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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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没人；三是那人都蔫了，没精打采的，连小孩子也见不到笑脸。要不是在东北见过日本人，自己又每天生活在鬼子中间，会觉得日本人好像天生就不会笑。10中队打山洞的那个小岛上，有二十多户人家，也是一样。士兵每天120克粮食，那种体力活，一顿饭也吃不上个半饱。好在小麦熟了，撸下来搓一搓，煮了吃。住在人家里，晚上当官的和老兵大都没影了，找女人去了。有的女人公开拽当兵的。“八一五”当天下午，中队长、小队长就不知哪去了，没人管了，等于自动解散了。几个姑娘、媳妇拦住我，点头哈腰苦苦商量，让我留下，我那时恨不能长双翅膀飞回家去。

那天早晨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到海边挖战壕。挖完了，又接到命令，原路返回听广播。听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有几个鬼子号啕大哭。我那一刻的感觉呀，就是鬼又变成人了！

我和那个朝鲜兵去了福冈，1个联队四十多假鬼子，差不多都聚一块了。那人越来越多，满街筒子朝鲜话，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劳工和像我这样的假鬼子。报纸上说有六万人。每天只有一条船，载千把人，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找到个海军仓库，吃穿用都有，在那儿待着，每天往码头上跑，9月中旬终于挤上去了。船到釜山，码头上军乐队吹奏《阿里郎》，一听那旋律，天哪，那人恸哭失声。

隔着大海一点儿招没有，这回双脚踏着陆地，走也走回去了。

10月初离家，第二年9月底回家，十个月的女儿能走路了。

掌灯时分到家的。女儿不认识我，我爹我媳妇好像也不认识我了。越是亲人越往坏里想，总觉得这个人不在了。愣了一阵，我媳妇先哭了。俺一边哭一边问：妈呢？我妈呢？

我第一个走的，又第一个回来，堡子里的人都来看我。我爹倾其所有，弄了两桌酒菜，亲朋邻居又帮着凑了几桌，大家喝呀唱呀跳呀，这回是真高兴啊。

那四个假鬼子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没离开东北。有一个被俘去苏联，四年后才放回来。

差点儿忘了，我那时的名字叫“金山正男”，是1943年国高毕业前改的。那年“满洲国”发布命令，推行“日本皇国臣民化”，所有朝鲜（族）人都得改成日本姓名。我寻思姓不能改了，就弄了这么个鬼名。有些人高兴呀，觉得这回跟日本人一样了。对许多人来说，是换了皮，换不了瓤。不过，若是战场上打死了，日本子就把你的灵牌供起来。小泉纯一郎参拜那靖国神社，里面就供奉着一些假鬼子，还有一些台湾人。

慰安妇血泪

李光子老人的家，在东宁县三岔口镇高安村。三间瓦房，厨房与卧室没有隔断，推开门一切一览无余。家具、用具该摞的摞着，该排队的排队，整齐划一，都放在最该放置的位置上。灶间嵌在锅台里的礼帽状的朝鲜族的铁锅，连同周围的瓷砖，光可鉴人，一尘不染。

见我们进来，不到1。60米高的瘦削的老人，连忙从炕上立起，按照朝鲜族习俗，双手扶膝，深深地鞠躬。

老人1926年生于日本，六岁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叔叔把她们接回韩国釜山老家。她七岁到旅馆干零活，只管饭。十五岁那年，家里来个女人，说中国有家大纺织厂招工，到那里能挣好多钱，她和母亲没答应。第二天，这个三十多岁的“爱简所”女老板又来了，讲中国钱好挣，干几年发财了再回来。这回李光子动心了，说你能给俺妈钱治病，俺就去。

从釜山坐火车，经图们到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东宁，再坐汽车到了大肚川石门子。

正是“关特演”期间，东宁县到处都是关东军，到处都是慰安所，石门子就有四个。“爱简所”、“苏苏浪”是朝鲜（族）女人，“伊吉玛之”、“抠头布屐”是日本女人。李光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鬼子，又弄这么多女人干什么。她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叫“慰安所”的地方，还有种女人叫“慰安妇”，而她就是慰安妇。

她挺害怕，就问女老板：你说的那个大纺织厂在哪儿呀？俺得干活挣钱呀。

女老板恶狠狠地盯住她：小丫头蛋子，老实给俺待着，不听话打断你的腿！

当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哭着哀求老板，说让俺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能干那种事呀。老板就让她扫地洗衣服干零活，还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试探她，看她拿不拿。十五岁的女孩子以为老板放过她了，提心吊胆干了十多天，厄运终于降临了。

那个日本兵见她不从，掏出把刀对准她的脸，却也不敢真的扎下去。只是一个1。80米左右的强壮男人，对付个体重还不到90斤的弱女子，结果又能怎样？她悲愤无助地叫着妈妈、妈妈呀，以泪洗面。

在东宁县已发现的4个慰安妇中，池桂兰是唯一有文化的，读过8年书。她也是釜山人，十八岁时与个同村青年结婚后，去了日本。二十二岁时丈夫被征参军，生活无据，看到报纸上有去中国东北的招工广告，就跟着老板来到东宁县石门子。当她明白那是个什么地方后，怒斥老板撒谎、骗人，丧失人性，不梳头，不洗脸，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俺要回家。

老板抡圆手臂一个耳光子，从此她的左耳就聋了。

老板领进来5个鬼子。

日军上层认为，强奸是部队“有锐气”的表现，可它会激起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利用民间卖淫业，又会传染性病。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期间，许多军人因此住院，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1932年出现第一个慰安所，是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置的。而在“关特演”期间变成了大兵营的东宁县，用当地老人的话讲，是有大营就有“日本窑子”。

已经查明的39个慰安所近千名慰安妇中，朝鲜、韩国慰安妇800人左右，其余为日本慰安妇。与“关特演”期间驻东宁县日军比例，约为1∶100。

东宁镇及周边有10余支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昭原中将住在城北万鹿沟。为这些日军服务的是8个慰安所，其中5个是日本慰安妇。镇里老人都知道，现在百货路那一带当年都是“日本窑子”，叫“田胜”、“大路马”、“青春馆”、“大东旅馆”什么的，那鬼子出来进去黄糊糊的，赶集似的。

新城子沟是第12师团司令部驻地。肖秀云老人说，现在水库南边当年有几排房子，对面铺，中间小走廊，小屋间壁得鸽子笼似的。老人当年赶车去那里送东西，见过。后山坡有个大楼，里面有电影院，有十多个日本女人，去那里都是坐小车、骑大马的鬼子。

二道岗子驻1个旅团，有5个慰安所。许传德老人，当年赶车给大营“拉卫生”，就是运垃圾。老人说有两个“日本窑子”是“背小包”的（穿和服的日本慰安妇），他家这一片当年都是“窑子房”，头几年翻盖房子，还挖出些避孕套，就剩个套口的胶皮圈了。

老黑山镇当年驻日军万余人，有6个慰安所，老年人能记起名字的有“看月”、“十七八”、“东京亭”。西老黑山那儿是朝鲜女人，当地人至今仍称那里为“高丽窑子”。

绥阳镇今属东宁县，当年为绥阳县城，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在那儿，有8个慰安所。“关特演”后，日军陆续撤走。1944年夏大营空了，慰安所也没人了，传说是跟鬼子去南洋了。

前面写过的郭庆仕老人，在石门子修公路，劳工队有个朝鲜会计，跟“伊吉玛之”的老板川崎挺熟。川崎说他那儿缺个挑水的，让那会计给找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让郭庆仕去了。先挑水，后做饭，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

老人说，每天早晨3点来钟起来，走出一里多地挑水，吃喝洗涮一天得20多担水。挑完水就烧洗澡水，有个澡堂子，“姑娘们”洗完澡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接待小鬼子。“背小包”的20来个人，接待当官的，姑娘相对少，当然官也少。逢上星期天，好歹也应付得开。“爱简所”、“苏苏浪”那边就惨了，多时那小鬼子在外边排长队。“康德九年”（1942年），四十多岁的川崎当兵走了，剩个老板娘带俩女儿，跟中国人一样吃高粱米、大麦米了，后来也吃不饱了。那些朝鲜姑娘就更不行了，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的，那也得接待呀。听说有的被糟蹋得昏过去了。唉，不能说了，说不得了。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姐妹们跟她往南跑，经老黑山到牡丹江，再去图们回朝鲜，回家。

刚来时，连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成天圈在慰安所里，“证明书”都在老板手里，又没有盘缠，不会说汉话，周围除了大山，就是大营，还有警察、宪兵，根本跑不了。而现在，池桂兰想的那条路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郭庆仕在东宁走了那么多地方，在山里还常转向，更不用说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女人了。

黑灯瞎火跑了一夜，跑到太平川跑不动了，40多人躺在山上等天亮。天亮后听说老黑山让苏军占领了，一些人不敢走了，就在个朝鲜族屯子留下了。池桂兰和几个姐妹继续往南走，不敢上路，就在山里钻。天亮一打听，又转回大肚川了。村里人看她们那样儿，劝道：别瞎跑了，趁早找个人家待着吧。

东宁县道河镇敬老院李风云老人，平壤人，当年被“招工”到“苏苏浪”。跟着池桂兰跑到大肚川，就留在当地了。老人一辈子没生育，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窑子里出来的破货”。那事能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丈夫吗？

最先发现并报道慰安妇的东宁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说，开头他们写文章涉及到具体人时，用的都是化名。

有关部门在调查取证时，有的子女闻讯赶来阻拦，怒气冲天，又尽力压低声音，唯恐被街坊邻居听见。有的老伴站在门口，手持一把斧头，一副不惜拼命的架势。

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了，可对于这些曾为慰安妇的人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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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日本话不用学，三年后用不着”

“地上天国”

星原稔，191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便不得不回家务农。1935年应征入伍，因文化低，难以升迁，一年后即退伍还乡，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人生就像没有尽头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满洲国”。1936年9月，这个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筹措一笔路费，踏上改变命运之旅。

叔叔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任职，推荐他到阜新煤矿任矿业所本部的警备员，就是看管工人干活、防止逃跑的武装监工。任职不到一年间，他怎样亲手打死三个工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担任煤矿管理系、招募系、劳务系的负责人，又怎样折磨、虐待工人就不说了，只说说这个穷光蛋怎样变成大富翁的。

工人每天下班时，由星原稔开出工票，月底凭工票到账房领钱。多则80％，少则只有一半，星原稔以各种理由少计工票时间，工人工资从未足额过。工人每天最多要干16个小时，加班费只有实际工钱的10％，其余的自然也都揣到他的腰包里了。

星原稔手下有4个把头，每个把头管理300个工人。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是按人数配给的，星原稔和把头不发或少发，攫为己有。吃饭到他们办的食堂，买东西到他们开的卖店，先记账，月底从工资中扣除。这样，工人相当数量的收入，又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开个小钱庄，向工人放高利贷。仅此一项，星原稔每年即可获利数万元。

星原稔与把头开设赌场，从中渔利，再以维持治安为名抓赌，没收赌资，再抓人罚款，每年又有数万元揣进腰包。

最大的进项，还是侵吞招工费。

星原稔经常到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招募劳工，在东北各地摊派劳工、抓“浮浪”。1942年4月调至珲春煤矿后，专职干这个。对于清廉之人，到处奔波，是个苦差。对于星原稔之流，可就是肥差了。在东北招名劳工，招募宣传、劳工食宿和运输开支，需要35元，到关内费用要增加一倍。其中的1/3左右，都被这小子克扣侵吞了。

不知道星原稔的叔叔是何时来东北及怎样发迹的。“九一八”事变前，每年从关内大量闯关东的人们，借用今天的一个词，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工”。无论拖儿带女的，还是春来秋去的“跑腿子”，他们几乎都是农民，也基本都是来种地的。因天灾战祸跨越国界闯关东的朝鲜（族）人，也大抵如此，只不过他们耕种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样的，凭学有专长、亲朋推荐、自身奋斗，在满炭或满铁这样的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或者在个小镇开家诊所什么的。有军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胡子队中，乃至当上胡子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别动队，“九一八”事变前则为“张氏政权”制造麻烦。可像星原稔这样的穷光蛋，没有任何技能、关系、背景，想落草为寇当个喽啰都摸不着门，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烟泡中的死倒了。无论日本在东北有多大的势力，那毕竟不是“满洲国”。

但是现在不同了。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狗屁不是，只要是个日本人，踏上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对驹井长官等满洲国官吏的希望事项》（草案）中说：“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提倡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但首要的是谋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满洲国”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区的不同，地区补助津贴为50％到100％。加上供给住宅，物价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两倍左右。战犯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1935年滨江省五常县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资为90元，而中国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满洲国”的日本人，教育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好。开拓团只有两个学生，也要办所学校。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说，“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

满铁编写的《满洲读本》，在谈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情况时，说“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

日本在苏联、在远东地区有那么多间谍，150万红军共分四路集结、开进，关东军竟然没有知觉。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得知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当天正在大连观看歌舞伎演出。就让人想起“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及其手下那帮东北大员，就开始了关东军和日本人的总溃败、大逃难。

“新京”火车站已不是“人满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国”的人。客车、闷罐车、敞篷车，不管什么车，只要能挤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车开走了，更多的人还在涌来，把道路都堵塞了。苏联飞机不时来轰炸，广播电台成天播军乐，那感觉就是哀乐。8月13日后连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汤鸡般蹲在雨里水里，大人把孩子搂在怀里，不敢动窝儿，唯恐轮到自己时上不去车，被扔在这昨天的天国，今天的地狱里。

最惨的是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的人们，主要是开拓团的移民，特别是靠近边境地区的。

东宁县三岔口镇泡子沿村，有个开拓团。村里老人说，他们是“康德三年”（1936年）来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为背扛许多东西），还有锄头、镢头、三尺钩子什么的。看那样子，在日本过的那日子，也不比俺们强哪儿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满洲国”向着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后来看见他们还有枪，除了种地还训练，这叫什么庄稼人呀？苏联人打过来那天晚上，那炮响的呀，老百姓都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谁打到谁那边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说开拓团那边不对劲，去看，屋子里碗朝天、瓢朝地的，猪都上炕了。炮一响，那人就跑了。

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上汽油，集体自焚。

日本国歌叫《君之代》。

日本国旗叫“日之丸”。

一般称为“日章旗”，也叫“太阳旗”，在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则被叫做“膏药旗”的“日之丸”，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

1945年8月，当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从日本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日本皇军”举着的旗杆上，就只剩块白布了。

“大日本帝国”完蛋了。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说你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桓仁“填大江”有不少伪警察，各地“洗大沟”的，许多是清一色的伪军、伪警察。东北几乎无县没有“万人坑”和惨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许多是被称做“大部队”的伪军和各种汉奸。在刑场上杀害王凤阁的刽子手，是个伪中尉。

土龙山暴动，侵略者最大的教训之一，用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话讲，就是要“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多月就说了：“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方手中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说得更明白：“关东军司令官是发挥皇威和进行指导的中心，但是，如果由他公开出面去侵犯满洲国的独立性，那将是绝大的错误。满洲国是以与日本天皇陛下一德一心，享有天命的皇帝陛下为中心的俨然一独立国家。或许关东军无意之间对满洲国政府或机关的工作有干预过多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还是促进满洲国自身开展工作。关东军暗中保持威力，尽可能对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不过分地直接干预。”

还是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的那些下级禽兽，来得实在。

去过日本的人，回来说日本是“礼仪之邦”。

笔者从未出过国，但我知道当年“满洲国”的日本人，也是礼数多多。

桓仁县普乐堡有个开拓团，1943年后，有点儿模样的男人都被征兵走了。每年春耕夏锄秋收大忙时，伪村公所就让老百姓去开拓团干活。老人们说，忙活一天，临走时，那些日本女人千恩万谢，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谢谢）。

家住东宁县城的秦洪义老人，当年是“满洲电业”的电工。老人说，那时单位、个人家照明出了问题，就得赶紧去修，什么人都接触。中国老百姓热情，进门就是客，赶上吃饭还留你吃饭。去汉奸家里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带搭不理的，有时官越大越不把你当人待，“喝呼”（呵斥、吓唬）你干得不好、干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区又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