部呢？或是建立新联总呢？或是保持原有联总的名义，或是进一步巩固联总呢？请答复，并要详细的答复。
就是说，是拆台，还是补台，你王明、康生说个痛快话、明白话。
再看1937年11月26日，由“赵尚志代签”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等给中央的信》：
我们累次派交通关系去，已送过很多文件，除今夏回来一次交通外，连我们派送过去的人也没有回来一个。摆在目前的紧急战斗任务，使得我们不得不要求国际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与帮助，如果认为我们有错误时，可派人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队伍在沿国境线各地活动者很多，也容易找到。如果不是这样，认为有特别困难时，可指定叫谁去，我们一定去，好研讨各种工作及接受新的工作指示。
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文件，是不是还继续送过去呢？请迅速答复。
赵尚志不知道，“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这时已经回国了。
不知道这时的赵尚志是否嗓子冒火，嘴里起泡，但我们知道他是竭尽全力了，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而且已经说到家、做到家了。
南满的事情总是好办，连两次西征失利，已经元气大伤，依然能够决定第三次西征。北满呢？自下而上地成立联总，先干起来，再逐步地完善它，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却也是最难的。南满尝试了、失败了。北满成立之初，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注意，因为这对于它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了。3军与谢文东、李华堂两支队伍的联合，原本就是其他的同类行为难以比拟的。
而今呢？别说敌人了，就是自己人还有几多把联总当回事了？
至于赵尚志，用一些老人的话讲，这个从来不乏自信，干什么都不服输的人，现在也不能不“屁了”，还落下许多不是，这也是最终酿成他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他是“野心家”呀。
赵尚志赴苏
1936年10月下旬，即珠汤联席会议后一个多月，北满临时省委派执委朱新阳赴苏，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年底，朱新阳从佛山（今嘉阴）县封冻的黑龙江过界，先后被关押在伯力、海参崴受审查，1937年春到达到莫斯科。
据说，当朱新阳得知“吉特信”、“中代信”及吉东方面的组织关系没有任何疑问时，一下子“傻眼了”。
5月17日至19日，王明主持召开了有米夫、代表团部分成员和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满洲工作问题，并听取朱新阳的汇报。“在会议上一致批评了珠河县委三军党委‘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亦批评了一些右倾的趋向。”
会上，王明说“你们的决议（指珠汤联席会议决议——笔者）一点儿也没统一战线的气味”，“你们的政策是有利日本，反统一战线，与我们路线完全不同”。“你们不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形，日本对东北的政策是要消灭满军，满军无法消灭，中国人反日，满军助人民反日。故日本子没法分化中国人，使中国人杀中国人。我们的策略针对着他们”。
王明批评赵尚志是“个人英雄主义”、“左倾浮夸”、“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
从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国”，来到春暖花开的“阶级祖国”，见到了“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他所代表的北满党被扣上这么多帽子，朱新阳蒙了，如何能不承认错误？可他并不明白错在哪里，像抗日反满怎么就能不并提呢？无论如何也掰扯不开，别不过这个劲儿。
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让他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问是我一个人回去，还是同别人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你一个。朱新阳说我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就让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如果会后即派个人，或者哪怕写封信，派个交通员送到北满，省执委扩大会可能就不开了，或者就是另一种内容、另一种结果了，后来的事情自然也能简单些。可1937年春发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让北满党翘首以盼的事情的结果，却是到此就拉倒了，画上句号了。
有些时候，无论怎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能因一点儿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变历史。而这里表现出来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容忍的、连小孩过家家都赶不上的官衙式的轻视、轻浮和漠不关心。
无论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理，北满党和抗联的这等大事，在他们眼里怎么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无论怎样百思难解，这都是他们咳都未咳嗽一声，就把浴血奋战的三万抗联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里，夹起皮包走人的一个注脚。
省执委扩大会结束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了。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没有比七七事变再大、再具影响力的事变了。《义勇军进行曲》早就吼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则要加上个“更”字，或者再来个“最”字。具体到这片已经抗战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费解的“大事变”，一些人觉得有了结论、答案了。5月，关东军称赞伪军“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已经能独立担任讨伐，去年年末他们在东边道的讨伐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两个月后就给了关东军一个耳光的，仿佛还印证了“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正确性”的事实，是许多伪军哗变，掀起一个小高潮。形势变化就像个万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装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的，则是日伪当局越发加强了“治标”、“治本”的“讨伐”力度，半年后就开始了十四年抗战中的最艰难的时期。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校衔壳暗闹腥照秸峒绦┐螅啬诓荒芎芸斓刂苯釉保笨拐浇呦蚣杩嗟慕锥巍６钡澈透骶洌∫馐锻骋弧⑿卸骋唬昂敛灰览档模朔约呵敖幸磺欣眩迤平衲甓取赵舸蟆疤址ァ薄急该髂旯ぷ骰。彼亢廖捶牌急复笫卤涞墓ぷ鳌薄�
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也没有，关于化学药品爆炸药及防毒面具等的原料一点儿也没有，并且我们也不会制造，我们虽然俘获过敌人的短波无线电，但材料亦甚缺乏，并且技术人才也没有，是不是都可以想一个办法呢？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在总的军事方策上的指导。
从上述内容到开办政军干校，再到雄心勃勃的远征，赵尚志想的都不止是眼前的反“讨伐”，而是抗联长远的大战略。无论是作为3军军长，还是通常会被加上“北满”这个限定词的抗联总司令，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都不能不这样想。而且在想到这一切时，也不能不想到一水之隔的“阶级祖国”。不但早就想了，而且有行动了。珠汤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就派1师师长刘海涛过界去苏联，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了。
也巧了（赵尚志的“巧事”，堪称抗联之最），不久，6军2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回来，捎回个口信：苏联要跟日本开战，苏联边防军负责人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苏军行动问题。
之前，北满、吉东各军几乎无不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求援，均无结果。这回苏联主动示意，当然求之不得了，也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年底，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派人过界毋庸置疑，问题是这等大事，派谁去呀？
赵尚志提议张寿海ィ蛭攀亲苷尾恐魅危稚贸ね饨弧Ｕ攀俸＇认为应该赵尚志去，你是联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说日本子正在“讨伐”，我得带兵打仗。张寿海涤貌涣硕喑な奔洌闳チ司湍芘陌澹庋吹箍斓保谑∈奔洹�
1938年1月初，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冰雪覆盖的黑龙江，进入苏联。
结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让杨光华把省委存留文件全部销毁，一班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杨光华觉得有些文件很重要，让交通员送去莫斯科。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哪曾想这回偏偏是个“二般”，途中丢失了。王康越发认为满洲省委有问题了。审查后，杨光华被流放北冰洋，1956年才得以回国。另一位也是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不知被弄去了哪里，从此音讯皆无。
一路上，赵尚志肯定会想到此前一去不归的刘海涛和朱新阳。这应该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只是今非昔比了。在临时省委会议上，他们甚至列出个单子，枪多少，弹多少，服装多少等等，好像一见到老大哥就什么都有了。如果能在黑龙江对岸的“阶级祖国”境内，为抗联建立营地、医院、军校，那又该是怎样一幅令人神往的抗战景象呀？当然，还要请苏联同志帮助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解决东北党的路线分歧问题——这些在给布留哈尔元帅的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了。
其实，从赵尚志上路的那一刻起，他前面的一切都是“二般”了。
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海柿奖呓缫淮印Ｕ陨兄疽欢ɑ岽乩创笈淦鞯堑眯枰嗌偃丝嘎硗匝剑�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海�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
第33章 笔战
×××的“意见书”
《×××（笔者将姓名隐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注明者外，均与此同）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又称“《×××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是1938年2月9日，即赵尚志“应邀”赴苏过界一个多月后写的，全文7000余字。
开篇第一个自然段，即说明“党的意识统一与行动的一致，是战胜一切复杂困难的先决条件”。然后说明“我北满党在珠河中心县委时代，就表现地方党与队伍发生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悬案”，“这纷扰的波浪扩大到整个吉黑两省党与队伍中，这简直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罪恶行为，是反党的倾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罪恶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将这东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给你们”。
接下来回顾历史，通过事例，主要说明以下的内容：一、珠河党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二、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三、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细事件的通知书等作辞，开始进行反党行动，否认中代来信”。四、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隐纠纷”。五、“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六、“他仇视山林队”。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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