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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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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越不把你当人待，“喝呼”（呵斥、吓唬）你干得不好、干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区又是一样。那女的小碎步赶到门口迎接，鞠躬90度，说“空你其哇，伊拉西亚伊马塞”（你好，欢迎）。干完了，再送你到门口，连声“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通常还会送块肥皂，或盒香烟。你不要，她就没完没了地鞠躬。
许多老人谈到类似的情形，当然不止是女人。
与那些两脚兽的兽行，好像就衔接不上了。
如果说礼数多多的日本人，当年是少数、个别的，甚至是极个别的，显然不对，今天就更不对了。2007年7月11日《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向日本人学做小事情》，说：“近来有媒体报道，在国外的多项调查中，日本的国家形象都名列各国前茅。”他们有礼貌，守信用，爱清洁，讲公德，犯罪率极低。据说，日本女人不怕走夜路。
如果说当年的两脚兽是少数，为什么东北各县几乎都少不了“万人坑”和惨案？——这话我已经说过几遍了？
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日本军官兵乃是天皇的军队，其使命是通过拨乱反正，张扬大义于全世界。”而共有5条的《军人敕语》的第2条，是军人应彬彬有礼。
军人非军人，在岛国日本可能是彬彬有礼的，搞“试胆训练”也没有对象，到中国就有了，就成了鬼子、两脚禽兽。用我很钦佩的那位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的话讲，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男人，在战场上却敢奸污其他国家的妇女。然而，回国以后，他们依然还是那么老实，还是一个善良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依然那么彬彬有礼。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国人可是把日本子当人的。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经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说：“东北党今后应努力进行对日本移民及兵士作应有的宣传，特别指明以下几点：A。不虐待俘虏并经过宣传教育将其释放。B。赞助日本兵士及日本移民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行动。C。不无辜的杀害日本移民。D。公开的赞助中国解放运动的日本移民，在中国领土完整东北失地恢复以后，允许有侨居平等自由权利。”
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关于日本劳动大众，我们也采取联合政策。比方平原游击时，在骆驼山捉日本修桥工人一名，给他传单向他宣传后就释放了。在二十六号释放采木日本工八十余名。”
这类报告，各地都有。
我们对于战犯和战后日本的政策，更是天下无双。
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包括管教干部在内的中国人“瓜菜代”（用瓜菜代替粮食）、吃树皮（笔者一家及邻居都吃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依然享受“特供”。“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5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希望，可以允许同居。”“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体弱、患病及上了年纪的，应该优待，特殊照顾。而那些各方面都挺好的，也用得着“特供”吗？并不是因为当年只有他们才能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今天就不许他们吃细粮，而是实事求是。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浮肿，多少上了年纪的人饿死，给他们个中国人的平均标准，或者稍高些，是不是就挺人道了？他们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而是闯进来烧杀奸掠的强盗、刽子手！
起码，那些写到没写到的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洗大沟”、桓仁“填大江”的屠夫，无论属哪级战犯，都死有余辜。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使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就是蒋介石著名的“以德报怨”的胜利演说——这话当然没错，可这就妥了、完了？
据说，我们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
1874年，日本侵占了我们的台湾，我们还得赔偿它50万两白银。此后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和相当于银子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怎样肥了日本，这里不一一列数，仅甲午战争赔偿的2。3亿两，就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国库总收入。
斯大林说：德国必须向苏联赔偿100亿美元。
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实事求是，该赔多少，就是多少。
既不从重从快，也不从轻从慢，死罪活罪无罪，就按法律办事。
——如此，是不是才是对包括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在内的人类的尊严的捍卫和尊重？
如果人类评选“十佳国旗”，单就国旗而论，“日之丸”当为其中之一。
许多国旗，无论其寓意多么深刻，如何能够体现这个国家、民族的特征，都得费番唇舌才能让人明白，甚至仍然难解其意。“日之丸”则简洁、明了，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无论什么肤色、语言、文化的人，都能一目了然，而且印象深刻。
可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根本不是一轮太阳，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血盆大口，是洞穿人类和平的一个巨大的创口，血喷如瀑，尸积如山！
“日本话不用学（“学”音xiáo），三年后用不着。”采访中，许多老人都说到这句话。而陈雷老人告诉我，1932年日寇占领佳木斯不久，这句话就在当地不胫而走。
“三年后”，如果说这是个定数，距“满洲国”倒台还有近10年光景，提前量似乎大了点，可侵略者不是说那是“铁打的满洲国”吗？
“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土龙山“收购”土地——凭其中任何一条，日本子就注定得完蛋了。
用许多老人的话讲，是“日本子不完蛋，没有天理”。
关于“进入”及其他
日本东京有个靖国神社，那里集中了自明治维新以来250万个为国战死的“国家神灵”，仅死于二战的“神灵”就约213万个。1978年秋，更有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正式移入这个神社，供人祭祀。
自1975年三夫武夫首相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及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都曾参拜过靖国神社，每一次都在周边国家引起轩然大波。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更是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的。
新世纪伊始，轮到小泉纯一郎了。
2001年4月7日，小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表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参拜。”
日语“神社”的谐音是“鸡架”，当年人们称参拜神社是“到‘鸡架’前撅腚”。侵略者到处的那些“鸡架”早已灰飞烟灭了，小泉去那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顶礼膜拜一番，却道是“发出和平的宣言”。当年带着“昭和”字样的炮弹、炸弹，在周边国家、地区狂轰滥炸时，那“昭和”不就是“追求和平”吗？
当年在东条英机住所逮捕他时，盟军总部特勤处的保罗·克劳斯中校，对守在门口的宪兵说：“去！告诉这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这家伙带出来！”
小泉说他“我就不明白”，笔者也真的不明白，战犯、“狗杂种”与“安邦定国”的“英雄”，或以小泉为代表的拜鬼文化，与人类公理、正义的差距怎就这么大？
身着全套“皇军”制服，手执三八大盖的日本老兵，举着“日之丸”在靖国神社前列队。一群群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在人群中耀武扬威。外面，宣传车充塞道路，乐队震耳欲聋地吹打着战时音乐，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狂叫：“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尖阁群岛（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天皇陛下万岁！”
与每年一度的“终战日”这种闹剧相呼应的，是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像什么“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出于侵略目的”，“日韩合并”，“责任在韩”，“在殖民地时代，日本也为韩国做了一些好事”，等等等等。
与不断“失言”紧锣密鼓配合的，是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
各取所需地编写历史，或多或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难免的。要想客观、公允地记述历史，委实是件难事。各国怎样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也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的。问题是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它关起门来的自家事。
中国、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今天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多少人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死于鬼子之手？就像个强盗，破门而入，一通打砸抢烧杀，占了人家的地盘。这自然要被送上法庭，并处以极刑的。可他的一些后人却把他视为英雄，念念不忘，顶礼膜拜。还告诉家人、后人，说他是为了咱家的安全，去了趟邻居家，还使邻居都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好日子。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罪名是捏造的，强加于人的。
包括当年的受害国，如今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入日本，哪个是端着三八大盖、歪把子，驾着零式或什么式战斗机“进入”的？又有谁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弄出个“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对反抗或未反抗的日本人“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挂人头了？再用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土地，把自己供奉的什么神，让日本人拿回去供奉，还让日本人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了？
20世纪70年代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曾经说过：“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交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
以宇都宫德马为代表的日本人，让人想到人类的良知。可对于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的日本人，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又怎么能不对他们睁大眼睛？
我们曾说他们是少数人，甚至只是“一小撮”。新世纪伊始，当教科书又一次沸沸扬扬地成为东亚的政治热点时，包括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四位日本首相候选人，“一致支持”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的决定，说明了什么？
全程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曾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第39章 “官家”
正经人家
鸡叫头遍，我的太爷爷就醒了。穿戴整齐，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然后把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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