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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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的意义本来就在于战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战斗，消灭敌人，牵制敌人。

在下江出征时，2师100多人，从五常县牤牛河东返时只剩十几个人。转战吉东、东满再西征，收容失散人员，收编山林队，再战斗，再伤亡，一忽儿增至几十人，一忽儿再剩十几人。在五常县最多时曾发展到130多人，待到年底重返下江时，算他就剩3个人了，包括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人都牺牲了。

1942年春，陶净非带一支小部队在五常县老爷岭活动时，被敌包围，战斗中牺牲。

5军1师、2师西征，留守下江的3师兵分两路活动。一路8团由政治部主任季青率领，以驼腰子为中心进出依兰、勃利，掩护主力西征。一路9团由师长李文彬亲自率领，东进虎林北部地区，与7军3师联合作战。

像十二烈士山的勇士一样，3师的神枪手们，战场上有鬼子先不打伪军，打伪军则特别喜欢猎杀那些叫做“教官”、“指导官”的两脚兽。

李文彬任大队长的伪森林警察大队，驻防三道河子两年间，从未打过反日武装。起义后，两个多月，就消灭大佐以下日伪军百余人。

一是共产党创建、领导的武装，二是山林队，三是哗变伪军，东北抗联主要由这样三种队伍构成。前者抗日坚决，可士兵放下锄头拿起枪，军官中也少有懂军事的，就难免要用血的代价交付学费。义勇军中除了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胡子的山林队外，有相当数量的原东北军，军官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山林队的头头、骨干枪法也好。缺点是扰民，抽大烟的多，兵痞多，易动摇，随风倒。哗变伪军与之大同小异，吃苦精神往往赶不上义勇军、山林队。

李文彬堪称集上述各类优长的代表人物。从小受苦，种地、打零工，诚实劳动，用那时人的话讲是个正经人。在东北军中从班长干到连长，性格沉稳，处事公正、果断，富于谋略，深谙带兵之道。队伍中那么多炮手，打仗都是好手，平时也牛气，难管理，属骄兵悍将之列。而到了李文彬手下，起义时皆听命于他，起义后很快成为5军的一支劲旅。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文彬同志是最优秀的最可敬的领导干部。

1939年9月12日，李文彬带9团1连回宝清途中，被伪35团追击、包围，激战中牺牲。敌人砍下他的头颅，又将身体肢解、抛扔。

对小孤山十二烈士的遗体也是这样。汪雅臣牺牲后，敌人把烈士遗体运到五常县，先是立在大街上示众，然后斩首。

张中华，1912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九一八”事变前考入哈尔滨铁路扶轮专科学校，曾任宁安县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道南特委书记、5军宁安留守处主任。

比张中华大三岁的张镇华，宁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军中当兵，历任5军1师参谋长、2师副师长、警卫旅政治部主任、3师副师长，在李文彬牺牲后继任师长。

张中华沉静、内向，爱思考问题。张镇华活泼、幽默，和谁都能自来熟。有人打仗不要命，开晚会让他演个节目就脸红了，张镇华就非让他“来一个”不可。西征失利回来，在4军留守处密营第一次见到彭施鲁，就像老熟人似的：老彭呀，快给弄点儿“好嚼裹儿”吧，这肠子、“肚子”（胃，“肚”音dǔ）都快饿没啦。

1938年8月，张镇华带支小部队在富锦县活动，得知一队日伪军经常进出挠力河右岸的柳毛河沟里。派人侦察，是在保护采金队采金，共是60多敌人，其中日军20人，4名军官。张镇华精心策划，10日上午率队悄然摸近，突然发起攻击，冲进帐篷。敌人毫无准备，企图顽抗的被击毙，其余或者逃跑，或者被俘。一袋烟工夫的战斗，缴获机枪4挺，其他长短枪40余支，子弹两万多发，以及许多粮食和军需品。

前面说过，张中华和侯国忠指挥部队，在代马沟附近袭击军列。之后，他又率队与2军5师在代马沟再次袭击军列，歼灭100多敌人。

1937年底，张中华率领的宁安留守部队，在桦皮沟一带被敌包围，战斗中负伤被俘。抓到这等人物，敌人当然高兴了，软硬兼施，到了是无计可施。

张镇华也是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敌杀害的。有人说他负伤了，有人说是激战中癫痫病发作。同时被俘的，还有前面写过的朱新玉等6名女兵。

1938年以后，在远非“非人”两个字所能描摹、概括的战斗环境中，1路军高级干部，仅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等几人幸存。2路军、3路军虽军以上干部战死较少，师团干部亦大量牺牲，已经不是“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了，而是培养的、提拔的源头已经近于枯竭了。

1938年11月30日，《周保中致黄玉清信》中说：

我们滴最后一点儿血来拼，我们决心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吉东省委秘书处的秀才们。

这是曾经包括冷云、李志雄在内的一批热血青年，先后有十余人。处长金石峰，除汉语、朝鲜语外，还懂日语、英语，副处长姚新一懂英语。有人说吉东省委秘书处，实际也是2路军总部秘书处，除为省委、总部写作一些文件、宣传材料外，主要是编印《救国报》和《前哨》。各省委、路军和一些特委、军，也编印定期、不定期的报刊。

这是依兰喀上喀山沟里的一处密营，几幢半地下的木刻楞小房子，隐藏在密林深处，有一个连担任警戒，在外围设了两道卡子。冬天不暖、夏天挺凉快的房子里，戴眼镜、不戴眼镜的，抽烟的、不抽烟的，各自在桌前忙活着。稿件主要由胥杰、王一知整理，金石峰、姚新一修改、定稿，再由胥、王二人誊写。一种带细密网纹的特质钢板，把专用于油印的蜡纸放在上面，用铁笔刻写，叫“刻钢板”。刻完了，大家一齐动手，用油印机油印，《前哨》杂志还要装订成册。

秘书处有3个交通员。老李头六十多岁，老于头五十来岁，两个人像记者采访似的跑遍吉东各地，从地方党和部队带回文件、资料，许多文章都是据此整理、写作的。省委、总部也尽力提供这一切。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联系时，关内的《新华日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间或也能收到。另一个交通员顾全民，是个十二岁小孩，买油墨、纸、蜡纸、铁笔等等，都是他的事，小孩子不易引人注意。

姚新一原名唐九英，吉林市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回东北，在依兰中学任教，王一知和胥杰是他的学生，调入秘书处前是依兰县委书记。周保中说他“思想颖达酷肆革命文学，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理论有深心研究，工作活动甚敏活，对革命事业及工作担负常能刻苦艰忍”。胥杰原名孙礼，依兰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美术字。周保中评述他“思想知识恒有精进，工作努力，深能刻苦耐劳，不因身体孱弱而减低工作活动之效率也”，“实有深造与前途重寄堪期许之优秀干部”。

春夏秋冬，山里由黄而绿再变黄，一场大雪又染白了。一年四季，无论怎样变幻，这里都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伴着铁笔在钢板上滑动的嚓嚓声，是日夜不息的林涛声，比之那种枪炮轰鸣的战场，就越发像个世外桃源。而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印好装订起来，再被两个老交通员带走了，那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一旦枪声打破山林的静谧，就必须转移了。警卫连打退了敌人，也得马上走人，大批敌人很快就会赶来。敌人只要发现密营，那是一定要将它毁掉的。

喀上喀密营是1939年正月初三被袭击的。当警卫连退守第二道卡子时，这些文弱的书生战士，已将不能带走的物品藏好了。从此，在3个省委、路军中堪称最正规、人员也最齐整的这个秘书班子，→←即开始随部队一起活动，在那色彩变幻的山林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秘书处、编辑部。他们也背起了长枪、短枪，可他们得心应手的第一武器，仍然是笔。每到一地，把块木板朝膝盖上一垫，就在那火堆旁“刻钢板”。

一年后的正月，姚新一带胥杰等人去方正县取一批文件和印刷设备，归来时在莲花泡被敌包围，全部战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2年10月，周保中率3000多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战前，策马来到城东南一个屯子检阅部队，远远的就见一片红云，都是头缠红头巾、手执大刀片的红枪会员。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精壮青年，迎上前来用大刀会的礼节，弯腰抬手、低头向下施礼后，高声道：“俺们红枪会要打头阵，誓灭鬼子，普度众生！”

这个一口山东腔的红枪会首领，是3旅8团团长王汝起，人称“王大法师”。之前救国军打东京城和宁安县城，都是红枪会打头阵。

“九一八”事变后遍地义勇军，遍地大刀会。这“遍地”的大刀会究竟是多少？有专家认为应占义勇军的1/4左右。有些地区的义勇军，基本就是大刀会、红枪会。

大刀会产生于清代，俗名“金钟罩”，白莲教支派，会众遍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地区。首领叫“法师”，设坛场传授徒弟，各坛场又分为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刀会积极参与其间，之后为躲避官府追捕，许多人闯关东。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在民间是口口相传的。你洋鬼子、官府的洋枪洋炮不是厉害吗？我练刀枪不入，你还有什么辙？在桓仁县，李向山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了吧？也一样请法师，设坛场，招信徒，组织大刀会，练法打鬼子。

练法和战斗前，要清水漱口，喝下法师用朱砂画好的符，然后念咒语：“金刚立，斗刚立，神立，术立，无量佛。”念念有词挥刀练法，或者向敌阵冲杀。

大刀会不准吃荤，不准近女色，不准抢掠发财，有劣迹、口碑不好者不准加入。战场牺牲了，就说“升天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心还不诚，本人或者先人曾经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功法还没炼到火候。

这时还没有《大刀进行曲》，那也是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而“武士道”的鬼子见到这阵势，开头也是腿肚子转筋，脑袋发蒙。

1941年4月2日，《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二大队党员调查表》，在“年岁”、“生地”、“入党年月”、“政治程度及思想表现”栏中，王汝起名下分别写着“三十三岁”、“山东义州府费县”、“一九三六年四月”、“政治上有相当认识思想很坚定”。而在“有无特殊技能”栏中，则是个“无”——曾经最受推崇的“王大法师”的“特殊技能”，原本就是便于聚众抗日的一种手段而已。

不知他何时闯关东来到宁安县长岭子，凭着一手好庄稼活和绝对与汗水成正比的毫不吝啬的土地，那个闯关东的梦想快要成真了，鬼子来了。他的父亲赶车去城里卖柴，碰上鬼子抓车拉军需。这要是抓走了还能回来吗？父亲赶着马车拼命跑，车翻了，被砸死了。

长岭子村人多为山东费县老乡，齐心、抱团，这回当然要报仇。可仇人不只是某个个体的鬼子，也不同于这家那家、这村那屯地打冤家，他们要面对的是侵略者，是家仇国难。当时正值大刀会兴起，王汝起不但肌肉发达，更兼头脑聪明，干什么像什么。小青年就四处游说，周围村屯很快传开了，说长岭子有个王大法师能呼风唤雨，要领大伙打日本子，保护地面，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

日本鬼子在镜泊湖南湖头修铁路，有7个卫兵守护仓库。每天午饭后，除值班哨兵外都要睡觉，有的就躺在树荫下。王汝起亲自去侦察，看明白了，即率队出征。这是大刀会首次亮刀。首先摸近哨兵，手起刀落，大刀就在骄阳下挥砍起来，7个鬼头全部落地。

王汝起1935年率部参加5军，任1师3团团长、2师副师长。1938年调任7军1师师长，改编为2支队后任支队长。

他的搭档、7军1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老人说，王汝起总琢磨打仗，而且果断、有谋略。到一个地方先摸敌情，有多少敌人，装备、士气怎么样，能不能打，怎样打。

1939年春，1师东进抚远开辟游击区，途中打下窝通伪警察所，攻进果长镇，又在乌苏里江边袭击日军交通船。敌人调集兵力追打，王汝起拖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几天，待敌人困马乏宿营后，一阵急袭猛攻，跑掉的敌人再也不敢追了。

抚远县抓吉镇三面环水，经常半个上午都雾气蒙蒙的，百来步看不清人，就决定利用大雾奇袭。部队拂晓前出发，不到20公里路走出一多半天亮了，雾却散了。硬攻？肯定有伤亡。退回去？夜长梦多。王汝起当即把穿着伪军服装的20多人组成一支“奋勇队”，由他率领，打着伪满的五色旗，沿着公路大摇大摆进了抓吉镇，直奔伪警察署。哪来这么一队伪军呀？两个“黑帽子”、30多个“白帽子”还没愣过神来，就都当了俘虏。

1940年5月21日，在袭击日伪经营的大带河木场时，王汝起胸部中弹牺牲。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

除4军、5军、7军、8军、10军外，2路军的序列中还有王荫武的救世军和姚振山的义勇军。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这样介绍救世军：

该部是封建社会多神教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一九三七年秋人数近五百名，有战斗力，纪律好，同年冬参加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领导者：救世军军长王荫武，封建产物“知识分子英雄人物”。

部队状况：在该部队中，有党的信仰和很深的群众影响，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员和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王荫武曾“假”投降日本军，两个月的过程，破坏了日本采伐业和反击日军守备队，再建立“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自此以后该部队在松江地带游击运动中形成有力部队之一，不少给予日贼以打击，对林口市每年两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袭击，几乎成为该部队的特有手段，该部队现在虽然人数减少，处境困难，但是能够支持相当时间的斗争，该部队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表示诚恳拥护。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过界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任军长。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义勇军与5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所部官兵大都战死。王荫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战死。

1937年2月13日，《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五、八、‘九’军编为第二路军，以五军为中心。总指挥由周保中同志担任，副指挥由姚振山担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认为“王荫武可担任5军副军长之职”。

不知结果为何未能如此，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见他们在吉东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在当年的5军、2路军的文件中，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对于管“抗日救国”叫“救世”、“普度众生”的救世军的评述。像“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把这样一些字词凑成一支抗日武装的名称，实在令今人费解。不过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这句话，也能让人略懂大概。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引用宋一夫的话解说王荫武和救世军：“烧香吞吃护符，称为天加护，以尊古道为主义，常用白刃为战。”

当“刀枪不入”的神话，不断被现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军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后大批官兵战死、饿死、冻死的窘况中，这支喝符念咒的联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纪律好”，有“很深的群众影响”，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师”而为共产党员。王荫武则好像抱定自己的主义，始终如一。

无论信仰什么主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王荫武、姚振山与谢文东、李华堂的不同，在于他们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荫武即便不是战死、饿死、冻死的，也是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关于2路军参加西征的女兵，有资料说是30多人。在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的是最后的8个人，之前有名有姓的还有黄玉清的妻子，其余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说过，1938年夏，5军、7军曾在虎林县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劳工，几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队。可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已知的这两个军有名有姓的，没一个天津人。

不过，无名烈士比例最大的，还是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以及本书写到的、没写到的是联军的、不是联军的类似的抗日武装。

不知道姚振山的义勇军最多时有多少人，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还剩多少人，只知道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高俊凤是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的妻子，1900年生于宁安，家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王德林、孔宪荣过界后，她收拾残部在东宁县坚持抗战。曾与其他义勇军两打三岔口，又率部与日军激战大乌蛇沟，奇袭大肚川。大肚川一役，击毙五野太郎少尉以下20余人，焚毁3个哨所。东宁人说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手执双抢，骑匹白马，来去如风，人称“金蝴蝶”。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虎狼丛中的刘曙华

1935年8月7日下午，密山县委书记刘曙华去哈达河巡视回来，拐过一个山脚，迎面过来一支伪军巡逻队。逃走来不及了，他假装蹲下解手，把哈达河刚发展的一批反日会员登记表藏在草丛里。敌人在他身上什么没搜到，一阵风把登记表刮了出来。

登记表中有7个人写着姓名、住址，敌人把他们抓来，与刘曙华对质。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刘曙华只承认自己是反日会员，而且是刚参加的。关了4个多月，敌人要他做密探，他觉得当密探有机会逃跑，就答应了。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也跟着特务、密探赌博、抽大烟。在梨树镇见到一姓初的地下党员，因身边有敌人，只能假装不认识。晚上去找，这个同志已经不信任他了。直到1936年初（农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穆棱河见到当伪甲长的地下党员、后来为5军副官长的冯丕让。

事情到此了结了，来的是问题——前面写过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于“奸细问题”还未搞清，北满已“公然写信与同志们所认为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及成问题的第八军军部，直接指刘曙华为日本奸细”。

对于谢文东来说，5军怎么给我派来个日本奸细呀？即便吉东省委后来解说明白了，你们共产党弄的这叫什么事呀？他能不这么想吗？奇怪、警觉、疑惑，为我所用，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如何，刘曙华这8军政治部主任是更难做了。

1938年6月30日，《刘曙华关于八军内部问题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1师师长秦秀权，让人“回去见到王师长（3师师长王子孚——笔者）千万告诉我秦师长嘱咐：‘你们万不要随刘主任走，他是日本子的奸细，他要将你们领去投降，他现在连军部也不敢回去了，五军也不敢承认他了，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八军目前如此之严重，但上级政治工作者仅还有一个文弱无能的我，就然再长生三头六臂恐怕是白费力气，（毫）无所成，甚至于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当然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头颅而着想，如果党认为［需］要用我的热血与头颅来更巩固革命的基础的话，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换得八军转好，那么我定然不惧一切去斗争工作，可是八军现在怎样）。”“（与）其等着人家将我暗杀或驱逐，还不如早离开他们呢？”

一些老人说，在咱们党领导的基本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是什么？那是党代表。军政主官各负其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部主任有最终决定权。可在统战部队里，有人表面上对你挺客气，心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一旦形势变化，他翻脸了，你就掉进虎狼窝了。

刘曙华现在就在虎狼窝里。

刘曙华刚到8军任职，周保中即给谢文东写信，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可在亲儿子、干儿子、干儿子还有干儿子的8军，谢文东连周保中的话也是想听就听，刘曙华又能怎样？不过，有吉东省委和5军在那儿，“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也不能不多少给点儿面子。可进入1938年后，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难，一些人明里暗里跟敌人眉来眼去时，刘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