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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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这是萧红1934年写的《生死场》中的句子，说的是村里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决心，是小说。而上面引用的那些文字，可是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有名有姓的人物，而且都是日本人说的，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说了许多许多。

关于吃人心、人胆、人脑等等，有人会说这不是军部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意思，只是下边一些人的个人行为。那么，从奉天城北门到笔者家乡十字街大榆树上的人头呢？那14年间，东北（包括热河省和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200来个县，有几多未曾悬挂过人头？

肖秀云八岁闯关东，从山东省高密县来到东宁县三岔口镇，第二年东宁沦陷，第二天城门里电线杆子上就挂起人头，那以后几乎就没断过。他数过，最多的时候是24个。老人说，日本子专门把人头挂在热闹的、你非去不可的地方，叫你不看也得看。

十四岁那年，他在镇子里送奶，其中包括伪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一天清晨进了守备队院子，一股冲鼻子的腥味。他问厨房的大师傅，又杀猪了？在灶前忙活的大师傅把嘴一捂，示意他别做声。肖秀云看见对门屋里横躺竖卧的好多人，一个个血渍糊拉的，从门槛下一个老鼠洞里流出来的血，在厨房地上汪了一摊。后来他想这是些朝鲜（族）人，因为他听的是“噢喉喉”的呻吟声。吓得他转身就走，看到门后旮旯里扔着一堆手脚，少说有十几只，都是从腕处砍断的。

“满洲国”有幅宣传画，右半边一幢小农屋，挂面红蓝白黑满地黄的“国”旗，天上飞舞着仙女，这是天堂，上面写着“服从满洲国的人，今天这样幸福”；左半边是阎王指挥鬼魅给人动刑，这是地狱，上面写着“背叛满洲国的人，来世这样受罪”。

2005年12月9日，《环球时报》文章《日本怎么纪念偷袭珍珠港》，引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中的话说，即使现在被认为是亲日的印度尼西亚，高中的教科书中也明确指出，“在占领我国的国家中，日本是最残酷的”。

第37章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地生活”

“人圈”

樊万林老人说，仙人洞是“康德三年”（1936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推大沟”的。

南满管鬼子报复杀人叫“推大沟”，管烧房子，强迫老百姓集甲并村、搬去“集团部落”，也叫“推大沟”。北满叫“烧大沟”、“杀大沟”，东满叫“洗大沟”。吉东也叫“洗大沟”，具体到归屯，还有叫“撵户”的。

老人说，那些日子俺不舒服，躺在炕上睡懒觉，就觉得烟呛嗓子，说你怎么弄得烟气咕咚的？俺老婆说你出去看看吧，是不是谁家着火了。快过年了，各家都忙活“好嚼裹儿”，“过油”（用油炸食品）弄大着火了，或是烧火太多把炕面弄着了，也是“背不住”（可能）的事。这时日头刚在东山上冒红，站到街上一瞅，堡子里没事，烟是从沟里刮出来的，挺大，那火也不能小。俺寻思得喊人拿家什进沟去救火，趿拉双破鞋跑进屋刚收拾停当，沟里的人已经下来了，女人哭，孩子叫，那脸灶王爷似的，说日本子和汉奸队在沟里烧房子了。

老人说，早就吵吵说要归屯，让归到木盂子去，没想到连年也不让过了。怎么办哪？大家伙儿商量。有的说俺几辈子都住在这地场，不走，今晚还回沟里去。有的说不行，让鬼子见了，可就不光是烧房子了。那也有回去的，后来听说有的被杀了。投亲靠友的多。俺的亲戚朋友都在山沟里种地，说不定今天去了，明天就“推大沟”了。就张罗收拾东西，别到时候来不及，跟房子一块烧成灰了。第二天，敌人就来了。那些日子，老秃顶子周围到处都在“推大沟”，白天是烟，晚上是火。枪口对着，刺刀逼着，说什么？走吧。如今，木盂子是除了县城外的第一大镇，那时就有十几户人家，周围大小堡子的人都圈那儿去了。搭马架子弄窝棚，冰天冻地的，也不是干这活的季节呀。几家人合伙，弄起一个先让老人孩子住进去，再弄第二个。俺老婆说这年还怎么过呀，俺说日子都没法过了，还过什么年哪。猪圈、狗圈、牛圈、马圈，这回“王道乐土”了，有了“人圈”。

老人说，抗联好像没想到鬼子会来这一招。归屯老百姓遭老罪了，也把抗联给毁了，把抗联和老百姓隔开了。抗联没有老百姓怎么行呀？再加上程斌叛变就更不行了，杨司令就带着队伍走了。

请愿书

从百难中被救出来的老百姓，一方蒙受恩惠、讴歌尧舜之治的美德，但略感苦痛，辄痛哭流涕而请愿，实为恐缩万分。愚民等全体现在居住之葫芦白崴一带，为愚民等世居之地带，有四五百垧熟地，靠此土地以养活父母妻子以至今日，但因时局关系，不得不移至集家部落暖泉子沟。愚民等事前不知，皆在梦中，奈15日前，代理副乡长吴昌清突然传下来迁移命令，愚民等始知，故全村民皆痛苦流涕，有如乳儿失乳。

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当此播种时期，来建设房屋，开垦荒地，实无以养活父母妻子，故请体察愚民等之可怜，可否将迁移延迟至本年八月，届时定可移至指定地方不误。

特此陈情，此请

垂察准许为荷。

滨江省东宁县讲礼乡暖泉子沟葫芦白崴愚民全体

康德三年五月

同年7月1日，《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资料》中说：“居民看到其实际利益后，已出现自发地积极地去建设集团部落的现象。”又自相矛盾地说：“所有的居民都缺乏远大的眼光，尤其是许多人不愿抛弃自己住惯的房屋而不乐于搬到新部落中去。如果依照其个人的要求，那就永无实现的可能。”

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说：“从建国初到康德五年末建立的防卫集团部落，实际上共达到12565处。”加上以后再建的，都是在暴力下完成的。首先是烧房子，不烧你能走吗？就算一声令下就走了，也一样要烧光，不然抗日军不就住了吗？

仙人洞先后烧了三次。第一次没有杀人，之后见到就是通匪，格杀勿论。

对仙人洞这样的红地盘还算客气的。在东满、吉东、汤原、哈东等根据地，都是先“治标”，即“讨伐”，一通杀烧之后，再“治本”归屯。而老黑沟在“杀大沟”之后第三天，38联队3大队这支魔鬼部队，即在包括老黑沟的舒兰县5区开始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

有钱人也不想，甚至更不愿归屯。穷人人走家搬，有钱人多少家当呀？即便是那些为躲胡子跑去城里的人，他们的土地和大院套，他们的根，也在乡下。更不用说有的在那大院套的什么地方，一罐罐地还埋着什么宝贝了。

而在日本人任县长的边境地区，先是1934年前后一轮“清边”，边境线5公里内不许住人，一律赶到内地去，不走就是“通苏”。到哪儿炕沿没坐热乎，又开始集甲并村。“清边”通常不烧房子，留着让开拓团进驻。某些地区归屯也有这种功能，把老百姓赶走了，开拓团就来了，连地都不用“买”了。

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因各种灾难而湮没的城镇乡村，不可胜数。在关东军把持下的“满洲国”，则创造了一项可谓永远也不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当“九一八”事变前只有8万人的长春，迅速崛起为一座现代化的“新京”时，黑土地上少说不下6位数的自然村屯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批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

“满洲国”“首都”“新京”，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大兴公司等等，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毁损。楼下地下室内，有钢筋水泥坑道通过马路，彼此通连，其间又有厚重的大铁门，可以互相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扬火力，重要路口还有地堡。

“进入”别人的国家，弄出个“满洲国”，就不能不心虚，就把那“首都”弄成个大堡垒。而这“集团部落”是关东军“治安第一主义”的产物，是直接对着抗日武装，特别是针对抗联来的，其规模、选址及一应建筑，都是标准的军事眼光，根据对手的兵力、火力和作战特点设计的。

关于这一切，前面　第14章　曾大略写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部落建设情况。

下面的“集团部落”设计图，是上面引用过的《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资料》的附件之一。这个“按罗子沟（属汪清县——笔者）附近部落绘制”的“集团部落”，是被日伪当局视为“模范部落”大肆宣传，周围各县许多保甲长都去参观学习的。

需要说明的是，依照每个部落100户，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的标准，这是个较大的部落。再就是铁丝网外边，还要有条壕沟。

外壕要求，上宽14尺，底宽3尺，深10尺，为防塌溃，壕内有条排水沟。

土墙高10尺，底宽6尺，上宽2。5尺，用挖壕的土垒墙。墙要夯实，墙上也要架设铁丝网。土墙是最重要的防卫设施，耗时通常为挖壕的3倍。

炮楼并非仅存四角，而是越多越好。特别是没有驻扎日伪军的部落，日寇要求以间隔100米为标准，因为伪自卫团的武器多为老洋炮，老洋炮的有效射程是50米。

建设次序，首先是包括炮楼在内的土墙、外壕和铁丝网这些防卫设施，然后是部落办公、警卫人员建筑，之后才是民房。

建设时间，“最好自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理由是“春季解冻后是农忙时期；夏季是农民除草时期，又是雨季；冬季虽是农闲期，而又冰冻坚硬，难以建筑，所以秋季建设最为便利”。实际是一年四季都干，但还是秋季较多，因为要配合秋冬季“大讨伐”。

问题是这不是搭个马架子弄个窝棚，而是要弄出一座类似于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并在里面填满各种建筑。而在北满，10月就落雪了。

秋冬季归屯的，绝少不冻死人的。

且看伪治安部思想战略研究部治安问题研究组1937年7月编的《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是怎么说的：

屋顶大都是用树皮和稻草盖成，墙上到处是窟窿，根本不能挡风御寒。他们没有衣服，只能烧火围坐熏烤。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没有发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

从屋子里可以清楚看见天上飘着的白云，在目前严寒的季节里，可以想得出他们的痛苦。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叙述，则通常是“炫”字形的两脚落地的窝棚、马架子。炕是有的，因为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就会用火了。那炕呀墙的没干就上冻了，或是用开水和泥糊上去就冻住了。灶坑里点着火了，冷气套热气，被窝里湿漉漉的，被面上一层白霜，或是结了一层硬壳。腰腿痛什么的不用说了，有的第二天就起不来炕了，或是硬邦邦地抬出去了。

有的熬不下去了，管它天南地北的，投亲靠友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场暴风雪，大烟泡中，没成死倒，就算万幸了。

《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说：

根据康德三年十二月的调查：通化街传染病患者数为1132，其中死亡者153；金川县为1505，其中死亡者137；柳河县为4385，其中死亡者315。蔓延地区，不止于以上各县，已波及到东边道其他各县。

关于各处发生相当多的传染病患者的事实，以前曾报告过。这种情况不仅是气候反常或缺乏卫生思想所致，根本原因是：匪贼的骚扰，兵警的镇压，房屋的烧毁等精神上的打击，以及无御寒之衣、食则草根树皮等的肉体上的折磨，两者交织，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传染病。

“满洲馒头”

老黑沟“杀大沟”，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全靠在地垄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因为“洗大沟”而未种上地，怎么活？

而日本人认为最好的归屯时间，在每年的9月中旬，此时正是南满开镰和未开镰之际，北满则已经开镰了。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绣女也下床”，可“洗大沟”把房子都烧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庄稼，还顾得上吗？

还是看看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怎么说的。

通化县——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大体上到明春将有过半数的居民完全缺粮。今春就有人因缺乏包米而碾包米核做粥吃，把这个也吃完了就只好吃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更令人吃惊者，就是在很少有厌世自杀的中国人中间，现在却因为生活贫困，每天都有缢死者。这说明他们已处在极度穷困和悲惨的状况之下。

在收获期间，人民被抢抓去修建集团部落或警备道路，以致到现在农作物还丢在山里，压在冰雪下。

过去散居山里的居民，已经被集中到集团部落里。但是他们所耕种的庄稼多未收割扔在山里。他们本想去收割，但因正赶上讨伐时期，没有居民证和进入无人区证明，是办不到的。

在这次工作的地区约有十二个部落，三千户居民，二万余人。现有的缺粮户三百八十户，二千二百余人。其他的人，虽能维持到五月前后，但是到五六月，正是播种期，仅能以树皮度过一时，却不能去种地，明年的食粮无法解决。

康德三年末，通化县已有一万三千余名饥民，到了春耕期全部居民也将陷入这种境地。

辑安县——

居民生活极度疲敝，县城以外的地方，二分之一的居民，据称旧历正月即将没有吃的，现在有一半居民，每天的食物无法解决，睡觉也没有被褥。在小学校才有一盏洋油灯，其他都点松明子。因为赶建集团部落，正在流行着传染病。江岸地方之所以穷困，原因是在深山里不能耕种，有许多居民吃着江岸一小块地上的粮食；另一个原因是实施了防谷法，从山里不能运出粮食，因而安东方面也不向山里运物资。三道沟在事变时曾有八万到十二万石粮谷的交易，但在去年的交易仅不过四千石。

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寻抗日武装的踪迹。“讨伐”了，组织运输队，官名“勤奉队”，老百姓叫“背背”，给进山“讨伐”的敌人背给养。“勤奉队”用人多少，视出动兵力、“讨伐”规模、时间而定。像老黑沟“杀大沟”，兵民比例1比1。笔者见到的比例最高的是，1939年9月至12月，在东满和龙县“讨伐”期间，日军1个中队75人，征用各种“勤奉”人员850名。

伪自卫团（老百姓叫“棒子队”）训练，像上述出官工一样，都是各家顶梁柱的青壮年，白天站岗，晚上巡逻。至于上山弄松节油（日本人要用来制造飞机燃料）、撸葡萄叶（熬制飞机涂料），则是任务分派到户，需要全家老少齐上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少有没干过的。

1940年4月颁布“国兵法”，实行征兵制，每年30来万体检淘汰下来的适龄青年，俗称“国兵漏”，组织“勤奉队”，到工厂、矿山服劳役，或是修铁路、公路，为开拓团修水坝、造水田。开头规定1年劳役，分3年完成，后来增至3年，每年要出半年官工。

东北3000多万人，农民占85％。耕地减少，大量无偿占用劳动力，与此同步的是一年强似一年的“粮谷出荷”。

侵略者用刺刀剖产出个怪胎“满洲国”，一些怪里怪气的奴化词句也接踵而至。有些下边将陆续出现，这里一并略加说明。

“粮谷出荷”，即强行征购粮食。还有“棉花出荷”、“柞蚕出荷”、“亚麻出荷”等等，内蒙古地区还有“出荷牛”，反正侵略者需要什么，老百姓就得“出荷”什么。“勤劳奉公”、“勤劳奉仕”，“奉仕”也是日文中的汉字，基本意思为“服务”，另有“效劳”、“效力”之意。“浮浪”为失业、无业者，乃至无家可归者。“弘报”意为“宣传”，比如伪国务院弘报处，可理解为宣传部，但又不尽然，因为它还从事情报活动。所谓“严重处分”，即处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另有许多专用术语，比如“特别输送”，即把要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的人，押送到那个魔窟去——这就相当于胡子的黑话了。

日本战犯、原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正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

1943年粮谷年度（从1943年9月至翌年8月）的农产品掠夺计划约定为800万吨（一说为850万吨）。这一计划的测算依据完全是“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

伪满在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购之前，全东北的粮食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据说是1200万吨，而现在要求交售800万吨，这确是一个不饿死人就无法完成的数字。

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