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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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云的父亲郑庆云种地，有时上街卖点自产的蔬菜，母亲谷氏做家务，一个哥哥在商号里当店员。三间草房，一个小院，女儿的突然失踪，就像给这个普通的朴实的人家投了一颗炸弹。况且还是“跟人跑了”，这在民间绝对是被戳脊梁骨的，母亲哭瞎了双眼。直到1952年电影《中华儿女》上演，听人说八女投江中那个领头的指导员冷云就是郑志民，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上山当抗联打鬼子了。

上队只有一年多，大半年是在5军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之后才是彻底地投笔从戎的西征。她和投江的7个战友，都参加了楼山镇战斗。不知她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心境。而从读书、任教，上队后“坐机关”，到山林中行军、战斗，饥肠辘辘，破衣烂衫，她与那些从小干惯了粗活的女兵，显然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西征前又刚刚生了孩子。这些，有关史料、著作都是简单带过。就是最后在乌斯浑河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今人也难以具体叙及。但是，她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在从投入战斗到投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显见的。

“冷云”是她上队后改的名字。唐诗云“冷云虚水石”，水天一色中，一种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形象，正是这个弱女子的强者形象。

上队后，郑志民改名冷云，吉乃臣改名周维仁。杨贵珍不需要改名，因为她没有名字——像绝大多数女兵一样，她们是在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杨贵珍是林口县东柳树河子村人。父亲杨景春为人豪爽仗义，过往行人都爱到他家搭宿，免费吃住，人称“杨家店”。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眼睛瞎了，一家人陷入黑暗。1936年初杨贵珍十六岁出嫁，半年后脑后盘着的小疙瘩髻上，就插了朵戴孝的小白花，丈夫病死了。这年秋天，5军妇女团战士徐云卿住到杨贵珍婆家时，婆家人正合计着要把她卖了。

当过童养媳的徐云卿说：不行！这事得咱自己做主。你乐不乐意上队？

杨贵珍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俺？俺这样的也能上队？

正值青春妙龄的女人，就像后脑勺揉搓的皱皱巴巴的小白花，又像只畏畏缩缩的小鼠，不敢正眼看人，偶尔抬下头，未等接触人家的目光又赶紧低下了。她实在不明白，像徐云卿这样的女人，怎么也能舞刀弄枪杀鬼子？在她的心目中，她与她们就像天上地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她捂着脸哭起来：你们能要俺，他们也不能让俺走。俺是人家用5担包米换来的，俺家把包米都吃了。

徐云卿给她擦着眼泪，说：女人一辈子就值5担包米？你别怕，谁也挡不住你抗日！

参军到密营被服厂，针线活谁也比不上杨贵珍，又快又好。学文化也特别认真，只是开头一拿起笔来，那手就有些哆嗦。有男同志在场，吃饭也脸红，压抑不住的则是笑意。

前面写过的大盘道阻击战，是杨贵珍第一次参加战斗。打响不久，徐云卿就不见了杨贵珍的影儿。冲进村子，老远看见杨贵珍和青年义勇军的两个小战士，在个狗窝前忙活什么。见到徐云卿，正抱着一条鬼子大腿往外拖的杨贵珍，大喊：姐姐，快来帮把手。

从个弱女子到战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杨贵珍圆脸，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挺好看，个头顶多不超过1。65米。8位巾帼英雄个头好像都不算高，没有超过1。70米的，而且都挺漂亮。而最漂亮的，据说是胡秀芝和黄桂清，都是刁翎镇人。黄桂清全家抗战，和胡秀芝都是妇女团老兵，作战勇敢。胡秀芝曾带两个女兵，用手榴弹炸毁敌人哨所。

郭桂琴、王惠民也是刁翎镇人，能歌善舞。胡真一老人说，郭桂琴是个孤儿，被卖到窑子里。谢兴华她爸看她可怜，没等接客，赶紧把她弄出来。谢兴华一家参加抗战，她也跟着上队了。1937年冬天，她冻掉俩脚指头，有只大脚趾，洗脚时见过，记不得是哪只脚了。王惠民也是一家抗战，不然不能要她。她牺牲时才十三岁，扔家里怎么办？她是我那个班的，行军时我帮她扛枪，撤退时我们拉着、背着她。这小孩可招人喜欢了。她爸外号“王皮袄”，是军部副官，上队不久就牺牲了，我们都瞒着她。她们投江半个多月后，我们路过那里，在下游捞出3具尸体，都挂在柳条通里，在山坡上掩埋了。还发现王惠民的背包，里面有个比拳头大的萝卜，啃去半拉。

八女中李凤善遗存资料最少，采访中也无人提及，只知道她是朝鲜族，二十来岁，也是林口县人。

八女中的另一位主心骨式人物，是与冷云同岁的人称“安大姐”的安顺福，西征前是4军被服厂厂长。

有人说她的个头也就1。55米左右，比王惠民高不了多少，却是刚毅果敢，瘦小的身躯里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

安顺福也是一家抗战，父兄和弟弟都是党员。丈夫是4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西征前在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牺牲。

有人说西征前，为了便于管理、行动，4军和5军的女同志即集中编为妇女团。有人说是楼山镇战斗后，将两个军的女兵合编，随5军1师行动。

西征前，老弱病残和怀孕的女同志留下了，还在吃奶的孩子都送给了老百姓。有资料说，女同志不多的4军，送了9个。新中国成立后，有战友、亲属到当地寻访，找到的极少。

冷云上队不久，与周维仁结婚，不久周维仁牺牲，西征前生的孩子，是个女儿。安顺福送人的孩子，不知多大，也不知是男孩女孩。但我们知道，八女中至少有两位母亲、战士，是这样踏上征途的。

“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林贞玉，1914年生人，她和安顺福都是朝鲜族，都是穆棱县穆棱镇新安屯人。新安屯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屯子，“九一八”事变后建立党支部、团支部，青少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抓坏人，是个红地盘，又称“红窝子”。

邻村反动武装来新安屯抓走个党员，林贞玉跟住不放，一口一个“他是俺哥”，一直跟到那个村子，硬是把这个党员“要”了回来。

附近九站有白俄开设的酒厂，收购山葡萄酿酒。林贞玉把传单藏在装山葡萄的筐里，骗过敌人哨卡，进城散发。

1933年春，出了叛徒，新安屯党团员和抗日群众30多人被捕，包括安顺福的父亲、弟弟在内的7人被杀害。安顺福和林贞玉逃过此劫，一个上队去了4军，一个辗转到另一个红地盘宁安县小牡丹屯，秋天参加工农义务队。

1934年秋，5军1师为获取冬衣，攻打斗沟子车站仓库。林贞玉所在团负责打援，撤退时她带一个班掩护，中弹牺牲。

林贞玉是5军的第一个女兵，李志雄是5军乃至抗联中学历最高的女性。

比林贞玉小一岁的李志雄，吉林省九台县人，1931年毕业于吉林女子中学，1933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预科。其父是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1935年秋在伪依栏县地方法院检察官任上，被日本宪兵队以“思想不良”逮捕入狱。李志雄辍学回家，奔走营救，结果母亲自缢身亡，父亲也死于狱中。她先是参加依兰反日救国会，之后上队到5军，曾在妇女团任指导员，1937年后担任下江联军教导队政治文化教官、吉东省委秘书处秘书。

学生时代，李志雄品学兼优，还喜爱体育，是吉林女中的校篮球队队长。只是抗联的山林生活，对这个家境比较优裕的大学生格外苛刻，不断患病。待到饥寒交迫的1938年，当年那个篮球场上的骁将，已经成了个“病包子”，那样子有老人形容一阵风就能刮跑了。

1939年春，敌人进攻设在富锦的后方密营，李志雄随军转移途中，已经病重难支，左臂又负伤，被临时安置在个树洞里。几天后部队派人去找她，老远就闻到一股味了。

李志雄因其女生大学生的身份，所到之处，受人瞩目。而5军的第一个女兵林贞玉，当初一些官兵和老百姓见到她，情不自禁的问号就是：女人也能上阵打仗吗？

林贞玉道：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抗联11个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5军汉族人多，2军朝鲜（族）人多，而且老兵多。

许成淑，1915年生于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1933年入团，同年参加延吉游击队。从游击队到抗联，机枪都是宝贝，大小战斗中的作用，有时堪称只手擎天。机枪手不光要射击技术好，还得政治可靠，而许成淑还因为她长得高大、健壮。游击战，翻山越岭钻林子，有时还要跟敌人抢山头，30来斤一挺机枪压在肩上，对谁都不是易事。行军中看到她的身影，枪炮声中听到那挺歪把子的鸣叫，官兵立刻感到鼓舞，浑身来劲。

1937年6月，千余日伪军从三面将1师1团围在间三峰上。许成淑或长射，或点射，冲在前面的敌人非死即伤。机枪从来都是敌人炮击的重点目标，未等炮弹落下，或者在她刚才隐身的地方爆炸，她的机枪已在另一处开始给敌人“点名”了。此战后，官兵送她绰号“女将军”。那怀抱机枪怒射群敌的样子，也真像大将军八面威风。

1939年8月，魏拯民指挥3方面军主力打下安图县柳树河子，7辆卡车载着援敌到了。“女将军”抱着机枪，在东大门炮台上掩护部队撤离。先是大腿负伤，接着身中数弹，昏迷后牺牲。

崔姬淑和李桂顺是被俘后牺牲的。

李桂顺是和龙县金谷村人，受哥哥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投身抗战。在反“民生团”运动中，曾担任县委书记的丈夫被杀害，婆婆被开除党籍，她也被视为嫌疑分子，受到监视，哥哥则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杀害。面对这一切，无论身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永远坚定的是对党的信仰和抗日救国的决心。

交通员、区委书记李桂顺做地方工作时间较长，1936年秋才上队到3师8团。1931年入党的崔姬淑，像许成淑一样，是延吉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1937年春，李桂顺在黑瞎子沟密营养伤，被敌人偷袭，突围时被俘。崔姬淑是1941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腿负重伤被俘的。

李桂顺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撬不开她的嘴。敌人把两颗人头扔在她面前，那是同时被俘的司务长老王和六十多岁的老战士老崔头，李桂顺昏了过去。敌人以为得计了，用凉水把她泼醒，这回她开口了，破口大骂这帮畜生。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崔姬淑只是冷笑，敌人受不了她那轻蔑的目光，把她的双眼抠了出来。她吐着嘴里的鲜血，说我心里亮堂，看得见你们的灭亡。敌人号叫着，又把她的心剜了出来。

1942年2月初，5军3师师长张镇华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在宝清炭窑山被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官兵大都牺牲，身负重伤的师长和或枪伤或冻伤的6名女兵被俘。

从张镇华口中什么都没得到，敌人就把希望寄托在6个女兵身上。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二十岁出头、长得挺结实的朱新玉。伪县长姓郭，亲自审讯，挺和气地让她坐下，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朱新玉不理，一个汉奸大声道：你哑巴了？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朱新玉道：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们的队伍。

一顿皮鞭抡过，一个叫浅野的鬼子把战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一个汉奸又拿来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

无计可施后，又开始审讯刘英。刘英的丈夫，是3师8团团长费广兆，正在宝清活动，不久前设伏打死十几个日伪军。

伪县长问：你乐不乐意跟你的丈夫过好日子呀？

刘英道：那是在把你们这些东西消灭了以后。

浅野又把战刀架在刘英的脖子上：快快地说，费的在哪里？

刘英怒视着鬼子：他在俺的眼睛里，就在你眼前！

浅野号叫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覆盖着战友的遗体，

遗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唱着赵一曼就义时唱着的《红旗歌》，6个女兵走上刑场。

一个有别于八女投江的英雄群体。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6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

这天是李敏的“饭班”，就是轮到她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6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明白自己提不动那桶。那是只笨重的木桶，加上大半桶包米子粥，能有五十来斤。这时裴成春裴大姐赶过来，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林子里。

11月底，她们从四块石转移到张家窑附近，与敌遭遇。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指挥10多个伤员向东山转移，裴成春带人阻击敌人。迫击炮弹在山坡上爆炸，李敏趴在雪地上，用支小马枪向敌人射击。打了半个来小时，东山方向突然枪声大作，显然那边也上去敌人了，而且火力更猛。这边子弹也快打光了，只得撤退。

5个女兵，裴成春在后边掩护，一个身强力壮的在前面开路。这年雪大，山沟里积雪没裆、齐胸。大个子女兵大张嘴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敏上前替她。手扒头拱，拼命向前，突然脚下一滑，那人就像坐了滑车似的飞了出去。

待她明白怎么回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这是山沟里一条河沟的河道，雪挺厚，这时的积雪还松软。冰面坡度不算大，沾点雪特别滑，一扒拱到冰面上，那人就下去了。石头、树棵子什么的，撞上几下，那人就昏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怎么从雪堆里拱出来的，恍若梦境。风在林间呼叫，雪粒子一阵阵扑打在脸上，她感到一种透心的寒冷，意识就开始苏醒，想起刚才的战斗。她挣扎着爬出河道，向上走去。首先看到大个子女兵，最后是裴成春，横躺竖卧的，都牺牲了。还有两个人没了，后来得知是被俘了。她抱着裴大姐哭了个一塌糊涂，就向山顶爬去。

她想鸣枪，没子弹了，就开始“叫树”。人在山里迷路，或与同伴走散了，拿根腕口粗细的木棒，梆梆梆敲击树干，能传出很远，有人听见，就会以同样方式回应，叫“叫树”。叫了好一阵子，胳膊都震麻了，除了风吼没别的，就又燃起一堆火。她希望有人看到这火光，更希望哪儿也燃起这样的火光。她朝东山方向可着嗓子叫着，她不相信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风把她的声音和希望劫走了，隐约传来狼的嗥叫。

她把枪背好，拄根棍子，开始下山。

她知道，不论多大山，有条河，沿着河道就能走出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胳膊腿和身上都可用“鼻青脸肿”形容了。

太阳出来了，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像块石头，就伸手捡起来——这是块肉呀！

狐狸、狍子、鹿、狼、羽毛艳丽的野鸡，两天里见得太多了。狍子有的离她就10多步远，傻呆呆地望着她。帽儿山密营被袭，牺牲几个人，李桂兰和夏军长的女儿负伤被俘，可还有很多人，有裴大姐。两年了，无论她怎样想在别人的眼里变成大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依靠，只需跟着他们就行了。而现在，这个世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无助、绝望。十四岁的女兵，觉得自己就像离开大海的一滴水，眼看就要蒸发了、消失了。

把死老鼠烧了吃了，腿脚有点儿劲了。

第一天晚上“行军”，第二天晚上在篝火边“宿营”，天亮了继续“行军”。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上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穿的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她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六十一年后，李敏老人说，改革开放后播香港电视剧，警匪片中警察都说“收队”、“起队”。我们那时就是“收队”、“起队”，不叫集合。想想这辈子，没有比那一声“同志们，起队”，再使我热血沸腾的了。

李敏、李在德这辈子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了。

她是朝鲜庆尚北道人，1919年十二岁时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不久入党，1933年参加汤原游击队。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脸上总是红扑扑的。姐姐漂亮，弟弟英俊，都是党员、老游击队员。大弟裴锡哲，1932年春到鹤岗煤矿组织工人暴动，夺矿警的枪，赶上瓦斯爆炸牺牲。二弟裴锡九，同年春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被坏人杀害。三弟裴敬天——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口流利的汉话，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

或者被袭击，或者主动转移，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洗衣染布料，一双手皴裂开的口子，有的就像小孩嘴似的。送来一批伤员，被服厂随即转型为医院，她这位厂长就成了院长，还是护士、护理员。给重伤员擦屎擦尿，任何女性开头都难免迟疑，她上手就干。敌人来了，指挥战斗，她就是这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的队长兼政委。

1938年4月，在帽儿山四块石，敌人来袭，裴成春把伤员转移隐蔽后，带个队员迎敌而去，两支枪把敌人引开了。

1938年后，更多的是履行医院职能、照料伤病员的被服厂，到处迁移、游动。露营“打火堆”，大家都睡了，她坐在火堆旁缝这补那。风向变了，或是谁凑得离火堆过近了，就把他往外拽拽。查完“铺”了，再去查哨。

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忍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曾担任过区、县妇联领导和县委委员，只是在参加革命后学点文化的裴成春，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度。

当年和今天，李在德和李敏一想起裴大姐，就会想到母亲。

赵尚志也叫她裴大姐，当然不仅是因为她比他大一岁。

张家窑战斗的最后时刻，李敏听见金碧蓉喊“没子弹了”，裴大姐厉声道：“别吵吵。”

母亲去世，一夜间李敏长成大人。裴大姐牺牲，李敏就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而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每当她觉得快要挺不住了时，就会想起裴大姐。

1939年初，随3团一个连掩护20多伤病员在宝清县锅盔山活动的李敏，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兵了，实实在在还是个小丫头。

一口大铁锅，劈锯成擀面杖粗细长短的桦木绊子，在沸水中咕嘟着腾腾的热气。春天在山里渴了，用刀在桦树上割道口子，汁水就流淌下来，清沁可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断粮了，就煮桦树绊子，叫“熬树胶”。苦涩不说，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可人饿急眼了，望着那棕色的渐显黏稠的“树胶”，嗓子眼里就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不到二十岁的小刘说：今儿个是“几儿”（几号）了？该过年了吧？

四十多岁、和李敏同一天入党的苗司务长，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一拍大腿：可不是咋的，今儿个是年三十呀。

有人就说，那得弄点儿“好嚼裹儿”呀？哪来的“好嚼裹儿”呀？小刘那抿裆裤的屁股上缝块老羊皮，早没毛了，献出来。苗司务长进地窨子里，又拎出只破牛皮乌拉，洗了剁了放锅里，空气中就有了股脚丫子味儿。

大年初一天快亮时，李敏去换岗。星星在天上眨眼，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哨位在丈把高的石砬子上，身后几棵一人粗细的油松，她将身子靠在树干上。不宜随意走动，走动影响听觉，夜岗主要靠听。真就听到下边有踏雪声，还有树枝折断声。是野兽？不像。谁？口令？就听下边猛跑起来，李敏“吧吧”就是两枪。

一个连就十几个人，还没伤病员多，又没连长。杜指导员说不能撤，地形有利，子弹有的是，打。当即部署战斗，轻伤员也操枪进入阵地。

山陡，老林子里积雪浅处及裆。敌人攻一阵子攻不动，躲在树后一露头，上边就是一枪。

天亮了，敌人少说百十多人，大都是伪军。大家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唱《劝伪军反正歌》。这帮伪军很顽固，打到中午未觉有冲天放枪的，枪打得也准，冲锋时那股凶悍劲儿甚至不亚于鬼子。开头大家只打鬼子，这下子就不分日伪了，有人甚至专打伪军。

10点多钟，敌人来了援军，炮兵也到了。阳光下，迫击炮弹像一只只老鸹从山下林子后面飞上来，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随即地动山摇。轻重机枪子弹像把无形的扫帚迎面扫来，钻进树干的那种声音，用哪种象声词都难说准确。山陡雪深，攻击动作慢，就成了活靶子。可伪军都带着钢盔，半截身子埋在雪里，再毛着腰，钢盔就像盾牌似的把人都护住了。李敏就侧射，或者瞄准正面敌人钢盔前沿的雪地。

不断有人伤亡。旁边的苗司务长趴在那儿不动了，李敏抱起他的头，满脸是血，牺牲了。许排长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