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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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行为，引发多米诺效应。10月1日，调集数千日伪军“讨伐”牡丹江沿岸，捣毁5军、8军、9军后方基地，进攻赫团，并先后出动16架飞机轰炸、扫射。8军撤到方正县五影山2师密营，被围半个月后断粮，加上官兵尚穿单衣，饥寒交迫，赫团动摇。日寇趁热打铁，派出依兰、佳木斯商会和地方豪绅与赫奎武联系，许诺只要回去，不但不计前仇，还要提升他为少将旅长。10月30日，赫奎武带亲信20余人下山了。

一进一出，这场闹剧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个什么东西且不说了，对8军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

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保证使之实现。”

白土要驼腰子金矿局长与谢文东联系，约定在半截河子会面。结果东宫、白土等人的热脸，连谢文东的凉屁股也没贴上。

土龙山暴动后，谢氏家族几十口子，除上队抗战的外，纷纷东逃西散。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女儿、孙子，逃到勃利县利民屯，改名换姓隐居，被人告密被捕。谢文东闻讯，失声痛哭，部下亦为之垂泪。后来二儿子在三道通养病时，又被日军抓去杀害。

程斌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谢文东是包括老母亲的三代人被抓为人质，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说“谢文东坚决不投降”，那是确有依据的。

人质牌不好使，鬼子干脆把人放了，以期软化谢文东。同时把诱降重点转向8军的收编队，并连连得手。就在这时，赫团哗变又叛变的闹剧开场了。

打死饭冢大佐，鬼子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杀戮百姓1100多人。对谢文东先是首恶必办，一味往死里逼，继而又极力诱降，把饭弄夹生了。赫奎武率团哗变，杀死的虽然不是大佐级鬼子，却使几个鬼子成了死鬼。可这次鬼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矫枉过正了。不过他们也确实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时迂回，越远，越是捷径。

作为谢文东的亲信，1师师长秦秀权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后，3师师长王自孚、4师师长尤连生、5师师长董宪章、6师师长赵庆珍，以及许多团长，陆续投降、叛变。他们当然不是光杆儿一人投敌的，余部大都溃散。

“集团部落”使8军陷于饥寒交迫。倘若鬼子仍是首恶必办，往死里逼，从谢文东到这些师长、团长，也只有死拼到底。可赫团出来回去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还要提升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旅长了，8军就决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谢文东的干儿子、2师师长关文吉，这个在下江联军中闹纠纷、搞摩擦的急先锋，撑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带“讨伐队”端了8军家属区的密营，造成谢文东母亲、儿媳等4人死亡。原以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师师长郭成，也相继叛变。1师垮了，2师被郭铁坚带去西征，3师师长张学忠在战斗中失踪，李华堂身边只剩个空架子的军部。依兰县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各种关系与李华堂联系，劝其归顺。李华堂在依东难以立足，率部潜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战死、冻饿而死，为了生存、战斗“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逃亡、叛变“有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一方面则是北满党和军队20多名高级干部成了“倾向分子”，被开除党籍、撤职。

前面说过，李华堂对赵尚志十分敬重，对北满党大批赵尚志不满，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北满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2师西征不满。难说这种不满对他后来的结局有多大影响，他现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谢文东与李华堂的不同，不仅在于8军属2路军序列，谢文东又入党了，还在于他对派去8军的政工人员，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周保中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告诫他“务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义的、以旧军队团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这种“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说还不想排除了，8军也就问题多多，按住葫芦起来瓢。也亏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换个人怕是早焦头烂额了。

关文吉是去劝降藤松柏时被打死的。关文吉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闻知后大哭一场。苦辣酸涩，那泪水应该包括了所有类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对待关书范那样，处理一个，8军的师长、团长会那样一窝蜂地叛降吗？究其根本，还不是你谢文东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儿吗？

谢文东投降后，担任伪勃利县协和会会长，在县城开配给店，又带勃利县勤劳奉仕大队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出劳工。日本投降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派”，又成了国民党的香饽饽，被委任为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公审后处决。

李华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县大罗勒密被日伪“讨伐队”包围被俘的。之后，在佳木斯经营豆腐坊、旅馆和三江公寓，充当日伪特务据点经理。后来也像谢文东一样，成了什么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下场也跟谢文东一样。

据说，公审谢文东时，他说俺老谢当年也打过日本子。

没错，日寇曾悬赏1万元取你和李华堂的项上人头，《八一宣言》称你们为民族英雄，可后来你们干什么了？跟谁穿上连裆裤了？

谢文东投降后，随伪三江省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去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伪总理大臣张景惠表示谢罪。李华堂被俘后，先是在佳木斯待了几天，然后被送往长春“满洲国”治安部，在那里变节的。

以上只是从民族英雄沦为民族败类的大略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受到拷打、虐待，而是恰恰相反。酒肉满招待，出入有车，据说还睡上了暄乎乎的沙发床。到长春后，“礼遇”更隆重，饭桌上更丰盛，还有许多像沙发床一样从未见识、想都不曾想到的人世间的享乐。

洋楼、洋车、洋灰马路，闪烁的霓虹灯变幻着洋与不洋的招牌字号。穿着貂皮、貂绒大衣，戴着水獭帽子的男男女女，酒楼饭店门开处呼拥出来的雾气、香气，应该让谢文东想起冰天雪地的山林岁月。至于戏匣子里李香兰（三口淑子）唱的《支那之夜》、《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等，还有街头电影海报上的女人大腿，“奸老奤”也好，“奸老谢”也罢，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据说，谢文东是“吃小锅”（吃小灶）的，李华堂有所不同，与部下差不多。不知道那小锅是否有断顿，不得不吃树皮、野菜的时候，被俘与投降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李华堂是准备到松花江北与联军总部取得联系途中被俘的。2月初攻打方正县山元木场，他的腿受过伤。奔江北途中，也不断与敌交战，最多一天交战3次。没人说倘若敌人跟他来硬的，他就会坚贞不屈，但他确实是在鬼子的软刀子下屈膝的。

在有了“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经历后，有人会坦然面对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人正好相反，一旦恢复人的生活，尝到人的滋味儿，就不顾一切地没了人味儿，不走人道了。

“背小树”

1940年12月14日，《张中孚马克正给张寿海Х胫僭频鹊谋ǜ妗分兴担�

曹姓者（名忘记了）年龄在十七八岁，七军周启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过去生活，在出发前向支队长请假，经过说服又不请假了，及到围子后，自己问道百姓们，回哈尔滨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着一个走狗家，还说：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请假，当时周末允并急令随队返回。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已动摇，解放他一定被敌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笔者）处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说，1941年秋，我们从平原回到大青山东南的大森林里，那里有几间木刻楞房子，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住下没几天，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兵，请假回家。领导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