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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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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后期名将王明贵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4年在汤原县格节河金矿当工人时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3路军西征后为3支队长。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宽肩阔背，寸把长白发，双目有神，有些耳背，我们的谈话就有点儿喊话的味道。
同样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瑞麟老人，笔者采访时患脑萎缩。老人的夫人告诉我：他糊涂了，什么都忘了，就抗联的事情还记得些，你跟他谈一会儿吧，行。
而王明贵老人的夫人，则提醒我：你们少谈一会儿吧，他心脏不好，一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血压就高。
又道：你要是早来几年，谈几天都行。
1940年9月，打下“模范的克山县”城后，3支队假装南进，5天打了7仗，然后突然掉头，夜行晓宿，向北疾走，长途奔袭嫩江县北部的霍龙门车站。
在军事上，霍龙门是北部呼玛、塔河、漠河等县的支撑点，经济上是周边几县矿产、木业的集散地。鬼子还在这里建立个铁路供应总站，储备大量军需。打下它的意义、价值，又非那座“模范城”可比。
除伪铁路警察外，有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由10多个鬼子负责警卫。车站东边有个伪骑兵“讨伐队”，南边是鬼子大营。每天早晨从嫩江开来一列军列，运来几百鬼子，有时住在大营里，有时当晚返回，大营里只有几十个鬼子。
10月13日，王明贵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去霍龙门侦察，得知鬼子这天又返回嫩江了。
1940年（无月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应为3支队——笔者）夜袭火罗门车站、渡嫩江、深入甘南平原经过》（下称《经过》）中，写道：“从支队长说明攻击罗门意义后，队员们都一刻不停地整理东西互相低声地让（议）论着：‘他妈的，这回日本子，又该倒霉啦！’”
8大队摸到伪军驻地，把毯子搭上铁丝网，翻跳过去，按住哨兵，冲进院子，歪把子朝房檐下就是一个点射。敌人睡得迷迷糊糊的，这是让他们精神精神。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里面一阵骚动。再喊不投降就扔炸弹了，里面喊着别扔，我们投降。
鬼子大营周围一圈铁丝网，还有很深很宽的壕沟，只有一个大门。7大队一个中队趴在大门外路边草丛中，待鬼子跑到门口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连滚带爬地到壕沟的土坎后面，还击一阵子，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又朝门外冲来。火车站枪声炒豆似的，它急呀，结果站起来就成了靶子。如此反复几次，不知鬼子死伤多少，都被顶了回去。
火车站兵分几路，缴铁路警察械，攻打警卫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子，砸铁路供应总站仓库。粮食是大米、白面，还有成箱的饼干、罐头、香烟，衣服、大衣、帽子、鞋子全是新的皮的。缴获200多匹好马，就都成了驮马。可偌大的供应总站，也就驮走一个角落而已，付之一炬，霍龙门就成了火龙门。
一切都按照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王明贵还活捉个鬼子。
活捉的十几个鬼子、几十个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还有几十个随军慰安妇。《经过》中说：“给他日本文的传单释放，起初日本人很害怕，放开他们的时候，都表示感谢，机枪射手××（原文如此——笔者）同志瞪着眼睛说：‘日本子，你走吧！你要捉住我们，再也不能放，他妈的！装好人呢，滚吧！’”
冯治刚指挥2支队打下讷河县城后，敌人精心组织一支200多人的“讨伐队”，以游击战对付抗联的游击战。
这些人是从讷河、克山、德都三县收罗的，瘸子、独眼、大烟鬼、惯匪，还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立功折罪”的罪犯，共同特点是枪法准，骑术好，有奶便是娘。装备精良，马也是从几个县挑选的最好的快马，驻在讷河、克山、德都之间的北兴镇，哪儿发现抗联，立即出动，穷追不舍。这帮地头蛇自恃身手了得，没把抗联放在眼里，也确实给抗联造成很大危害，耿殿君、姜福荣就是被这帮东西杀害的。
王明贵就琢磨怎么灭了这帮东西。
1940年4月上旬，王明贵和赵敬夫率3支队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的十三号屯。找来屯长给些钱，让他买来两只大肥猪杀了，饱餐一顿后，在屯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天亮前起队出发，王明贵让屯长去向敌人报告，实话实说，并说抗联往五大连池方向走了。
部队过了五大连池，又向北进入朝阳山。顺沟走出几公里，迎面一道土岗横在两山之间，两侧山上是稀稀拉拉的不高的柞树，沟里一片开阔地。如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敌人可能就不上钩了。
敌人来了。一路顺着山沟跟踪而来，另一路从西边上山，沿着山梁前进。王明贵微微一笑，看着山沟里的一路进入伏击圈，一枪把领头的敌人打下马来。顿时，七八挺机枪和二百来支步枪吼叫起来，接着手榴弹也投了下去，山沟里人仰马翻。这是从汤原游击队始，第一次有了被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感觉特别来劲，也真有威力。西山梁上的敌人还挺远，侧射火力作用不大。看着打得差不多了，王明贵下令撤退，一口气奔出几公里，然后“打马桩子”，人翻西边山梁，占领阵地，把从西面迂回上来的敌人又一顿痛打。
两次伏击，这支地头蛇“讨伐队”伤亡近半，也把它的精神摧垮了。而3支队马不停蹄赶去北兴镇，趁夜暗打进去，又把它的老窝端了。
陈雷老人说，王明贵这个人聪明，悟性好，决心硬，又冷静，能算计，眼界宽，走一步，看几步，是抗联后期最能打仗的支队长之一。
3支队袭击霍龙门车站，是为了应对已经雪花飘飘的严冬，也是准备进军呼伦贝尔。
1940年1月，根据北满省委指示，冯治刚率6军教导队和12团120多骑兵，进军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准备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北满抗联总后方，并与关内八路军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取得联系。这是抗联首次进入这一地区。2月4日，在布西三岔河上游任殿臣屯被敌包围，冯治刚牺牲。王钧率部突出重围，转战阿荣、巴彦两旗，3月中旬返回朝阳山。
霍龙门战斗后，3支队两次进军呼伦贝尔。首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阿荣旗突破万余日伪军堵截，深入到洮南、泰来等县。第二次是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3支队渡过嫩江，直插阿荣旗和甘南县民族杂居区，再北上进入呼玛县，年底过界去苏联休整。
忽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忽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战马打死了、累死了、饿死了，断粮杀掉吃了，骑兵变步兵。再打仗，再缴获，再变成骑兵。伏击、偷袭、化装袭击、遭遇战、突围战，不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而在进入呼玛县后，则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沟矿业。
在同时期的东北抗联中，3支队是最活跃的，战绩也最大。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王明贵今年（1941年——笔者）一月上旬入苏，三月上旬归满，于本期内为第三路军匪帮最为活跃者。”
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寇用尽千方百计，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毁灭了富饶的农村，而使抗日部队在伪三江省地区受到严重打击。而今抗日队伍又克服巨艰万难，长征小兴安岭西，挺进于嫩江平野，展开历年来所未有之英勇行动，敌寇焉能不惊讶穷蹙呢！因此，敌寇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察署，打下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警察分驻所，又打下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打完了就进山。
郝凤武老人中等个头，黑白发，有点儿耳背，一支接一支地抽石林烟。他1921年生于依兰县，1937年5月参加9军，离休前是抚顺煤矿十一厂厂长。去他家采访，老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东北军区的呀。
老人说，我第一次负伤就是重伤，指导员张荣把我扛回来，有个老王头照顾我。他四十多岁，是炊事员，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他就在旁边刨坑。两米来深的长坑，躺进去个人挺宽敞，还扒来几块挺大的桦树皮。我躺在窝棚里看着，说你鼓捣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呀？他说你别问了。后来看我死不了了，才说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我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我的，这东西油性大，抗烂。我寻思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老人说，参军前我在甸子里放猪，碰上葛万才和富仁山，他俩去城里侦察回来，动员我上队打日本子。我说能打过吗？他俩说能，我说行。那时什么不懂，后来明白光凭我们抗联自己，是打不过日本子，推不翻“满洲国”的。可打不过也得打。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抗联在，就不能让它小日本、“满洲国”消停了。
1940年12月8日，《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兴担�
四○年敌人在战场上受的损失，比较三九年更严重，我军在战斗中。
第52章 “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
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军长
许亨植，原名许克，3路军西征前化名李熙山。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其父因反日被通缉，1913年全家流亡中国东北。他1930年入党，同年五一在哈尔滨参加游行示威被捕，“九一八”事变后被组织营救出狱，任宾县特支委员。之后任哈东支队指导员、大队长，3军1师2团团长、3团政治部主任、3师政治部主任，9军政治部主任，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兼12支队政委。
3路军老人说，许亨植高个，圆脸，浓眉大眼，一身“疙瘩膘”（凸起的块状肌肉，意为结实），爽快，果断，说话、办事“嘁里喀嚓”（干脆、利落），打日本那是坚决性的。
讲一口流利汉话的许亨植，先后在宾县、汤原做地方工作，1933年春又被派到珠河县黑龙宫。这位与金策、李启东同时期的职业革命家，扮作雇工，水田、旱田都是把好手，人又豪爽、仗义，谁有困难，竭力向前，而且见多识广，颇受拥戴，许多年轻人都要跟他拜把子，愿意听他的。当时，铁道北的黑龙宫、侯林乡一带，有许多义勇军、山林队，打着反日旗号反日的不反日的，对共产党和珠河游击队的态度也形色不一。许亨植向这些队伍宣传“1·26”指示信，许多头头都表示欢迎，对这个谈吐不凡、一表人才的朝鲜族小伙子，很是高看。
许亨植能打硬仗，有人说他是员猛将。1936年初，在道南高丽营子战斗中，面对绝对优势的日伪军，有的义勇军临阵脱逃，援军又被阻在途中，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坚决不后退，终于打退了敌人。官兵士气大振，接下来又在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战斗中，连战连捷，打出威风。
3军西征，许亨植率先遣队。3路军西征，也是这员猛将率领首批部队披荆斩棘。
西征先锋，人生地不熟，每一步都是第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凶险，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这一切都无法详述，只知道把这样的担子交给他，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1938年9月6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熙山同志在半年来的九军工作中，是相当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他正（确）的对待了上层的关系，以诚恳和坦白的精神去说服上层，使上层能容许和帮助下层党政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训练班的方式，能够提拔一部分新的干部和团结一部分干部在党的左围。并训练班的方式来起模范作用，而改善队内政治工作和队员的一般意识倾向，在队内建立了党的组织。因此当九军二师进行投降时，能够推动上层及时的清洗了队伍，能够实现了新的九军二师岭西远（征）计划。
有老人说，8军也好，9军也罢，政治部主任这个角色，不但难干，而且凶险。许亨植在9军干得挺好，跟李华堂等人也处得挺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可有人认为他跟赵尚志是一伙的，把他调离了。
倘若许亨植继续担任9军政治部主任，9军后来会怎样，这是谁也不好说的。他在大罗勒密的密营中，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培训120余名官兵，李华堂被俘叛变后，正是这些骨干撑起了9军的脊梁。
作为北满省委委员、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他自然也参与了省委和3路军的许多重要决策。
1939年10月27日，他在给某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紧急通告和宣传品已经收到了，检阅之后，我对于你所认识之目前中心任务变动问题（即拥苏占一等地［位］，而应援国内抗战处于次要地位）是有意见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段）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已经在中国各地普遍的燃烧起来，中国民众现在都被吸引到这一战争的范围内，即使东北的民众虽然现时还未直接参加，但他本身所感觉到的是民族压迫，首先要求的是民族解放，应援国内抗战这一口号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并且在响应国内抗战中，我们自然在实际上拥护了苏联，但是我们如果首先拥护的口号，无疑的是又犯了“左”的毛病，而未认清东北民众的一般心理和现阶段我们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及工作任务。
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是难得的，把它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1941年后，3路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夏，留在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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