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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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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端详、解读一下早已远去了，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却被各种强光灯追撵着聚焦的赵尚志。
难得把谁放在眼里，也不会顺情说好话的侯启刚说：“尚志同志最聪明，记忆力最好。”
聪明（有人还说“绝顶聪明”）、自信、刚毅、果断，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简单、痛快，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二话。有时果断就成了武断，自信就成了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又因为他常常是对的，一些人敬中就有些盲从，习惯于跟他走。另一种敬或不敬中，更多的是畏，也跟着他。他没有架子，那些好端着架子的人，在他面前就没了架子。他好像有种天生的魅力、威严，使人折服，或者慑服。他永远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是被关注的焦点、核心，连在异国蹲洋“笆篱子”，笔锋也得围绕着他转。
把他送上风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话就说，张口就来，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有时脾气、态度也不好。像在省执委扩大会议期间，他认为冯仲云等人动摇、调和，说这些人“没有信念”，他对会议“没有信心”，“不断暴发皮气，弄个性”。会议专门通过《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指出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观念，英雄主义的色彩”，“个人的骄纵”。而他也“完全承认自己在过去所有一切错误与缺点，并郑重接受大会同志们的批评，要彻底克服纠正自己的错误及缺点”，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军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山林队，即胡子。赵尚志可谓与山林队打交道最多的军长之一，不可否认他和3军在这方面的成绩。胡子的劣根性，纪律败坏，打赢不打输，经常帮倒忙，特别是唯利是图，反复无常，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是后来祁致中被错杀的原因之一。而在下江的经济纠纷中，8军的一些人在山林队中散布“3军好缴械”，当然别有用心，甚至不无祸心。“打”字当头的赵尚志，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对于那种屡教不改，甚至敢攻击游击队、侵扰游击区的山林队，也从未客气过。
问题还在于他的错误，几乎都是明摆着的，而且也不想掩饰什么。像“目前总的口号是一切都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只要站在这一观点下，即便有某一个分子倒了血霉，那是在今日东北的形势下免不了的，这并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这话就写在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中。
珠汤联席会议，对旧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概予以否认，由自己去找上级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可召开省执委扩大会时，那组织路线已经明朗了，批评那几处硬伤的态度、方式，是不是可以委婉、和缓些？你赵尚志也不是没吃过“黄豆”，不知其“腥”呀？
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同志意见书，当然是不无瑕疵，在某些地方有与事是（实）不符的和比较有过火的，如认为尚志同志是反党的阴谋家。
这是1938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中的文字。
无论此前对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意见，他毕竟是位威名赫赫的抗战英雄，“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有他的光荣不朽的成绩”，突然戴上一顶“反党的阴谋家”的帽子，是显得突兀，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是，随着大量的“错误”、“罪行”被不断地揭发出来，即便老练如金策，又能说出什么呢？分散游击，天各一方，谁知道赵尚志都干了些什么反党的阴谋勾当呀？
下江特委为3军一支部队做的衣服，被另一支先到的部队穿走了。有人火了，把特委两个干部吊起来打，赵尚志亲自指挥，让人拿小刀一块块往下割肉。笔者采访时听到此事，当年文件也曾提及。有老人告诉笔者，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有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但这件事与赵尚志无关，他不在场，不知道。
前面说了，本书引用的文件，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局限，并不都是十分准确的，有的甚至可能以讹传讹。同样，本书大量的“老人说”，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而且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也会有出入。但是，这位老人所说的赵尚志不在场、不知道，由于某种不便说出来的原因，笔者却敢断言是绝对准确、可靠的。
前面引用过的《×××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三六军下层中要普遍开展反恐怖动摇的斗争，特别要揭穿赵尚志、戴鸣书等逃跑的罪状，不必犹豫。”赵尚志过界后被关押难为人知，过界后就不想回来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可赵尚志为何过界和怎样过界的，×××应该是最清楚的人之一，能这么说吗？
“我们永不能忘：北满党是被‘左’倾关门主义统治了二年。”（从1936年开始的两年——笔者）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由于队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北满党长期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过去三军的全盘工作差不多是在赵军长尚志同志的一手包办之下来进行的。”
并不止上述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够衔接、连缀、组合得起来吗？
有人说，如果赵尚志知道这一切，会不会活活气死？
1937年2月14日，《侯启刚为游击运动和收缴义勇军武装问题给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无条件拥护你的意见的人”，提醒赵尚志：
我意当这样重大关头，你却不需要光从事于英勇突击了，你静心想想，你在北满反日工作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因而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真是间不容发。
同年9月（无日），《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给北满临时省委全会的意见书》中说：
总司令赵同志今后不应该随前防出远征，这是在责任上，领导上，特别目前日速频变的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必移动，并须要扩充总司令干部，尤其政治工作干部，一定领导集体化、统一化，使联总逐渐走到统一领导机能。
从只有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3军和联总，无论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职务，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领兵打仗的人。开辟珠河、哈东游击区，东进、北上和两次西征，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战场瞬息万变，他不能坐在司令部里，让交通员跑上几天、十几天，去传达他的命令。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共产党的队伍也是讲究“靠前指挥”的。主要作战方向的得失胜负，是决定战略全局的，他必须出现在那里，随时决定攻守进退，而且充满自信。
他是东北抗联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
问题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军事行动。
有老人说，他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点，不然就可能一条道跑到黑。他这人固执，自视很高，但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对，什么事情都是强项。你能说服他，他高兴，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适的人选，刺头似的侯启刚也行。可3军的活动区域太大，这些人都散在各地，独当一面了。如果李启东、王德权这些老人不过早牺牲，身边有一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常敲打，后来恐怕也不至于那样子。即便不在身边，如果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执委扩大会上，结果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跟这些人感情很深，这些人也都敢说话。
无论侯启刚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见起没起作用，第二次西征归来，赵尚志是真的不能不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了。省执委扩大会已经不是珠汤联席会议时的一脑门子问号了，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人会赞同他的观点，可在组织原则上，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他发脾气，耍个性，挺明显的心烦意乱。但是，会议进程和决议基本是按着他的思路走的，这似乎又使他恢复了自信，而自信有时是会把个最聪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陈绍宾捎来的那个口信，无论怎样成为千古之谜，客观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大纛所至，强敌披靡！”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赵尚志本来应该置身北满，像之前那样“辉军通（北）、绥（棱）、海伦”，如日后3路军那样突击黑嫩平原。省执委扩大会结束不久，“三江大讨伐”就开始了，赵尚志也应该有谱了。
可他现在只能待在“阶级祖国”的“笆篱子”里。
虎困牢笼，牛落井里，那是怎样的16个月呀？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无论这个民谣有没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赵也好，精老赵也罢，也只有在那“笆篱子”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十、他们的名字叫“汉奸”
第34章 溥仪这个“臭皮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931年11月10日，江桥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东北军、义勇军苦盼张学良率军出关而不得，溥仪却像条狗似的被日本人牵来了。
这天傍晚，这位末代皇帝的“龙体”，蜷缩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离开住了七年的天津静园。刚出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龙头”狠狠地磕在箱盖上。到敷岛料理店下车，人模狗样地换上日本军大衣、战斗帽，乘坐日军汽车到白河码头，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换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达营口，再马车换火车，到了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区，一星期后又去了旅顺。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办，包括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和旅顺大和旅馆，连楼也不能下，只能在楼内房间里出入、活动——这不就像条狗牵到这里就被拴住了吗？
但这并未妨碍溥仪的心情。在他那本相当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中，“比治山丸”驶离码头后，“我”“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被拴在对翠阁里时，“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仪才见到板垣征四郎。
在天津与溥仪会谈，并给了溥仪一颗定心丸的，是土肥原贤二。关于这两位鬼子大佐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留待本书最后叙述。溥仪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弄出来的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倘若当不了皇帝，他是不想来的。一个三岁就当皇帝，却只当了三年的人，不知道那皇帝瘾有多大，反正他念念不忘的是复辟大清王朝，“君临天下”。
板垣拿出的却是《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的五色旗。这时的溥仪，好像还有几两骨头，“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还有，板垣竟然叫他“阁下”，而不是“陛下”、“皇帝陛下”。在天津，土肥原是称他“宣统帝”的。“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
可是，3月1日“满洲国”成立，溥仪9日就赶到长春就任“执政”。
不过，日本人好像也未食言，“执政”两年后，终于“复辟”为“皇帝”。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
……
1934年3月1日的这篇《即位诏书》，不知是哪位或哪几位汉奸、走狗写的，抑或干脆就是出自主子之手，反正溥仪从此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来了。
溥仪“执政”第二天，就有了直到“满洲国”垮台也秘而不宣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溥仪花押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五月十日关东军司令官复文同意
出手不凡，把能卖的基本都卖了。
据说，大清帝室立有家规，在谁手中丢失国土，哪怕一寸土地，死后不能立碑。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丢失土地，当然不只从溥仪始，而且，溥仪可以说东北并不是他给弄丢的。可把东北丢给日本人的张学良的父亲，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终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张作霖，是曾告诫过他不要卷进日本人的圈子里的，为什么还颠颠儿地跑来投怀送抱呢？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抱回个新祖宗——天照大神。从此，黑土地上就有了难以计数的神庙，从伪官吏到百姓都得拜“神”。溥仪自然更是率先垂范，将天照大神的牌位和3种神器置于宫中的建国神庙，每月15日必拜。日军打了胜仗、败仗，则随时去拜，谢神庇佑，祈祷神佑。
无耻的我。
丧尽人格无耻的我。
对于日寇惟命是听，对于丧权辱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
汉奸头子的我。
我这汉奸头子。
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溥仪很会说话、写文章，当然远不止是这些猛扇自己嘴巴子的“……的我”。自抗战胜利后，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写着的，就是他当年说的做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日本人强迫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是个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好像从“执政”到“皇帝”，都是多么地水深火热、苦大仇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曾明白无误地说：“最后整整10年我受尽了压迫。”
常把“妈个巴子”、“臭皮囊”挂在嘴上，并自称是个“臭皮囊”的张作霖，是个有骨气、很硬气的东北人。溥仪当然不会说这类粗话，他说自己是个“人间废物”。当年在清宫每顿至少48个菜，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两一个的包子能吃6个。可倘若仅仅就是这么个“人间废物”“臭皮囊”，那于他于国倒算幸事了。
其实，有了那篇《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关于他的嘴脸和灵魂，已经无须赘言了。
上下卷一套挺权威的大型史料性图书《旧中国大博览》，记录了1900年1月至1949年9月的中国历史，400万字、6000幅照片中，有关溥仪的文字、图片最多。
半个世纪，翻天覆地，多少仁人志士闪耀历史的星空，溥仪怎么成了头号明星？原因很简单，他是皇帝，而且当过3次皇帝（最后那次是要牢牢实实地加上个引号的）。这等人物，别说中国，人类史上又有几个？
段祺瑞跟他套近乎，吴佩孚上书称过臣，强悍如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见他也倒地就拜。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金口玉牙了几千年，习惯了，认这个，那膝盖情不自禁就软了。
有段时期，末代皇帝成了中国的影视明星，外国人也赶来凑热闹。笔者在辽宁某地采访，见到溥仪弟弟溥杰的题字。到乌鲁木齐采访，同行说新疆也有这位御弟的墨宝。笔者不懂书法，请教一位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抗联老人，老人开口即道：“没骨头。”
中国抗战中，被东北老百姓称做“汉奸队”、“大部队”的伪军，有数字指出是80余万人。不清楚这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前的数字，还是14年的总计，也不知道再算上那些伪官吏应是个什么数字。就“满洲国”而言，其倒台前的伪军应不少于20万，“建国”初期主要为投降的东北军，约10万左右，1933年春曾达13万人。伪官吏不大好说。按人口比例，与我们有类似命运、同样人物的国家比较，无论我们排名如何，在中国，溥仪这个哪边风硬朝哪边倒的没骨头的玩物，都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曾是个皇帝。
三岁登基成“万岁”，“万岁”三年成废帝，十一岁再次登基，十一天后再成废帝。一个生于帝王之家的孩子，就这样在乱世中翻着跟头。长大成人后被日本人盯上，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竭力要证明他在东北那近十三年间的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也不能说一点儿道理也没有。“阶级斗争”年代，多少抗联老人被送进监狱，曾经管理过战犯管理所的人被关进管理所。无论历史怎样令人瞠目结舌，最吸引眼球的好像还是溥仪。既然受到惩罚，走出战犯管理所，他（当然也包括溥杰）就应该拥有人的一切权利。但是，当我们关注中国一百来年间他那种独一无二的身份时，千万不能忘了这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是个汉奸伪皇帝。
“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
溥仪在《傀儡戏的收场》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溥仪的侄子，1939年到伪满宫内做“学生”，与溥仪一同逃跑、被俘的溥嶦，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磕头，头不沾地，碰头，则头必触地），并亲自批其额十数下。”之后是宣读《退位诏书》，开头一句仍是“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
王文锋写的《日伪政权垮台前后的武部六藏》中，说宣读罢《退位诏书》，“溥仪在吉冈的面前谄媚说：‘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要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访日期间，会见了裕仁的母亲。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溥仪好像有所遗忘，时任伪总务厅人事处供给科长的古海忠之，后来为他补充：“溥仪会见皇太后，并在新宿的皇家庭园中散步，他‘感到一种类似母爱的感情’。溥仪还在他的手记中写道：‘皇太后说我像她的亲生儿子一样，还流下了眼泪。’”
“巴结”也好，“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也好，竭力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溥仪，能使裕仁的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个人不光是个汉奸头子，还是个天才的戏子。
还有更精彩的。
溥嶦在1945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溥仪一行在沈阳机场被俘后的情景：“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他自己说，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
这像不像种女人，丈夫尸骨未寒，而且信誓旦旦坚称“守节”，话音未落就向人抛媚眼了？
或给斯大林写信，或向苏联官方提出，溥仪曾4次要求留居苏联。
在《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溥仪说：“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
有老人说：倘使刀按脖子上了，也面不改色，就认定日本侵略中国是对的，他当的不是汉奸，那是不是也有点儿改造价值？
前面引用过的《东京审判》的作者说：“对于一个享有皇帝尊号的人应该有个堕落限度！”
《溥杰自传》中说：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
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
用2007年中国的一句流行语，这个曾自认“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的人，也是“太有才了”。
银幕、荧光屏上的汉奸，即便在那种“高大全”的年代，也是那么惟妙惟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再看到外国影视中很少出现这种形象，即便有也绝非汉奸那样猥琐、下作，就想我们的编导能否淡化这类形象？有时甚至希望有人能够考证出这个捧回天照大神的溥仪，原来不是中国血统——可这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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