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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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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抱枪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回来跟农民自卫队长郑万昌一说，大家齐声说好，立即行动。自卫队藏在院外的高粱地里，何畏抱只老母鸡，从门口走过。那哨兵招手让他过去，何畏假装害怕，抱着老母鸡钻进高粱地，那伪军就追。除了老洋炮就是扎枪头子、大刀片的自卫队，就有了十几支步枪，“何团长”名声大噪。
何畏原名何永祥。李延禄听说这事后，摸着他的脑袋说：你这么勇敢，什么都不怕，就叫“何畏”吧。
比何畏大一岁的姜墨林，儿童团的团龄比何畏大三年。他是宁安县红土墙村人，主要任务是跑交通。敌人到处设卡，进趟城更难，有时连妇女梳在脑后的“疙瘩揪”（抓髻）都要扯开检查。姜墨林扮作个小要饭花子，拿张大饼边走边吃，信就藏在饼里，不检查拉倒，检查两口就吞下去了。他还“收编”个比他小四岁的顾全民，有时各自行动，有时相伴出发，破衣烂衫，拿根打狗棍。有时两人假装打架，一巴掌把鼻子拍出血，一个跑，一个追，无论敌人拦没拦得住，连哭带叫，又撕又打地也就混过去了。
姜墨林的交通跑得太出色了，敌人就盯上这个比同龄人矮半头又小一圈的孩子，他就不得不上队了。不到3个月学会1000多个字的姜墨林，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打死个鬼子。之后攻打延吉县双河镇，小队长姜墨林把十几个人分成四组，在齐裆深的雪中挖沟掏洞，战斗一打响就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夺下东关炮台，第一个冲进镇子。
1936年12月，3军5师打下佛山县城，转移到乌云县小河沿屯时，有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兵，掉进农民饮马用的冰眼里，脚冻坏了，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没想到这家的主人袁明是个日本特务，那还有个好吗？严刑拷问，敌人一无所获。
乌云县参事官增田虎正郎和伪县长赵畏亲自审问，审讯室换成了高雅的客厅，留声机还播放着乐曲。
赵畏首先开口：你们两个小孩，在爹妈身边过好日子多好呀，抗什么日呀？
一个小兵道：我们的爹妈是中国人，你的爹妈是日本人吧？
另一个小兵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俺们在佛山把大汉奸王万良绑在灯杆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赶紧打圆场：我知道你们是被“共匪”逼着干的，只要你们说不是自愿的就行，皇军大大的人道。
两个小英雄瞪圆眼睛：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你们才是匪，是胡子，我们打日本子是百分之百的自愿！
行刑那天，走到“恒昌号”商铺，两个小英雄要了酒和红布，站在爬犁上高喊：再过十几年，又长这么大，还打日本子！
何畏是1938年西征时牺牲的，姜墨林是1940年在东宁县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的，他们是东北抗联非常著名的英雄人物。
而这两个慷慨赴死的小英雄，无名。
王传圣参军不久，就被调到军部当传令兵。到军部好呀，成天守着首长，学的东西多，进步快，枪也好，还是骑兵。可一看到那马，立刻傻眼了。那是军长的备用马，一匹红色大洋马。那年他才十五岁，长得又瘦又小，也就1。50米出点头。别说这又高又大的大洋马，就是一般的马，骑术不好也爬不上去。平时踩块石头，或是站到高处，好歹爬上去，打起仗来怎么办呀？琢磨一大气，弄两根木棒，在两头拴上绳子，接在两边马镫下边，做了个“二梯蹬”。这样能爬上马背了，两脚又够不着马镫子了。想把马镫绳剪短些，再一想军长骑时又不够长了，就用木棒、绳子在上面做了个“三梯蹬”，算是马镫子。
那时军师团各级传令兵，几乎都是像王传圣这样挺机灵的小孩。跑个腿，传个话，锻炼两年长大了，再派到部队去。各军陆续大都成立少年连（营）后，也大抵如此。像杨靖宇、赵尚志，几乎一直把少年连（营）带在身边。这些小孩，有的是流浪儿，有的父母被敌人杀害了，被部队收留了，还有的是随父母上队的。把他们集中编制，便于行军作战，平时又能学文化、学军事，像个教导队似的。
高玉林老人说，我十三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半拉子”，十六岁干“八厘股子”。“半拉子”是干半个人的活，给你一半的工钱。“八厘股子”是干八成活，给八成工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常常给不到。我刚参加抗联那阵，就是跟着跑，连个“八厘股子”也顶不上，算个“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和现在，文字上都叫“少年连”，当年我们就叫“小孩队”，有的还叫“半拉子队”。“小孩队”锻炼一下，打仗挺厉害的。大人刚参军，不会打仗，还赶不上“小孩队”、“半拉子队”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交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在谈到珠河游击队时说：
少先队原来二十余人，当我到队时，只有十八人，因为吸收几个人到教导队去了，少先队是一个中队，队长李根先最勇敢忠实。没有派争，非常好的一个同志（韩），但政治上不发展，少先队员较之其他队员勇敢积极，在政治上也比较其他中队好得多。
1937年12月，1军成立少年铁血队，杨靖宇让王传圣当指导员。全队五十多人，干部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十九岁，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第一仗是临江县红土崖战斗，全歼伪军一个排。接着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团部落”，活捉三十多伪警察。战后伪警察说，一帮大老爷们儿，让群小孩打得稀里哗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军少年连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笔者采访到的大多数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铁环、周淑玲、潘国权、丛茂山、曹曙焰、王云庆、郝凤武、卢连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编入少年连（营），当年都是小孩。
1938年后，抗联进入最困难时期，除南满1军重新组建的少年铁血队外，少年连（营）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参军后就和成年人一起战斗。
两位医官
5军医官管毅，是笔者家乡本溪县人，1914年出生，小学没毕业父亲病逝，退学到县城私立济民医院学徒，出徒后在桥头镇开家小诊所，取名“早春医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话就说，自然不会有“满洲国”的好话，引起宪兵队注意。眼见风声越来越紧，家乡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县刁翎镇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开起早春医院。
郭铁坚在刁翎组织反日会，管毅二话不说，参加，不久又入团，小医院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伪警察、特务也来看病，管毅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嘴里掏情报。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许家屯，为5军1师师长关书范治伤，同时也是让他上队。他在济民医院学的是西医外科，部队最需要这样的医生了。
他对妻子说，这些年我干的什么事，你都有数。再守着那个小医院，早晚会出事，你们娘儿们孩子也跟着遭殃。你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回本溪老家吧，乡亲们问我哪去了，就说得病死了。我这一走就没个头了，什么时候“满洲国”倒台了才到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也难说，你就别等我了。回老家找个能过日子的实诚人，帮我把两个丫头拉扯大了，我就感恩不尽了。你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对不起你。倘有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胡真一老人说，第一次看管毅动手术，是从大腿里取颗子弹。伤员躺在桌子上，几个人按着，像杀猪似的。听到叫声，我们几个女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去看。我的妈呀，有的吓得扭头就跑，我也赶紧把脸捂上了。之后又锯胳膊锯腿的，有麻药的时候不多，就那么“生吃活拉”（活活的、蛮横的、强硬的）地拉呀锯呀。管毅热情，乐于助人，瞅着挺文静个人，再见到就觉得这个人挺说摹Ｂ乩斫饬耍彩炝耍仕阕苷庋质酰睦锖檬苈穑克究谄蹈献呷毡咀泳秃昧恕�
管毅是2路军西征到五常时牺牲的。
郝凤武老人说，那次负伤，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没有王医官王耀均，那个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两头来给我换药。9支队这一帮、那一伙的，伤员也是，我给他算过，不吃不睡，转一圈也得3天左右。这人医术好，态度就不用说了。张荣负伤，也是前胸，吃大烟顶不住，说小郝你行行好，给我补一枪吧。我觉着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们有王医官呀！我们抬着他拼命跑，去找王医官，到底给治好了。我们9支队，还有3支队，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为医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因为他来路不明。
管毅是5军请上山的，比管毅大两岁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军的，一切全靠自报家门。他是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学毕业到哈尔滨学医，学成后在哈尔滨行医，1936年春到富锦给人看病，碰上6军2师就要求上队。他说的都是真的，可空口无凭啊，别说师里领导了，连个士兵都恨不能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来的特务、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党过去对知识分子只听他几句漂亮话，慷慨救世的口气，就不经过实际工作而轻率地吸收入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方法最容易给奸细混进党内的机会。我们吸收知识分子时特别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汉奸混进党内。
管毅上队不久就入党了，王耀均是4年后在西荒入的。那时工农出身入党容易，有钱人就难，而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有钱家庭出身。许多老人说，那时认为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儿也多，脑瓜活，容易动摇，一般开头都不大被信任。
而现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怀疑、戒备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党这一层，他现在最迫切的渴望是报国有门。他之所以能被暂时留下来，是因为2师当时有几个重伤员，有的已经不大行了。送上门来的医生，为什么不用用呢？那时抗联最最急需的人才，莫过于医生了。谁都明白，一支部队没有医生，官兵负了重伤就只有等死，那对军心士气会产生什么影响。可也正因为如此，敌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让你上当受骗吗？
师里请示到军里，最后还请示到联总司令赵尚志。对于这个来路不明又无从调查的人，据说赵尚志说了8个字：提高警惕，暂时用着。
李敏老人说，冰趟子战斗后，总部让耿殿君带王耀均去海伦接收伤员，带回汤旺河密营。30多伤员，就王耀均和一个姓毕的医兵，关键是没药，治冻伤就熬冬青水洗烫，枪伤就用老鸹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冻伤了，有的伤员也冻伤了。耿团长火了，说你这个大医官怎么搞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给个病号打针，没打完那人就昏过去了，醒来说王耀均要谋害她。那时那人极少打针，不知是晕针，还是药物反应，好在那针真管用，病人很快见好了。可那一阵子把大家伙儿弄得紧张呀。裴大姐跟他谈话，他解释几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平时有的伤员心烦，骂他，他也不吭声儿。这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不大爱说话。这人骨子里非常硬气，很有活动能力，能言善辩，当时我们不了解，他在那种情况下也难以展示这种才能。我们都挺尊敬他，可一出点儿什么事，就会想到他来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文—老人说，伤员多了，我们这些女兵就成了医兵。他给我们讲怎样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各种常用药的性能、用法，怎样熬制中草药。许多人不识字，他给我们开文化课，讲课、检查作业像看病一样认真，写字要横是横，竖是竖，我现在写字字形还像他。
—。人—老人说，听说西征后，他和3军被服厂厂长谈恋爱，两人彼此爱慕。女方是党员，他不是，还没人证实身份，组织上不批准。
—。书940年11月，在阿荣旗一次战斗中，王耀均负伤，被安置在开荒屯养伤，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刚入党的医官的不为人知的才能，这回尽情释放了。他去齐齐哈尔铁路局独身宿舍食堂当厨师，4个多月即发展了百余人的地下抗日组织，取名“北满执委会”，成员大都为铁路员工，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组织。摊子大了，耳目多了，与9支队取得联系，郭铁坚将北满执委会改成抗日救国会，并成立党支部，王耀均任书记。
—。屋941年秋，郭铁坚牺牲，公文包被敌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组织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抓人，王耀均和许多党员、救国会员被捕。
除郭铁坚外，许亨植牺牲时，公文包也被敌人掳去，造成损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泪的医官，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或者一声不吭，或者咬钢嚼铁三个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杀害的。遍体鳞伤的高大汉子，站在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给李军长的信》中说：
新参加之李医官余已面询。查其心志，对抗日救国并不坚固。医术中西医兼懂，但并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称为上等，在监视与领导下可任用组织后方医院。
5月9日，《关书范给周保中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五军之医生及治理伤兵问题上，在与各军比较起来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军中占一等的5军，除了管毅和这位新参加的李医官外，还有几位医官，也不知道这位李医官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能说得清抗联曾经有过多少医官，能够比较详细地写在这里的只有两位。
“后死的我们”
孙国栋，1916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十五岁参加西北军，又参加东北军，曾参加江桥抗战。1932年初报号“压满洲”，率百余人坚持抗战。1936年被3军收编为独立营，任营长，不久入党。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们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炫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三道沟，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差半年就毕业了，和张甲洲回东北拉队伍抗战，任巴彦游击队特派员，游击队失败后到富锦县立中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8月任联军随军学校教育长，之后为11军1师政治部主任、3路军6支队政委、总部特派员兼宣传科长。
前面引用过的《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校涤谔旆拧案涸鹁癫涣樱ぷ骰鍪鲁辆病薄�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平读书和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有多少，回东北投入血火抗战的有多少？而那时一所中学的校长，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县太爷。至于1938年后不断有人冻饿而死的那种严酷的环境，对这位知识分子又是一种怎样与众不同的考验？据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露营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1940年10月22日，《于天放谈龙江平原游击的感想》中说：
我东北抗日部队自一九三八年受了严重损失以来，多数队伍均在人烟绝无的山岳地带游击，形成了度命的状态及吃睡主义的状况。队伍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减少数量，增多损失的机会，决不会发展的。我们为了蓄积实力，保存与扩大新的力量，非执行平原游击的计划不可。
畏敌怯战、坐吃山空的“蹲山主义”，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而于天放一贯的主张就是打出去，在战斗中求得生存、发展。即便是被俘入狱，也要寻机打出去、冲出去。
他是和孙国栋等人同时被俘的。部队化整为零，在乡间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他和于兰阁在绥棱宋万金屯，杜希刚在北大沟，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还有个新发展的刘祥在依安。出个叛徒夏振华，敌人一齐下手。
在庆安县关了20多天，又五花大绑押来伪省城北安，关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伪警察厅特务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满洲馒头”，“犯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对他却优待得很，油饼、馒头，菜里肉还挺多。他曾想绝食。学生时代看课外书，讲革命者在监狱中绝食。再一想，吃它个“满洲国”，吃饱喝得了好跟鬼子斗。
不光好吃好喝，各种头面人物还常来看望，问寒问暖，有时还把看守训一顿。这样持续一个来月，敌人开始用刑了。于天放的体会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你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
这特务分室是座秘密监狱，不知关押过多少爱国志士。于天放后来得知，12支队长朴吉松，1943年在庆安县福合隆屯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杀害前就关在关押他的第二监室。
他开始谋划越狱。
他是夜里被押来北安的，蒙着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围活动，还派人进来侦察，画过城区地图，可这秘密监狱的位置却是个谜。两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挂着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传递给他的，除了风声就是火车的响动。南面火车汽笛不时鸣叫，西边有火车来往经过。如此，南面是火车站，斜对过就应该是实业银行，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人家了。后来证明，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越狱得有武器。监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铺小炕外，连他的裤带都给没收了。不过，两个监室的间壁墙上，嵌着个挺大的俄式“别拉气”（火炉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个掏炉灰的小铁门，正好在他的监室这边。小铁门长半尺、宽3寸，有个铁轴，能安能卸，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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