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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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胜地。可那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两个字“荒凉”。到处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带蜂窝状小孔的黑石头，棱角像刀似的，上面长着青苔，一跐一滑的，那腿脚和身上划的那口子呀。大家都骂，说西荒怎么还有这种破地方呀。

在五大连池的三池子附近，见到个石头垒的窝棚，当地人叫“渔房子”。主人姓王，五十多岁，帮我们烧水、做饭，领我们到五池子南岸的大渔房子去住宿。又提着灯笼，和几个渔民下池子凿冰捕鱼，都是金黄色的连池鲤鱼。第二天早饭，池水炖池鱼，吃得这个香呀。

西荒荒凉，人烟稀少，敌情闲散，敌人也少。可与下江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这里大都没有归屯，见到老百姓，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敌人安插的特务、密探。抗联能和群众在一起，那不就像鱼有了水吗？就觉得西荒来对了。

问题也来了。敌人什么时候盯住了我们这支远征队，说不清楚，也不难想到，也不能说没有准备。可是，沿途没有地方党组织，老百姓帮我们，也只能解决眼面前的问题。前面敌情怎样？后面追兵多少？到了哪里？不知道。结果，11月中旬进至嫩江县东部的松门山，吃了大亏。

山下就有人家，还有个日本人的伐木场，“讨伐”队也在山下，不知道，在山顶打火堆宿营。天亮时，敌人从南坡摸上来，第一声枪响炸耳根子，接着就响成一锅粥。张光迪观察敌情，一颗子弹飞来，是颗炸子，把胸前棉衣炸得稀烂，鲜血直流，好在没伤到要害。这时要撤还来得及，可我们想占据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命令3军8团1连占领西边的一个山头，正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几乎全部牺牲。

第二天晚上，我们翻山越岭，直线距离也走出百余里了，寻思敌人追不上了，刚坐下想吃点儿饭，敌人上来了。下半夜，在座山上，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抄上来。张光迪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向南面撤退。山陡，抱着枪往下滚。

之后我们就不分昼夜一股劲地走，在嫩江县四站东北甩开了敌人，又被飞机跟上了。先来一架，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又来两架，俯冲扫射。荒草甸子，有山也不大，积雪尺把厚了，无处躲藏，就坐在雪地上对空射击，怎么打也打不着，又伤亡一些人。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远征队就剩40多人了，再打回去不可能了，前进又会怎样？还有伤员怎么安置？

临行前只有个大概的路线，过北安后每一步都是第一步，见人就得问路。这时，有老百姓告诉我们，那儿离黑龙江就30来里了，隔江就是苏联。不经上级批准过界去苏联，会被视为逃跑行为，要受处分的。可是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也没别的路了。

王钧老人说：

除掉叛徒，已是10月中旬，雪下半尺深了，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剐得“破狼破虎”（破烂不堪）的，胶鞋也好多露出了大脚指头。西荒冬天这个汉奸，比东荒还“砬茬”（有“精明”、“有本事”、“泼辣”等多种意思，这里应为“厉害”），再挺上10天半拉月，老天爷就把我们灭了。

那时那地方叫“北安省”，“省会”在北安县城，就是现在的北安市。敌人知道，这个季节抗联不可能深入平原作战，就死死地封住山边的屯子，不让我们进去，要把你冻死、饿死。

西北40多里外有个四平街，像个镇子似的大屯子，有不少大院套。天快亮时赶到那里，命令2连、1连从东西两面包抄，我带3连和团部直插中间。狗叫一阵子进去了，没有自卫团，也见不到大院套，都是“光腚房”（没有障子、篱笆墙的房子）。我眼珠子都要急冒了，肯定走错地方了。敲开门一问，这地方叫拉拉屯，四平街还在西边差不多10里地呢。

我找到十家长，让他通知每户来个人，到他家开会。我首先讲“俺们不是胡子”，是从东荒过来的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抗联”、“共产党”，老乡听不大懂，说到我们是打日本子的队伍，都明白，挺高兴，嘁嘁喳喳的。我说你们看到了，我们还没穿上棉衣，希望大家伙儿给凑点，旧的破的都行。两个十家长挺好，帮我们张罗。棉衣、棉裤、狗皮帽子、乌拉，还有油渍麻花的老羊皮袄，抱来放在炕上地下。都是穷人，就20多户人家，还差远了，那也是尽力了。我给乡亲们抱拳施礼，让各连把衣服领回去。党员不分，分到一件的人，把换下来的分给别人。

还得弄棉衣，这回是连马一块弄。西荒那地方，敌人都是骑兵，连屯子里的伪自卫团也是骑兵。大草原，没马玩不转，冬天更没辙。日伪军一出动就是骑兵、爬犁，你累得狗爬兔子喘的，它一撒欢儿就追上你了。龙镇附近的讷漠尔伪自卫团是全鞍马，通北县东南有个日本开拓团，马挺多。1连、3连由两个连长率领，去打开拓团，我带2连和团部去讷漠尔。这回挺顺利，都让我们缴械了。

骑在马上，那人心里特别踏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咱跟敌人也不差啥了。棉衣、棉裤、狗皮帽子，许多人还有大衣。枪也比过去好了，弹药充足。

我们从龙镇北边出发，顶风冒雪越过北黑铁路，经过龙门山、尾山、五大连池，进到嫩江县。又越过嫩江，向西到了内蒙古的巴彦旗。一路上忽东忽西，打防所，缴自卫团，袭击日伪军，横扫嫩江平原。个把月左右，又掉头南下，回到北安。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给我们划定的游击区域，是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向北就越界了——我们已经越界了。

李兆麟来了，嘴巴、眉毛和帽耳上都是白霜、冰凌。我们挺高兴，他心情也挺好，说：王钧，你搞得不错呀，都成骑兵了，还去嫩江溜达一圈。

那时，我就琢磨这平原游击怎么打。去嫩江转了一圈，又是最难熬的隆冬季节，算是试探一把，觉得真行，有信心了。

1939年1月中旬，冯治刚率领6军教导队和12团北上，去龙江北部的德都、讷河、嫩江开辟游击区。我们越过讷漠尔河，来到田家船口，在田家大院田景春家吃早饭，边吃边跟田景春和伪屯长唠嗑，了解敌情。冯治刚就决定在那儿打一仗，给敌人点颜色瞧瞧，用胜利鼓舞、振奋、发动群众。冯参谋长怕敌人报复当地老百姓，让屯长孟繁贵去六七里外的西相腰岗警察分署报告，我们就在屯子里等上了。

9点多钟，从西南方向开来两辆汽车，鬼子、伪军，还有警察。离屯子还有二里地，就停下观察，到屯边还放阵子枪。冯治刚说这是瞎诈唬，放进来打。敌人见屯子里什么反应也没有，就进来了。头车在田家大院墙根前停下，一个个撅着屁股下车，冯治刚喊“打”，枪就响了，我们就冲了出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趴在雪地上举手投降。投降饶命，趴在车上、钻进车底下顽抗的，都打死了。

远征到德都平原后的第一仗，把50多敌人全包圆了，咱们无一伤亡。

用干亲、磕头等封建形式开展工作

1939年2月，讷河县委成立，书记尹子奎，领导讷河、克山、德都、嫩江等县开展党群工作。4月又成立肇州县委，省委先后派出高仁杰、徐泽民、张文廉、刘海、高吉良等人，到肇州、肇东、肇源3县开展工作。

7月13日，《冯仲云关于下江与六军情况及对龙北工作意见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龙北的地方群众工作，应该以绝大的努力注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队伍的工作发展必须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工作发展必须队伍发展，二者是休戚相关不能分离的。珠河群众工作与三军、下江群众工作与六军的历史上的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11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张寿海Р⒆�龙北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说：

现在龙江北部不能没有山东人，也不能没有红枪会的残余，他们还有等待机会而举义的愿望，有些地方可能有秘密练功，我们不要以革命的清谈来忽视与反对他们的传统，应当号召他们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我们要顺利的开展西北阵地，必须要耐心的进行以少数民（族）工作，必须用干亲，磕头等封建方式来接近他们，联合他们，便利于我们的行动。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那叫密营。被“集团部落”逼入山林的抗联，密营被毁，只能“天大房子地大炕”。现在要趁西荒许多地区还未归屯，赶紧到群众中去，有了群众就什么都不怕。

从东荒到西荒，空间的变化，不但带来了平原游击这样的新课题，呈现在眼前的斗争环境，也仿佛回到了当年游击队时期。只是从省委、总部的当家人，到像王钧这样的老队员，这些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的幸存者，早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王钧老人说：

田家船口战斗后，是谷家窑突围战，又打胜了。我们认定这一带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可以开辟游击区。冯治刚参谋长回去向省委、总部汇报，要求派人来开展地方工作。这是2月中旬的事，3月初就来人了，是从下江赶来的。

龙南也派去人了，来龙北的是4个人。下江特委组织部部长小孔，原名姜桂和，这时化名方明玉，任龙北地委书记。6军留守团长耿殿君，负责军事，组织地方武装。汤原县洼区区委书记尹子奎，还有3军少年连指导员陈净山，我们叫她“女陈”，尹子奎和她假扮夫妻，到讷河县做秘密工作，准备组建县委。

他们在龙门山找到部队，除了女陈，都是老熟人，见面亲哪。我问小孔有什么指示，他说你把我们送到讷河地面就行了。

冯参谋长没回来，我带着军教导队和12团越过五大连池，进到讷河县查拉巴奇山的一个木营。有30多副马拉爬犁，都是讷河县五区梁家屯的，在那儿拉木头，见到我们吓坏了，怕卸他们的马。我说我们是抗联，不是胡子，是来打日本子的。小孔又讲话，他那嘴茬子厉害，把他们讲高兴了，跟我们唠起来，越唠越亲热。这些人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上了，说山里来了队伍，叫抗联，不打不骂，不抢不夺，就打日本子。

第二天一大早，梁家屯的头面人物张振江，就坐着爬犁上来了，还带着一些烟卷、冰糖。我说这是干什么，把我们当胡子了？他说你们打日本子劳苦功高，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这个人挺会说话。唠着唠着，他说王主任，你看咱们“近便近便”（近便有两种含义，一为路近，二为亲近），磕头吧。

我跟张振江说，你们地方出3个人，我们队伍上也出3个。刘关张是桃园三结义，今天咱们来个查拉巴奇六结义，怎么样？他瞅瞅我，说我们也没人呀，我说这不是现成的吗，你，给你赶爬犁的老王头，还有这木营看房子的老马头。

张振江愣了一下。在他心目中，赶爬犁、看房子的两个穷老头子，怎么能上得了这台面呀？咱们在当地活动，他跟队伍上的大官称兄道弟，除了抗日的一面，也使他有头脸、有势力。而我想的是，这木营今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落脚点，老马头的用处大着哩。张振江这个人太会来事，让人不大放心。有老王头在他身边，就觉得踏实些。

就报岁数、排顺序。老王头老大，老马头老二，张振江老三，小孔老四，我老五，12团副官王万俊是老疙瘩。木营里有个山神庙，6个人在山神牌位前磕头作揖，喝酒盟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谁坏了良心，天打五雷轰。

当天下午，小孔他们坐张振江的爬犁下山了，在张振江家吃的晚饭。第二天，他们往西路过三马架屯，进户人家喝水，唠起来。主人叫刘跃庭，四十多岁，在东北军当过连长，“九一八”事变后回家种地。这是个血性汉子，打日本说干就干，不久到军部当副官，还代理过12团团长，这年秋天在唐大火犁屯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弟弟刘景阳，是讷河县人民抗日先锋队队长，抗日先锋队是小孔他们组织的地方武装。

尹子奎和女陈去县城了，小孔和耿殿君他们留在刘跃庭家。小孔临走时还跟我要了两个指导员，高木林和王恩荣。4个人装成扛活的，分头到周围村屯区活动，发展党员，组织反日会。这个屯子搞得差不多了，就到另一个屯子。三合屯的伪警察队挺顽固，天字二十号屯有个高四阎王不让进屯子，部队去把这两个钉子拔了，小孔他们的工作就更顺利了。讷河县五区和克山县北边的一些屯子，就像当年汤原的红地盘似的。

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给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关于队伍来此问题，我们意见以为最好是骑兵两部分（服装整齐）。一部分最少亦须四十人（二轻机），因为太少对于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不利的地方，当然人员须要有相当健全的青年，小孩和老头是不妥当的，有战斗力的，绝对遵守纪律的，对老百姓态度好的，千万不要把大部分义勇军领来。如果能够来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得到大的发展，在双方配合下，一定能够发展人员到数倍、数十倍，甚至引起大的民变。

你光说我们有多少队伍在什么地方，关内还有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国民党也抗战了，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当然要来兵强马壮的队伍，让老百姓受到鼓舞，感到有信心。如果净是些老头、小孩，或者山林队改编的，纪律不好，那就帮倒忙了。

龙南肇州、肇源、肇东地区的特点，是各种会道门多，当年红枪会、黄枪会多。由于北方会议影响，当年红枪会、黄枪会风起云涌时，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其指手画脚，甚至不屑一顾。而今则是千方百计，要把沉寂多年的这类武装重新激活起来。至于拜把子及入会道门什么的，只要便于发动群众，有利抗战，拿来就用。

平原游击（一）

1939年1月底，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在各军师团番号不变的情况下，将所属部队编为4个支队和2个独立师。1支队由3军3师8团1连和6军1师6团组成，支队长张光迪，政治部主任陈雷。2支队由3军3师8团2连和6军教导队、2师11团、12团组成，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冯治刚。3支队由6军3师8团和11军1师组成，支队长王明贵，政治部主任于天放。4支队由3军机枪连和6军19团、9军2师组成，支队长雷炎，政治部主任关树勋，参谋长郭铁坚。独立1师由3军1师编成，师长任永富，政治部主任周庶泛。独立2师由3军7团和11军1师部分部队编成，师长马光德，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同时设立龙北、龙南两个临时指挥部。龙北指挥部负责人由张寿海Ъ嫒危�领导1支队、2支队，在通北、北安、德都、克山、讷河、嫩江地区活动。龙南指挥部负责人由许亨植兼任，领导3支队、4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在绥棱、海伦、绥化、庆城、铁力一带活动。

1940年4月，东北抗联统一番号，1路军被编为1、4、7支队，2路军是2、5、8支队，3路军是3、6、9、12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大队。3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6支队长张光迪，副支队长高吉贤，政委于天放。9支队长陈绍宾，副支队长边凤祥（后任支队长），政委周云峰（继任高禹民）。12支队长李景萌（后为戴鸿宾），政委由许亨值兼任。

郝凤武老人说：

我记得是1939年的腊月过小年后，我们4支队在绥棱东山里。支队长雷炎说得活动活动，这年不能让日本子过消停了，咱们也得弄点儿“好嚼裹儿”。

那时要打仗，就得去西边平原。我们80多人，都是骑兵，过了（哈尔）滨北（安）铁路，一马平川，大雪捂地，骑在马上冻得不行了就下地走，那马停一会儿也冻得直哆嗦。我们先在四方台活动，打几个小仗，腊月二十九到了李老桌屯，让敌人包围了。

李老桌屯在海伦、望奎两县交界，有30多户人家，过去去过，老百姓可好了。这次是后半晌到的，各家住下，黏豆包、猪肉酸菜炖粉条子，都是“好嚼裹儿”、年味儿。一些半大小子、闺女在场院里练秧歌，我们去“卖呆”，还把我拉进去扭一阵子。

第二天刚放亮，敌人来了。有人说有汉奸告密，还有说是来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500多，坐汽车来的。这时如果就走，不会吃那么大亏。抗联一般都等天黑突围，结果在那硬打一天，敌人越来越多，下半晌少说1000多，多数是伪军。

屯子里没有大院套，我们趴在老百姓家的柴火垛、牲口棚、土墙、障子后边射击。东西两面是平光光的大地，南北是平缓的慢坡，敌人明晃晃地往上上，那雪齐膝盖深，也跑不快。约莫百来米距离，瞄准了，一搂火，八成就倒那儿了。咱们老兵多，枪法好。见有伤亡，伪军就趴下不动了。鬼子趴下还往前拱，黄糊糊的身子顶着个钢盔。连珠枪劲大，稍微偏点儿，也能把钢盔钻个窟窿，那感觉特别痛快、过瘾。这么打着，它也趴那儿不动了。让咱们吃亏的是炮弹，掷弹筒、迫击炮不断向屯子里轰击，老百姓帮着往屋子抬伤员。

顶到天黑，敌人知道我们要突围，攻得更紧了。雷炎把全支队的3挺机枪集中到东面，由他领着突围，郭铁坚在后面掩护。东边枪声响成一锅粥，西边敌人进屯子了。郭铁坚大声喊着上马、上马，指挥我们10来个人且战且退。我那匹马怯阵，有点儿惊了，好不容易才上去。子弹下雨似的，有的连上马的机会都没有。我冲到村口时，两边鬼子都上来了，有的就几步远，刺刀好像捅上马肚子了。死呀活的，那工夫什么也不想，就是拼命打马往前冲。后来再想想，那怎么还能冲出来呀？

卢连峰老人说：

我在屯东头“打马桩子”，那炮打的呀，房子打着了，毛驴炸到天上。雷炎跑过来，喊着小卢，通知你们团长，撤退。我跑去传达命令，团长匣子枪口指着我的脑门子，说你传达错了毙了你。我说没错，错了我自己毙了自己。

我那马鞍子不知怎么松了，一抓就滚下来。一个班长叫“山东王”，在那边踩住我的马镫子，我才上去。这时我手里还有根马缰绳，是教导队学员李福的，我一甩，他没抓住，拽住马尾巴跑几步才上去。机枪手王玉华的马伤了，马头一点一点地跑，我喊不行了，快上我这马。他听不见，机关枪哗哗朝两边打。团部李副官从马上掉下去了，高指导员喊“下卡子”，就是打阻击。我和李福下马，把李副官推到李福的马上，他大腿负伤了。高指导员和王玉华趴雪地上射击，我也趴那儿，把一槽子子弹打光了。跑到河边柳树毛子时，先是觉得马脖子伤了，有血星子刮到脸上，又觉得屁股底下不得劲儿，摸把裤裆黏糊糊的，立刻疼起来。我晕晕乎乎趴在马背上，寻思这回完蛋了。那马好哇，负伤了也一直跟着队伍跑，把我救了。

跑到个屯子，老百姓出来放炮烧纸接财神，把我们这些“神仙”接回去了。一个老大娘和她的两个儿子，好歹把我的棉裤脱下来，一看那样儿，老太太就哭了，说完了，这小孩完了。烧开水洗完伤口，老太太又乐了，说“烧高香”了，这小孩上辈人肯定做善事了。

那马跑起来，人在马上一颠一落的，就在那颠起来的工夫，一颗子弹从屁股沟子穿过，差寸把远就打上屁眼和那东西了。老太太给我弄完了，才发现右大腿还中了一枪，肉翻着，好在都没伤着骨头。

郝凤武老人说：

雷炎突围时肚子中弹，是颗炸子。大家硬把他抬上马，跑出10来里再看，肠子都出来了，不行了。那儿有条河，老百姓凿冰抓鱼，有个冰窟窿，把他放冰窟窿里了。唉，弄座雪坟，那也叫坟呀。可那样敌人肯定会发现，说不定要糟蹋成什么样了。把血弄干净，撒上雪，一夜就冻得跟原样差不多了，能保个全尸呀。

雷炎中等个，挺结实，天不怕，地不怕，爱打仗，脾气暴。郭铁坚中上等个子，瘦，瓜子脸，戴眼镜，文绉绉的，从不发脾气，他俩合作得可好了。

那时5月叫“红五月”，每年“红五月”都搞杀敌竞赛。支队长牺牲了，为给支队长报仇，我们也得多打仗、打胜仗啊！在绥棱打个日本人开的林场，晚上打的，打进去了。敌人不投降，火力猛，人也多。看不见人，射击有火光，就朝那火光打。不知道打没打中敌人，我被打中了，打中左胸，前边进去，后边出来，昏过去了。

醒来时，部队开始撤退了。我在地上爬，稀里糊涂地瞎爬，伤口疼，可能还叫唤了。指导员张荣听见了，或是看见了，把我扛肩上，像袋面似的扛着跑。也没包扎，也没工夫包扎，把他弄得血人似的，把我又扛昏过去了。

王钧老人说：

大草原由白变黄又变绿，青纱帐起来了，抗联的好日子来了。这时走到哪儿，一般都有地方关系了，有的屯长就是反日会长，两面政权。在个屯子住下，就有小青年找你要求上队。克山县小油房屯，一下子有4个人上队。李春生是那一带几个屯的反日会长，也要上队。我说你上队只能起个战士的作用，在地方给部队筹粮、做衣服、通风报信，领着这么多人抗日，这作用多大呀！

耿殿君组织抗日先锋队，开头拿棒子训练。我们把缴获的枪支弹药给他们，50多人都武装起来。这是龙北地区第一支地方武装，冯治刚让跟着12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